唐朝是一個詩文斐然的朝代，這個時期不但有李白那樣的詩仙、杜甫那樣的詩聖，而且還出現了王維那樣的詩佛。詩佛的出現，不但體現了唐代經濟與文化的繁榮，更體現了唐代佛教事業的興盛。仔細琢磨這種文學現象，則不難發現佛學對於詩歌意境有著圓滿的淨化與深邃的開拓，而詩歌這種文學體裁，它又充當了弘揚佛法的一種良好載體。

　　王維作為一代詩佛，他在詩的創作實踐上有著重大的貢獻，但他對於詩歌理論卻是不落言詮的。而後世的釋皎然、司空圖、嚴滄浪、王漁洋等皆以禪喻詩，則大開詩佛之論。與同儕相比，嚴羽的詩論恐怕較為全面徹底些，他認為“論詩如論禪”，因而極力主張“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滄浪詩話·詩辨》）。禪（dhyāna）即梵音禪那之略，意為心往一境，正審思慮（或冥想妙理）。由於過去無量世的無明業障，人們的六根感知六境所生成的六識總是虛幻不實的。要破無明，就要求我們正審思慮，用佛陀的智慧作為准尺來衡六識，濾其過者，存其善者。嚴氏本此在詩壇獨創妙語說，所說也無非至理，因而頗得後世贊許。明人胡應麟曾不無感慨地說：“嚴氏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詩藪》內篇卷二）胡氏之說並非過譽，事實上詩人的妙語只有“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才可能使詩的意境為之一新；也只有經過妙悟審慮的詩作，才可能韻味無窮。

　　綜觀佛學對詩歌意境的淨化和開拓，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妙捂可以啟迪詩人對宇宙產生深邃的認識，從而為詩歌的時空境界開闢一個新的領域。人們身外的客觀世界是無窮無盡的：在時間上無始無終，有限的人生不過是無量阿僧祗劫中的幾個刹那；在空間上無邊無際，人們的六根所感不過是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幾點微塵。有的詩人則本此認識拓展了詩的時空境界，且看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的幾句詩吧：“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巳，江月年年祗相似。”詩中那貌似童稚的兩個問句，勢必引發讀者對浩茫宇宙的遐思，從而使之領悟到人生有盡、宇宙無窮的哲理。再看王維的《竹裡館》一詩：“獨坐幽篁裡，彈琴複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詩人在幽深的篁竹林裡彈琴且嘯，除了千里明月之外，卻無人知曉，這是因為人們的認識領域非常有限。但人不知絕不等於無人彈琴，因為宇宙空間是無窮的。讀這樣的詩，似乎使我們有限的人生忽而躍入了無窮的宇宙之中，見到了天外之天、象外之象。

　　其次，妙悟可以引導詩人對物性產生正知正見，從而挖掘詩作的新意境。其實，人們對宇宙萬物定下的概念不過是一種思維的符號而已，概念與事物本身之間並不完全吻合。因為，人的主觀方面由於無量過去世的煩惱障與現在世的所知障的緣故，對客觀事物所形成的概念往往是虛妄不實的；另一方面，“諸行無常”，任何事物都在刹那刹那地隨緣生滅，人們所感知的此一刹，絕不與彼一刹那相同。王維的《辛夷塢》可謂得此妙諦了：“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長在深澗裡的辛夷花雖然不為人知，但它依舊朝為紅萼，暮成落紅，生生滅滅相續，輪回不息。“緣起性空”的哲理豈不在這“有畫”的詩裡得以證喻麼？

　　此外，妙悟可以幫助人們去掉“我執”，唯其如此，詩人身心皆空，自然會發現美的極致。於是，他的詩作也將會“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不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話：詩辨》）且看王維《鹿柴》一詩：“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空山中那隱隱約約的人語聲猶如空谷足音，反添幽林之靜。寂靜則有裨於禪定，入定時所見的返照青苔的夕陽則應與初日分、中日分大不相同，這便蘊含了大千世界的一切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生住異滅，無有常住的佛理。同時，沒有“返景”，也就沒有“複照”，二者之間是此有彼有、此無彼無的關係，這也便形象地說明了“諸法由因緣而起”的佛理。詩中並無一字禪言，而處處皆切佛理，全詩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讀之使人有“鈍根仍落箭機鋒”之感。

　　佛學滲入詩壇，給詩歌創作帶來了蓬勃的生機，還因為詩的意境與佛旨有某些契合之處。佛法是妙難思、妙難言的，詩的意境也是不可言傳且言之不盡的，因而佛法一旦滲透到詩中，其意境則頓然空靈宏闊，其韻外之旨妙不可言。固然，迄今為止，詩家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尚不為多，故具正法眼、悟第一義的詩作也為數不多。

　　另一方面，詩佛產生之後，詩歌這種文學體裁也便具備了弘法的功能。佛教的教理是深妙莫測的，三藏經典卷帙浩繁，非大根器則難窮其源。然而將深奧的教理寓於形象的詩作之中，可以寓教於樂，則仍不失為一種弘法的方便之門。且以常建的《題破山寺後禪院》為例吧：“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曲徑”一聯的寫景歷來為人所贊許，而頸聯的殊勝之處則鮮有人言，請看：這幽美的山光使飛鳥也感到性情欣悅，那倒映著青山、白雲與人影的一泓潭水，簡直要將你的五臟六腑中的雜念也洗滌一空。在詩人筆下，無論是鳥是人，只要聞知佛法，就立生信心，真是“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這“不二法門”的妙諦，在此兩句詩中盡出矣。值身此境的人自然會入定，因而詩人萬籟俱屏，但聞寺中鐘謦之音縈環耳際，經久不絕。這樣的詩不祗是給讀者以美的享受，而且能點燃讀者智慧的火光，傳播覺悟的種子。同理，王維的“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過積香寺》），“軟草承跌坐，長松響梵音。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登辨龍寺》）等詩，均是弘法的上品。透過詩作，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禪定時所閃爍出的智慧靈光，揣度出他當時妙不可言的心境。讀這樣的詩，人們將不期然而然地聞知到了佛法，並生三皈之心。

　　目前，禪林吟詠，年長者居多，中青年甚少。鄙人深感於此，故撰文以明“佛理可以正詩，詩藝可以弘法”之理。寫成此稿，時夜將闌，起視戶外，皓月當空，照徹千里無礙；庭有女貞，正發幽芳，清風作韻，似寂處有聲，而暗香馥然。感此良辰，偶占一絕，以賡於後：

　　露沁幽芳夜，風生樹葉鳴。
　　敞襟人寂處，千里月華明。

　　原載《南洋佛教》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