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名思義，《開寶藏》是我國北宋太祖開寶年間開刻的一部佛教大藏經，故名；還因為這部大藏經刻於四川成都，故呂澂先生又稱此藏為「宋刻蜀版藏經」。《開寶藏》是我國的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這部大藏經的初刻本大約完成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在初刻本完成後，經板於當年運到京城，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寺設印經院開始印經。之後，在真宗朝至徽宗朝的一百餘年間不斷地有所增補，遂使《開寶藏》形成多達六千餘卷的龐大規模，並一直刷印流通到宋徽宗時代。在北宋末年，由於宋金戰爭，金軍攻占東京開封，經板散失或毀於兵火。此後，其印本歷經幾個世紀幾乎散失迨盡。這樣，《開寶藏》就成為一部基本亡佚的大藏經版本。正因為《開寶藏》是我國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經，它曾被呂澂先生稱為「宋代閩浙私刻和遼刻、金刻及高麗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據的祖本」（〈宋刻蜀版藏經〉，載《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同時，這部藏經又是一部基本亡佚的版本，因此，研究《開寶藏》，考察其雕造的歷史、弄清楚它的編目體系和收經內容，以及其產生的影響，就成為中國刻藏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一、 關於《開寶藏》頗為珍貴的遺存
我們說《開寶藏》已基本亡佚，是因為在近代以來陸續在國內外發現了少量的《開寶藏》印本。這些印本總共十三卷，其中的多數還是殘卷，它們是：
(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六，千字文帙號「秋」，卷軸裝，存十六板（全卷二十五板），開寶五年奉敕雕造，哲宗元符三年刷印，現藏山西省博物館。
(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八一，千字文帙號「李」，卷軸裝，存十七板（全卷二十五板），開寶五年奉敕雕造，無刷印年代，現藏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北京法源寺）。
(三)《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三，千字文帙號「有」，卷軸裝，全卷首尾齊全，共二十九板，無雕造年代，徽宗大觀二年刷印，現藏上海圖書館。
(四)《阿惟越致遮經》卷上，千字文帙號「草」，卷軸裝，存三十四板（全卷三十五板），一板僅存二行，三板存一－四行、十二－二十三行，開寶六年奉敕雕造，徽宗二年刷印，現藏北京圖書館。
(五)《大雲經‧請雨品第六十四》，千字文帙號「大」，全卷三十一板，缺一－三板，四板僅存十行，開寶六年奉敕雕造，無刷印年代，現存山西省高平縣文博館。
(六)《中論》卷二，千字文帙號「寶」，殘破嚴重，只存最後幾板，開寶七年奉敕雕造，徽宗大觀二年刷印，現藏上海圖書館。
(七)《雜阿含經》卷三十，千字文帙號「盛」，殘卷，開寶七年雕造，現藏北京圖書館。
(八)《雜阿含經》卷三十九，千字文帙號「川」，僅存一－四板，缺雕造年代和刷印年代，現藏北京圖書館。
(九)《佛本行集經》卷十九，千字文帙號「令」，首尾齊全，共二十二板，開寶七年奉敕雕造，無刷印年代，現藏廣西省博物館。（以上為國內收藏）
(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據日僧鵜飼徹定（一八一四－一八九一）撰〈古經題跋〉：此卷藏日本京都大德寺，卷末有「大宋開寶九年丙子歲奉敕雕造」及「太平興國八年奉敕印」之題記，其餘情況不清。
(十一)《佛本行集經》卷十九，千字文帙號「令」，首尾齊全，共二十二板，開寶七年奉敕雕造，無刷印年代。現藏日本京都南禪寺。
(十二)《十誦律》卷四十六，千字文帙號「存」，全卷四十六板，首尾完整，開寶七年奉敕雕造，徽宗大觀二年刷印，現藏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
(十三)《龍樹菩薩勸戒王頌》，千字文帙號「新」。據日本‧西村兼文〈古經跋語〉，其存板及雕造年月不清。
此外，在山西省高平縣博物館還保存有一卷《妙法蓮華經》卷七。此卷經的卷末有「大宋開寶四年奉敕雕造」的刻經題記；並有「熙寧辛亥歲」「賜大藏經板於顯聖寺聖壽禪院印造」和「皇宋大觀二年」鑒巒等化緣印經的兩則墨記，但沒有千字文帙號。我們之所以沒有把這卷經編號列入上述《開寶藏》存世印本的原因也在於它沒有千字文帙號。然而，這卷經所提供的兩則墨記，卻同樣見於以上列舉的《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三、《阿惟越致遮經》卷上、《中論》卷二、《十誦律》卷四十六幾種印本中，這說明它們都是同一時期印造的同一部《開寶藏》印本的遺存，至於這卷《妙法蓮華經》為什麼沒有千字文帙號就不得而知了。
關於《開寶藏》的遺存，在上世紀三○年代，為影印宋《磧砂藏》，上海學僧範成法師受命在山西訪經時，曾在晉城青蓮寺發現過三十八卷《開寶藏》印本。此事記載在〈影印宋磧砂藏始末記〉一文中，其云：「範成在山西晉城青蓮寺訪得普寧藏可補缺者計一三一卷（該寺並有《開寶藏》三十八卷，隋唐寫經二十九卷）。」（見《影印宋磧砂大藏經》首卷）晉城青蓮寺的這三十八卷《開寶藏》印本為什麼沒有引起範成法師的特別關注以及之後下落不明，至今尚是一個疑問。
上述《開寶藏》珍貴的存世印本為研究《開寶藏》提供了第一手的實物資料。從這些實物資料中可確知如下情況：
1.《開寶藏》的開刻年代在北宋太祖開寶五年（九七二）前後，是一部「奉敕」雕造的官版大藏經。此藏經為捲軸裝；其版式為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板頭刻有小字經題、卷次及千字文帙號。
2.這部藏經刷印流通的年代始自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年，見上列《華嚴經》卷一的印經題記），此後一直延續到宋徽宗大觀二年（一一○八），前後達一百餘年。
3.在以上所列十三種現存印本中，至少有六種（加上無千字文帙號的《妙法蓮華經》卷七）都在卷末加蓋有如下相同的兩則墨記：
熙寧辛亥歲仲秋初十月，中書札子奉聖旨賜大藏經板於顯聖寺聖壽禪院印造，提轄管勾印經院事演梵大師慧敏等。
蓋聞施經妙善，獲三乘之惠因；讚頌真詮，超五趣之業果。然願普窮法界，廣及無邊水陸群生同登覺岸。時皇宋大觀二年歲次戍子十月日畢。莊主僧福滋、管居養院僧福海、庫頭僧福深、供養主僧福住、都化緣報願住持沙門鑒巒。
關於第二則墨記，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六中，略有不同，其云：
蓋聞施經妙善，獲三乘之惠因；護誦真詮，超五趣之業果。然願普窮法界，廣及無邊水陸群生同登覺岸。時皇宋元符三年歲次庚辰八月日慶贊記。庫頭僧鑒智、供養僧鑒招，印經當講僧法憲、都化緣報願住持僧鑒巒。
此兩則墨記的第一則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即宋神宗熙寧四年（一○七一），《開寶藏》經板已奉敕移送到顯聖寺聖壽禪院，以供印造；而第二則墨記則指出：現存《開寶藏》印本中的多數是以住持僧鑒巒為募化主持人，由某寺院僧人募資印造的一部《開寶藏》的部分印本。這部《開寶藏》印造於宋哲宗元符至宋徽宗大觀年間（一○九八－一一一○），聯繫第一則墨記，其印造地當在顯聖寺聖壽禪院。關於募化主持人鑒巒其人，有資料證明，他是山西晉城青蓮寺這一時期的住持僧。現存青蓮寺，立於徽宗崇寧四年（一一○五）的〈福嚴淨影寺山場之記〉碑，其碑文云：
崇寧四年三月一日，因下院淨影寺齋會，住持福潤預趨上寺請巒禪師說法。會後請宣德部知蘭田事黃公為文，……遂摭巒禪師之說，勒之碑陰，略為其記。……崇寧四年七月住持沙門鑒巒、淨影寺住持沙門福潤同立。
這裡的「上寺」即今之古青蓮寺，福嚴淨影寺即今之青蓮寺。它們在宋代本為一寺，分別為青蓮寺之「上寺」和「下院」，而鑒巒在徽宗時代則是上寺的住持僧。由此可以推斷，今天流散各地的《開寶藏》印本中的多數，就是以晉城青蓮寺上寺住持鑒巒為募化主持人募資請印的一部《開寶藏》的遺存。
二、有關《開寶藏》的歷史記載及雕造始末
至今所知，有關《開寶藏》雕造的歷史記載僅有十分簡單的幾條，如果單憑這幾條記載我們是很難描繪出它雕造的始末，但它們畢竟提供了一些基本線索。這些記載是：
(一)《北山錄》，唐‧神清撰，宋‧慧寶注。其卷十「外信第十六」的夾註云：「今大宋皇帝造金銀字大藏經數藏，雕藏經印板一十三萬餘板，嚴飾天下寺舍。」（《北山錄》載《大正藏》第五十二冊）。
(二)《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法運通塞志〉「（開寶）四年」下載：「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太平興國）八年」下又載：「詔譯經院賜名傳法，於西偏建印經院（今臨安傳法院，即東都譯經院，今但供奉入內道場法事）。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經板成，進上。」又「（雍熙）元年」下載：「三月，日本國沙門奝然來朝。……求謁五台，及回京師，乞賜印本大藏經，詔有司給與之。」（南宋‧釋志磐撰，《佛祖統紀》，載《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三)《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八，太祖「壬申」（開寶五年）載：「詔雕佛經一藏（計一十三萬板）。」（元‧釋念常撰，《通載》，載《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四)《釋氏稽古略》卷四載：「壬申開寶五年，遼保寧五年，帝自用兵平列國，前後凡造金銀字佛經數藏，今年敕雕佛經印一藏，計一十三萬版（《北山錄》外信篇）。」（元‧釋覺岸撰，《稽古略》，載《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上記的幾條記載大同小異。這些記載記述了這樣一些史實：1.宋太祖開寶四年或五年敕雕大藏經板，主持其事者為「高品」（內侍）張從信；2.此藏最終雕成於何時不明確，但在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以前已經雕成，並於此年將經板運至京城，進於皇上，太宗敕命於太平興國寺譯經院的西偏殿建印經院，開始印經；3.此藏經板總計十三萬板。這部藏經就是《開寶藏》的初雕本。這一初雕本的最初印本剛剛開印就很快於雍熙元年，即太平興國八年的次年（九八四）因日僧奝然之請而傳入日本。
關於《開寶藏》初雕本的情況我們將在下文中作詳細的討論，這裡要指出的是，《開寶藏》初雕本刻成之後，並不是一成不變了，而是在之後的年代裡又經過了幾次的增補。儘管我們至今沒有找到有關這方面十分明確的記載，但《開寶藏》在雕成後的百年間經過多次的增補，卻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就在《開寶藏》初雕本運至京城之前的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宋太宗已敕命在京城開封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延請天竺僧天息災、施護、法天等進行譯經。這一譯經活動從一開始就得到最高當局的直接關懷，以宰輔大臣為潤文使，設官分職；其所譯經典皆奉詔「入藏」，並成為成例。正如《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所載：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災等居之，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令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詔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七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僧選義學沙門百人詳定經義。……詔新經入藏，開板流行。……十二月，詔選梵學沙門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證義。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召坐賜齋，以經付藏。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一○一三），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江等奉旨編撰完成的《大中祥符法寶錄》（略稱《祥符錄》），詳細記載了太平興國七年至大中祥符四年（九八二－一○一一）北宋新譯經的情況，在每種經譯成後，都要「具表上進」，之後都照例得到「詔以其經入藏頒行」的敕命。以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為例，三月，天息災譯成《大乘莊嚴寶王經》，十五日「詔以其經入藏頒行」；七月，法天譯成《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五卷，是月十二日「詔以其經入藏頒行」；十月，施護譯成《守護大千國土經》，是月二日「詔以其經入藏頒行」。至真宗朝亦然，如大中祥符四年，也就是《祥符錄》所錄譯經之最後一年，此年十一月施護、法護、惟淨共同譯出《秘密相經》、《尼拘陀梵志經》二種五卷，是月二十七日具表進經，「錫賜如例，詔以其經入藏頒行」。（《祥符錄》載《中華大藏經》第七十三冊，中華書局版。以上內容見該錄卷三－卷十六）
北宋的官方譯經活動，從史載的種種跡象表明，一直延續到北宋晚期的宋徽宗政和年間（一一一三年前後）。繼《祥符錄》之後，宋仁宗景祐三年（一○三六）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等奉敕編撰完成了《景祐新修法寶錄》（略稱《景祐錄》）。這部目錄收錄了《祥符錄》後至景祐三年，二十六年間的新譯經二十一部一六一卷。這些譯經同之前的譯經一樣，在目錄中都有進經表文和「入藏頒行」的敕令。如大中祥符九年（一○一六）十一月施護、法護、惟淨同譯《佛十力經》等四部四卷，於是月十七日具表進經，真宗「錫賜如例，詔以經律付有司入藏頒行」。又如仁宗天聖二年（一○二四）十二月，惟淨、法護等譯出《身毛喜豎經》，於是月二十四日具表進經，恩賜如例，其經「詔付有司入藏頒行」等。（《景祐錄》載《中華大藏經》第七十三冊，中華書局）
宋仁宗景祐三年以後的情況如何呢？雖然沒有如《景祐錄》那樣的詳細記載，但官方的譯經活動一直在進行著，《佛祖統紀》有如下記載：
仁宗嘉祐五年（一○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使」。
英宗治平二年（一○六五），右僕射衛國公韓琦「兼譯經潤文使」。
神宗元豐三年（一○八○），「詔詳定官制，朝議自唐至本朝譯經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以上載卷四十五）
徽宗政和二年（一一一二），「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爪髮被體。詔輿至禁中，譯經三藏金總持令擊金磬以覺之」。
徽宗政和三年（一一一三），「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總持，同譯語仁義，筆受宗正南遊江浙，至秀州車溪，……」。（以上載卷四十六）
這些記載說明，宋代官譯經直到徽宗初年還在持續。但到了徽宗宣和初年（一一一九）因徽宗崇信道士林靈素，「罷佛興道」，官方的譯經活動才最終停止。有資料表明，《景祐錄》之後的官譯經也都被敕入大藏。
與此同時，這時期相當數量的中國僧俗佛教著述也被敕入藏經，亦如《佛祖統紀》所載：
（太宗）端拱元年（九八八），「翰林通慧大師贊寧上表，進《高僧傳》三十卷，璽書褒美，令編入大藏」。
太宗至道二年（九九六），「詔以《御制秘藏詮》二十卷、《緣識》五卷、《逍遙詠》十卷，命兩街箋注，入大藏頒行」。（以上見卷四十三）
真宗景德元年（一○○四），「東吳沙門道原進禪宗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定頒行」。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一○一三），「請以兩朝御制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詔以太宗《御制妙覺集》五卷，付傳法院編入大藏」。
真宗天禧三年（一○一九）「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頒行，詔可」。
真宗天禧四年（一○二○），「右街講經秘演等，請以御制釋典法音集，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以上見卷四十四）
仁宗天聖二年（一○二四），「詔賜天台教文入藏」。
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參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傳法院編錄入藏」。
仁宗景祐四年（一○三七），「〈御制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以上見卷四十五）……等等。
以上記載說明，在《開寶藏》初雕經板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運到開封並開始印造之後，以譯經院為中心機構進行翻譯的宋代新譯經及相當一部分宋代僧俗的佛教著述又被陸續地敕命入藏了。然而，這些經籍是如何增補入藏的？它們是依據奉旨入藏的時間一部一部地入藏，還是依據《祥符錄》和《景祐錄》編聯入藏的，我們沒有找到有關的記載。相反，卻有資料證明：《開寶藏》的增補既不是一部一部地增補入藏，更不是依據《祥符錄》和《景祐錄》增補入藏的，而是經過傳法院精心編排，加入千字文帙號之後分批入藏的。這方面比較可靠的史料是北宋‧釋惟白著作於徽宗崇寧三年（一一○四）的《大藏經綱目旨要錄》（略稱《指要錄》）。該書是惟白閱藏過程中所集的一部提要式著作，在其卷八之末的「五利五報述」的序文中有這樣的記述：
崇寧二年癸末春，得上旨遊天台。中秋後三日，至婺州金華山智者禪寺，閱大藏經。仲冬一日丁丑，援筆撮其要義，次年甲申仲春三日丁末畢之，計二十餘萬字，因而述曰：且寡聞比丘不足以為人師表，古今聖賢共所深誡之格言也。故集斯大藏經律論傳
記綱目指要，以資多聞者，舉揚應其機器耳；況如來聖教若大海浩渺無涯，待舉一因一緣，何由便見也。今於四百八十函，則函函標其部號；五千餘卷，則卷卷分其品目，便啟函開卷即見其緣起耳。（《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第七七一頁）
這段文字指出：《指要錄》是惟白於崇寧二年（一一○三）春在婺州（今浙江金華）金華山智者禪寺閱其寺所藏大藏經的過程中「撮其要義」而成的一部著作。這一時期在福建福州的東禪等覺院業已開始了另一部後稱《崇寧藏》的雕造。這部藏經創刻於神宗元豐三年（一○八○），至崇寧二年亦已雕造完成了《開元錄》的四百八十帙。那麼，惟白所閱讀的大藏經是《開寶藏》還是《崇寧藏》就成為問題。我們將現存《開寶藏》部分經卷的千字文帙號與《指要錄》及《崇寧藏》相應經卷作一對照就十分清楚了：
經 名 《開寶藏》 《指要錄》 《崇甯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206 秋 秋 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581 李 李 李
《大方等大集經》 卷43 有 有 無此卷
《阿惟越致遮經》 卷上 草 草 木
《中論》 卷2 寶 寶 寸
《雜阿含經》 卷39 川 川 流
《佛本行集經》 卷19 令 令 榮
《十誦律》 卷46 存 存 甘
在這一對照中，現存《開寶藏》部分經卷的千字文帙號與《指要錄》所錄完全一致，而與《崇寧藏》則大不相同。由此可以肯定，《指要錄》就是惟白閱讀《開寶藏》的實錄。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從《指要錄》與《崇寧藏》收經卷數的不同中得到進一步的證明。《指要錄》卷二上開篇所列目錄：「《放光般若經》二十卷，《摩訶般若經》二十七卷」，而《崇寧藏》的《放光般若經》為三十卷，《摩訶般若經》為三十卷；《指要錄》卷三所列「《大集經》六十卷」、「古《華嚴經》五十卷」，而《崇寧藏》的《大集經》為三十卷，晉譯《華嚴經》是六十卷等。由此可見，惟白所閱讀的大藏經絕非《崇寧藏》，而只能是《開寶藏》。既然惟白所閱為《開寶藏》，那麼他在《指要錄》卷八中的另一段自述就是十分重要的，其云：
右聖賢傳記，有譯本者六十八部，計一百七十三卷，共五十帙，天竺法師所述也，無譯本者四十部，計三百六十八卷，共四十三帙，華夏高人所撰集也。若通前計大小乘經律論，總五千四十餘卷，四百八十帙，以《開元釋教錄》為准，則今撮略品目所集也。其餘隨藏添賜經傳三十帙、未入藏經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無，印經官印板卻足，故未錄略在，或者可鑒耳。（《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第七六八頁中）
惟白的這段自述指明了如下的情況：1.《開寶藏》的初雕本是據《開元釋教錄》雕造的，總計收錄大小乘經律論及聖賢集傳「五千四十餘卷，四百八十帙」，這與《開元錄‧入藏錄》的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是基本一致的。據《指要錄》其千字文帙號自「天」字至「英」帙。2.在初雕本完成後，至徽宗初年在全國各地寺院中收藏的《開寶藏》印本中已經「添賜」了「經傳三十帙」和「未入藏經二十七帙」，而且它們都是「官印板」《開寶藏》的基本內容。就是說，在《開寶藏》初雕本完成之後，最早增補的內容有兩部分，一是「經傳三十帙」，二是「未入藏經二十七帙」。
下面的問題是：這兩部分經籍的內容是什麼？它們是何時補入《開寶藏》的？於此，惟白沒有說明。然而，現存《開寶藏》的覆刻藏《趙城金藏》和《高麗藏》卻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據。《趙城金藏》和《高麗藏》在「天」帙至「英」帙四百八十帙之後是「杜」帙，「杜」帙至「轂」帙恰恰是三十帙，而且完全是北宋的新譯經，並與之後的內容在時代上完全不同。這無疑證明了所謂「經傳三十帙」就是北宋的新譯經，它們始於「杜」帙的《大乘莊嚴寶王經》等，終於「轂」帙的《護國經》、《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等。據《祥符錄》、《大乘莊嚴寶王經》及同帙的《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等為天息災等於太平興國七年或八年譯出；而《護國經》、《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等為法護等於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譯出。由此推定，此「經傳三十帙」的增補時間應在咸平二年之後。
關於「未入藏經二十七帙」，檢索《趙城金藏》，繼「轂」帙之後，自「振」帙至「奄」帙的內容又正好是二十七帙。這二十七帙的內容，除「振一世」帙的《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曆章》和《正元續開元錄》外，均為唐代及之前《開元錄》未編入藏的翻譯典籍。這部分經籍也可以肯定就是惟白所說的「未入藏經二十七帙」。它們被置於宋代新譯經之後，說明它們的編聯入藏不會早於咸平二年。但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在《佛教經典總論》一書中據日本入宋求法僧成尋的《參天台五台山記》卷七所記「昨雍熙元年（九八四）日本僧奝然來朝，……賜大藏經一藏及新譯經二百八十六卷，見在日本法成寺藏內」的內容分析，認為此處所云之「新譯經」應解釋為「開元勘定以後新譯」之意；所謂「未入藏經二十七帙」乃是希麟《續一切音義》的「二百五十九卷」。這二百五十九卷加上雍熙元年前兩年即「太平興國七年及八年之宋代新譯七部二十七卷，則恰為奝然持歸之二百八十六卷之數」，並認為「這是一個無人能一筆勾銷的真確事實」（見該書第六二八頁，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如果確如小野玄妙所云，這二十七帙經的雕造早在北宋太宗朝傳法院成立的初期就開始了，並雕造完成。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七帙經籍是被置於北宋新譯經三十帙之後，它們編聯入藏的時間也絕不會早於咸平二年。
《開寶藏》的第二次增補是在何時，其增補的內容又是什麼呢？我們也是依據《趙城金藏》的內容進行考察的。《趙城金藏》在接續「未入藏經二十七帙」後是「宅」帙的《法印經》、《未曾有正法經》、《分別緣生經》等，至「滅、虢」帙的《父子合集經》計四十三帙。這部分經籍又全是北宋新譯經，其中「宅」帙的《法印經》為施護等譯於咸平四年（一○○一），《未曾有正法經》、《分別緣生經》等為法天等譯於咸平三年（一○○○）；而「滅、虢」帙的《父子合集經》則是神宗熙寧六年（一○七三）由天竺僧日稱譯出，其間歷時七十餘年。在這部分譯經之後是「踐一刑」帙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至「亭」帙《御制緣識》等中國僧俗著述計四十四帙。據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引日僧成尋《參天台五台山記》所記，成尋於熙寧六年所請印的「新經」中就包括其中的絕大部分中國著述，其云：
顯聖寺印經院近准傳法院印新經賜於日本國成尋，內除《法苑珠林》一百卷，日本國僧稱本國已有，更不須印造外……依數支給，下院造作，今據經行後延之狀，其上件經已於（熙寧六年）今月十三日並已依數印造經裡具如後：杜字號至轂字號共叁拾字號。計二百七十八卷、《蓮花心輪迴文偈頌》一部二十五卷、《秘藏詮》一部三十卷、《逍遙詠》一部一十一卷、《緣識》一部五卷、《景德傳燈錄》一部三十三卷、《胎藏教》三冊、《天竺字源》七冊、《天聖廣燈錄》三十卷……（見該書第六二九頁下－六三○頁上，版本同前）
這一記載說明，在熙寧六年，移送至顯聖寺印經院的經板中，就已包括了上述的中國僧俗的著述。由此，我們可以認定，《開寶藏》第二次增補的時間應在宋神宗熙寧六年，增補的內容包括自咸平三年至熙寧六年（一○○○－一○七三）間的北宋新譯經和此前歷代敕准入藏的中國僧俗的著述，總計八十七帙。
在熙寧六年之後，如同我們在上文所引資料中已經講到的，北宋的譯經雖然已進入尾聲，但一直進行到徽宗初年方才終止。事實上這一時期由智吉祥、金總持等翻譯的《大乘智印經》、《菩薩本生鬘論》等八種四帙經論亦見載於《趙城金藏》中，接續「亭」帙之後，自「雁」帙至「塞」帙；同時，在仁宗天聖二年（一○二四）就已有敕命准予入藏的「天台教文」等中國天台、華嚴、法相諸祖師的著述也依次排列其後，它們自「雞－城」帙的《華嚴經清涼疏》始，至「幾」帙的《萬善同歸集》，計五十八帙。由此，我們認為這部分經籍被置入千字文帙號編聯入藏的時間已是徽宗時代了。具體說，現存《開寶藏》印本的多數是山西晉城青蓮寺徽宗二年印本的遺存。這個印本很可能就是《趙城金藏》據以雕造的底本。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開寶藏》最後一次增補的時間應在徽宗初年，即崇寧末年至大觀初年間（一一○五－一一○八）。
三、《開寶藏》的收經內容、底本及其歷史地位
如上所述，《開寶藏》於宋太祖開寶四年或五年奉敕在成都雕造始，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之前已經完成了初雕本，並於此年經板運至京城，太宗在太平興國寺傳法院建印經院開始印經。此初雕本據惟白在《指要錄》中云，是依據《開元釋教錄》雕造的，「總五千四十餘卷，四百八十帙」；如果據《開元錄‧入藏錄》應是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而若據《趙城金藏》統計則是一千零八十五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據蔣唯心《廣勝寺大藏經簡目》），千字文帙號自「天」帙至「英」帙。
《開寶藏》的第一次增補大約是在宋真宗的咸平二年，增補的內容為北宋太平興國七年至咸平二年（九八二－九九九）間的新譯經三十帙和唐及唐以前《開元錄》未及入藏的經籍二十七帙，千字文帙號自「杜」帙至「奄」帙。若作詳細統計，應為北宋新譯經一百八十七部，二七十九卷，三十帙；唐及唐以前「未入藏經」一百二十九部，二百七十五卷，二十七帙，總計三百一十六部，五百五十四卷，五十七帙。
《開寶藏》第二次增補進行於宋神宗熙寧六年，增補真宗咸平三年至神宗熙寧六年（一○○○－一○七三）間的宋譯經及北宋歷代奉敕入藏的中國僧俗著述。據《廣勝寺大藏經簡目》統計，其增補經籍總計一百零四部，八百八十卷，八十七帙，千字文帙號自「宅」帙至「亭」帙。
《開寶藏》最後一次增補大約進行於宋徽宗大觀二年（一一○八）之前，其增補的內容包括神宗六年至徽宗初年（約一○七四－一一○六）間數量不多的八種譯經及天台、華嚴、法相諸宗祖師的著述，總計約六十部，四百八十卷，五十八帙，千字文帙號自「雁」帙至「幾」帙。
總計初雕本和之後的三次增補，《開寶藏》的收經總數約為一千五百六十五部，六千九百六十二卷，六百八十二帙，千字文帙號自「天」帙至「幾」帙。這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當然也是一個並不十分準確的數字。據明成祖永樂九年（一四一一）「杭州仙林萬善戒壇祗殿善恢」撰〈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云：《趙城金藏》的收經總數為「六千九百八十為卷」（此記見《磧砂藏》所錄《大寶積經》卷二十九卷尾）。作為《開寶藏》覆刻藏的《趙城金藏》，其收經總數是六千九百八十卷，這與我們現在的統計只相差十八卷。這裡有它的原因，一是現存《趙城金藏》「門」帙的《法大乘義決定經》只存二卷，其準確卷數不詳；二是「礦－岩」五帙的經籍全缺，其收經籍是幾部幾卷無法考定，故以一部五十卷計算，這可能是造成十八卷差誤的原因。這裡要指出的是，我們依據《趙城金藏》現存的情況闡釋《開寶藏》增補經籍的內容是有著充足的根據：(一)《指要錄》指明《開寶藏》增補的「經傳三十帙」和「未入藏經二十七帙」，恰與《趙城金藏》收錄的內容完全吻合；(二)之後二次增補的宋譯經和絕大部分中國著述，我們也都詳細地例舉了有關歷史記載，指出它們都有被奉敕入藏的記錄。目前，《開寶藏》見存的十幾卷經籍幾乎都是《開寶藏》初雕本的內容，我們無法據此判斷後來的事。我們期待著某一天再有新的發現，以證實或改正我們以上所闡述的內容。
下面我們要討論的內容是《開寶藏》前四百八十帙及「未入藏經二十七帙」的底本問題。因為北宋的新譯經和宋人著述的入藏都是《開寶藏》初雕本刻成之後的事，又幾乎都有敕命入藏的記載，無所謂底本的問題，而初雕本的四百八十帙是據何雕造的？「未入藏經二十七帙」的唐及之前的譯經又是據何雕造入藏的？這是本課題應該討論的問題。
《開寶藏》初雕本的四百八十帙所依據的底本是以《開元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的某種寫本大藏經，這是毫無疑問的。對此，惟白在《指要錄》的自述中已講得很清楚。然而，拿《指要錄》及《趙城金藏》所錄經籍與《開元錄‧入藏錄》進行核對，卻發現它們之間有著許多的不同。據日本《大正藏》第五十五冊所載《開元錄‧入藏錄》、《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所載《指要錄》及《宋藏遺珍敘目》所載《廣勝寺大藏經簡目》，將它們之間不同之處略舉如下：
經 名 《開元錄·入藏錄》 《指要錄》 《趙城金藏》
《放光般若經》 30卷 20卷 20卷
《摩訶般若經》 40卷 27卷 27卷
《光讚般若經》 15卷 10卷 10卷
《大明度無極經》 4卷 6卷 6卷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2卷 4卷 4卷
《大方等大集經》 30卷 60卷 60卷
《大方等日藏經》 10卷 無 無
《大集月藏經》 10卷 無 無
《寶女所問經》 3卷 4卷 4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 60卷 50卷 50卷
《妙法蓮花經》 8卷 7卷 7卷
《菩薩瓔珞經》 12卷 14卷 14卷
《賢劫經》 13卷 8卷 8卷
《華手經》 13卷 10卷 10卷
《十住毘婆沙論》 14卷 17卷 17卷
《別譯雜阿含經》 20卷 16卷 16卷
《成實論》 20卷 16卷 16卷
《舍利弗阿毗曇論》 22卷 30卷 30卷
《出曜經》 20卷 30卷 30卷
《雜寶藏經》 8卷 10卷 10卷
《釋迦譜》 10卷 5卷 5卷
從上述簡單的舉例中，可知《指要錄》與《趙城金藏》在所錄經籍的卷數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與《開元錄‧入藏錄》則有許多顯著的不同，說明《開寶藏》雖是據《開元錄》雕造的，但實際上已對《開元錄‧入藏錄》作了許多的改動。這是其一；其二，以《開元錄‧入藏錄》為基本依據的唐代的寫本大藏經已有著固定的版式，也就是紙數的規定，即每紙二十八行左右，每行十七字左右的基本書寫格式。這種基本的書寫格式即版式已為敦煌發現的唐代寫經所證實。但《開寶藏》的基本版式卻是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完全不同於唐代寫本大藏經的傳統版式。以上兩點說明，《開寶藏》據以雕造的那種寫本大藏經，已對《開元錄‧入藏錄》作了重大的改動，不僅改動了某些經的分卷，同時也變更了抄寫的格式。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羅炤研究員認為：《開寶藏》是「依據益州某一部手寫大藏經的原格式，或者是《開寶藏》開創的一種新版式」。（〈《契丹藏》與《開寶藏》之差異〉，《文物》，一九九三年第八期）。我們認為羅炤研究員的這種觀點是有著充足理由的。這裡，我們再提出如下幾條材料作進一步的說明：
(一)《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八載：「辛未（開寶四年，西元九七一年），詔成都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初，戊辰（乾德六年，西元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敕兵部侍郎劉熙古監造，是年六月十一日敕再造金字經一藏。」
(二)《釋氏稽古略》卷四載：「戊辰十一月改開寶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詔成都府造金銀字佛經各一藏，敕兵部侍郎劉熙古監視，冬十一月郊祀畢，肆赦改元」；「壬申開寶五年」，「帝自用兵平列國，前後凡造金銀字佛經數藏」。
這些記載指出，就在敕命開雕《開寶藏》的前四年或五年，宋太祖曾多次敕命在成都寫造「金銀字」大藏經，也就是用金粉和銀粉書寫的寫本大藏經。這種十分珍貴的豪華本寫本大藏經今已失傳，但它必是一種十分考究的版本，在具體書寫中，對傳統的每版二十八行每行十七字的略顯緊密的格式進行改動是很有可能的；同時，在這種變動中根據需要變動某些經籍的分卷，重新分帙，從而造成了與《開元錄‧入藏錄》略有差異的一種新的官寫本大藏經版本。就在這種官寫本大藏經在成都一再寫造的幾年之後，宋太祖又敕命在同一地方雕造大藏經板。那麼，這種大藏經板據何雕造呢？我們認為它只能是這種同樣是敕命寫造的金銀字寫本大藏經。這樣就形成了《開寶藏》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並在分卷分帙上與《開元錄‧入藏錄》出現差異的版本。我想我們作這樣的推測不是沒有道理的。
關於「未入藏經二十七帙」的依據，學者們有不同的說法。呂澂先生在〈宋刻蜀版藏經〉一文中認為是「《貞元錄》續入藏經（連目錄一百二十七部）二百七十五卷，二十七帙」；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在《佛教經典總論》一書中說：「檢閱希麟之一切經音義，其施以音釋之《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以下之新譯經為一百一十部，二百五十九卷。將此二百五十九卷，如《遼藏》分為二十五帙般，適量分配，作為二十七帙，實恰如其份。」（見該書第六二八頁，版本同上）。我們認為，呂先生和小野玄妙先生的說法都不十分準確。所謂「《貞元錄》續入藏經」，即《續貞元釋教錄》（釋恒安撰，載《大正藏》第五十五冊），檢索其錄，其「新編入藏數」總計一百四十部，四百一十三卷，四十三帙，並不是二十七帙；內中「大乘律」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等六部五十卷、《貞元錄》三十卷、《一切經源品次錄》三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法琳別傳》三卷等均不載於《趙城金藏》所載的二十七帙經籍中；相反，這些經籍卻見載於小野玄妙先生所說的希麟所撰的《續一切音義》（見載《影印高麗大藏經》第四十一冊）中。這就說明，《開寶藏》初雕本所續刊的「未入藏經二十七帙」既不是依據《續貞元釋教錄》，也與希麟所撰的《續一切音義》無關。我們認為呂先生所云「二百七十五卷，二十七帙」是對的，可能是筆誤的原因，將《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釋圓照撰，載《大正藏》第五十五冊），說成是「《貞元錄》續入藏經」。今檢索《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除《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三十卷三帙不見載錄外，其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新譯經論及念誦法為「一百二十二部，二百一卷，計二十帙」，加上德宗貞元十二年（七九六）「罽賓國沙門般若」所譯《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及《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的二部，四十三卷，四帙，則為一百二十四部，二百四十四卷，二十四帙，這些經籍正是《趙城金藏》，「振」至「奄」帙的內容，如果再加上《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的三十卷三帙，其帙數正好是二十七帙，而部數與卷數與我們統計的一百二十九部、二百七十五卷只差四部一卷。由此，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開寶藏》續刻的「未入藏經二十七帙」與《貞元錄》及《續貞元錄》沒有關係，其入藏的依據可以肯定地說是撰於貞元十年（七九四），最後定稿於貞元十四年（七九八）的《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
在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即《開寶藏》的前四百八十帙、後續的「經傳三十帙」、「未入藏經二十七帙」以及之後陸續增補的北宋新譯經和宋代僧俗著述之外，還有「踐」帙至「威」帙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法苑珠林》及「雞」帙之後的華嚴、天台、法相諸宗師的著述，這些著述的年代都在北宋之前；同時根據《趙城藏》考察，它們在版式上又多與前四百八十帙、北宋新譯經及宋人著述大不相同，例如《華嚴經合論》的版式是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而「雞」帙之後諸宗師的著述則多為每版二十六行左右，每行二十字左右，比如天台宗創始人四祖智顗所說、弟子灌頂整理的《摩訶止觀》，其版式為每版二十六行左右，每行二十字；智顗的另一部著作《法華經文句》亦是每版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字的基本版式；屬於法相宗祖師窺基的著作《因明入正理論疏》也是每版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字的版式等等。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它們又是據何雕造的？這些問題，由於記載不詳，難以作出十分具體且詳盡的回答，但從目前已知的資料中可以肯定，它們都是《開寶藏》的原版原式，亦如蔣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中所云：
著述一門，珍秘之籍觸目琳琅，其實亦北宋官版之舊觀也。天台、慈恩二家之作二百卷，於天聖年間入藏。天台諸籍且由杭驛版以進（見《景祐錄》卷十七）。杭版即錢俶從高麗搜訪遺文付雕（見《佛祖統紀》卷四十四），或記錢俶名字於版首，《廣勝藏》亦一一覆之（《摩訶止觀》卷十題前有記一行云：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主錢俶開此論施），其所保存者美矣、備矣。近年經籍之研討日盛，宋元諸版或校或印，無不可詳，獨為諸版共同祖本之北宋官刻藏經吉光片羽，似全豹無所可窺者，孰意天壤間猶有累積五千卷一覆再覆之《廣勝藏》本存其完全面目耶。噫，斯誠不思議因緣矣！（此文見載《宋藏遺珍》卷首《宋藏遺珍敘目》，一九三五年上海版）
就是說，早在上世紀三○年代，南京支那內學院的蔣唯心先生在考察了趙城廣勝寺所藏《金藏》之後，已經通過佛教典籍之記載明確肯定了《趙城藏》所反映的正是《開寶藏》的全貌，並特別指出「著述一門」「亦北宋官版之舊觀也」。確如蔣先生所云，如自「岫」帙的《法華經玄義》至「畝」帙的《六妙門禪法》的「天台教文」，即中國天台宗創始人智顗及其傳人湛然等人的著述共十五帙一百五十卷，這些著作在唐末五代時在國內已經失傳，是吳越王錢俶遣使從海外求得。關於這一情況，《佛祖統紀》卷十「法師諦觀傳」有如下記載：「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義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同卷「吳越忠懿王傳」亦載：「又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這些天台教文回歸吳越國都杭州後，吳越王錢俶即在杭州開板印造。關於這一情況蔣先生亦提出證據，即《趙城金藏》本《摩訶止觀》卷十，題前有一行記文：「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主錢俶開此論施。」這條記載搜訪現存《趙城金藏》本，因卷十，一卷散失而不得一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的引述是不會有錯的。這部分回歸的天台教文早在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就詔准「繫開元東土集傳」（《佛祖統紀》卷四十四）；到了宋仁宗天聖四年（一○二六）正式敕准入藏。具體入藏的情況，如蔣先生提及的，在《景祐錄》卷十七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記載，現將全文照錄如下：
（天聖四年）內出天台智者科教經論一百五十卷，令三藏惟淨集左右街僧職、京城義學文學沙門二十人同加詳定，編錄入藏。詔杭州搜訪印板，並令附驛以進，有闕者付印經院刊鏤。（《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七十三冊，第五七九頁，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
這條記載指出，「天台教文」明令入藏後，並不是在印經院雕造新板，而是下詔在杭州「搜訪」現成的經板，由官譯運至開封，再由印經院編錄後彙入《開寶藏》中。這樣，一批如「天台教文」那樣的，與前四百八十帙及後續的宋代新譯經、「未入藏經二十七帙」不同版式的「中國著述」就出現在《開寶藏》中。很顯然，天聖四年之後入藏的中國著述，不僅僅是「天台教義」，還包括法相宗、華嚴宗的一批重要著述，它們很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即搜求現成的刻板，從而與「天台教文」一樣，以不同的版式被編錄後彙入《開寶藏》中。總之，在《開寶藏》中出現的不同版式的中國著述，亦如蔣唯心先生所云，均為《開寶藏》之「舊觀也」。
《開寶藏》是中國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中國刻本大藏經之先河。它的問世無疑是中國刻藏史上一件劃時代的事件。中國佛教典籍的傳播從此有了一個可以成批生產的規模化的定本；而中國佛教大藏經的雕造也因為有了《開寶藏》這個標本而一發不可止，至明清時代，歷代延續不斷，近二十種規模宏大的大藏經版本，形成了中國佛教史及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壯麗景觀。因此，學術界如何評價《開寶藏》的歷史功績都不為過。《開寶藏》已經基本亡佚，但它所產生的影響和在中國刻藏史上的地位卻沒有因為它的基本散失而被掩沒。
【附錄】
1.《開寶藏》的覆刻藏《趙城金藏》的發現，使佛教界和學術界第一次真正清楚地認識了《開寶藏》的真面貌，多達六百八十二帙，六千八百餘卷的宏大規模使學術界為之驚歎。它是佛教研究的一個資料寶庫，它不僅提供了中國最古老的一種大藏經版本，還發現了一大批在《趙城金藏》發現之前鮮為人知的佛典資料，佛教學術界對這些典籍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稱它們為「宋藏遺珍」。
2.《開寶藏》初雕本問世不久的宋太宗雍熙元年（九八四），日本沙門奝 然來朝，「乞賜印本大藏經，詔有司給予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由此，它的印本第一次傳入日本。宋神宗熙寧五年（一○七二），日本僧成尋再次來朝，「顯聖寺印經院」又准傳法院新經賜與成尋，這些經籍包括「杜字號至轂字號共叁拾字號，計二百七十八卷」及宋代的僧俗著述。這一資料我們在上文中已經引述。就是說，在熙寧六年前後，《開寶藏》續刻的內容也傳入了日本。又據《佛祖統紀》、《宋史‧外國傳》、《高麗史》等的記載，《開寶藏》曾先後五次傳入高麗。高麗顯宗朝（一○一○－一○三一）曾據《開寶藏》初雕本開始雕造大藏經板，此經板完成於顯宗二十年（一○二九）。此後，在文宗朝又進行了增補，這就是《高麗藏》的初雕本和續雕本，此二種經板後毀於蒙古兵火。高麗高宗朝時（一二三六年前後）又據《開寶藏》、《契丹藏》及《高麗藏》初雕本相互校正，再雕大藏經板，這就是《高麗藏》的再雕本。再雕《高麗藏》經板存世並經影印在中、日、韓各國流行。從對再雕《高麗藏》的內容和版式的考察中，可以毫無疑義地認定，它是《開寶藏》的又一覆刻藏，它的存世為研究《開寶藏》提供了又一份珍貴的資料。《開寶藏》的印本還應請被贈予與北宋對峙的遼王朝和西夏王朝，遼朝據之增補了《遼藏》等等。這一切表明，《開寶藏》的影響遠及海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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