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研究
中國佛教早期懺罪思想之形成與發展
釋大睿 中華佛學研究所
08/02/2010 04:05 (GM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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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ục lục

提要

懺悔是佛教中重要的實踐行門。以中國佛教而言,在東漢譯經初期,即有關於懺悔思想之經典傳譯。此中懺罪思想,與中國儒家、道教等傳統文化中贖罪、悔過等思想結合,促成中國佛教懺罪思想之發展,進而形成藉著儀式進行,以達成懺罪為目的之懺悔儀軌。

在諸多大乘經典中所闡明之懺悔思想,幾乎是與禪觀、三昧的修持結合,尤其攝入般若空 慧之觀照,更是大乘懺悔思想之根本理則。故修懺悔法,不僅可達罪業清淨,更有證三昧、發慧、得解脫等目標。而懺悔方法,亦與原始佛教僧團中,單純的懺悔羯 摩不同,其中含有稱念佛名、誦經、禮拜、持咒等多樣化的行持方法。懺悔法,可謂在大乘佛教思想中有了極大的轉型。

中國佛教亦吸收大乘懺悔思想,創制懺悔儀軌,並舉行禮懺法會。從東漢時期即有於齋日 行懺悔法之記載,到了南朝,王室更是盛行禮懺。此外,僧傳中亦有諸多僧人修懺的事蹟。雖然,至今未發現有隋代以前之懺法儀軌,但從許多修懺史料的記載中, 可發現王室舉行禮懺之目的,普遍為求國境久安,或為去病、求長壽等現世利益為主。而僧伽中雖有少數將修懺與禪定結合行持,但卻未見具體應用大乘懺悔經典之 理觀修持於懺法中。此現象直到隋‧智者大師才有了開創性的發展。不過,從東漢至六朝時期所譯經典之懺悔思想,及此期流行之儀軌模式或懺悔方法,都為往後發 展的天台懺法提供了充分的養料。

 

關鍵詞:懺罪思想、懺法、無生懺法、證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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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教初傳東土以來,漢民族對佛法的認識,除了受僧侶行為及其弘化活動之影響外,具體 接觸佛教思想乃在於佛典之漢譯。佛教自西元一世紀初,傳入中國。大約在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才開始有佛經的翻譯。關於懺罪思想的經典,則早在譯經 初期即陸續傳譯。例如《阿闍世王經》(譯於147-186年間)、《舍利弗悔過經》(譯於148-170年間),根據目前現存最古的經錄,僧祐撰之《出三 藏記集》記載:魏文帝時,支謙於吳主孫權黃武初年,至孫亮建興年間(221-237),譯出的經典中,有《悔過經》一卷。並有一小段註文:「或云序十方禮 悔過文」1。可見,有關懺罪思想經典的傳入,應算相當早。至於此思想如何為中國人接受,進而發展成型,乃至影響後代佛教祖師大量制作懺儀,使得中國佛教, 漸漸呈現經懺法會興隆等現象,是一值得留意之課題。因此,本文希望從佛教初傳時期,佛教思想與中國固有文化之交融現象切入,試圖發現佛、道二家在懺悔思想 上有無關涉之處。次再從懺悔經典的迻譯,瞭解東漢到六朝之中國佛教初傳時期,大乘懺悔經典,所蘊含之思想,繼而自王室禮懺情形,以及僧傳中,探究當時懺儀 流行之狀況,藉此以助瞭解中國佛教,早期懺悔思想之形成與發展。

 

二﹑中國佛教懺悔思想興起之時代背景

()儒家的悔過思想

懺悔,不僅是佛教思想中的重要課題。在中國文化的思惟體系中,懺悔思想亦是一種自覺 精神之提昇。是經由道德實踐,轉化為完美人格的要素。而此思想之演進,實有其發展之脈絡。首先,從中華民族古文獻的記載中,先民早有祭祀天地,乃至自然百 神的宗教行為。後來又有藉著「巫」來上達人的祈願,下達神的旨意,更以占卜來預測未來吉凶等。其目的,無非是希望禳除災疫,求福免禍。而這些原始的宗教信 仰,影響到夏、商、周三代,以及後來儒家、道教乃至民間風俗的發展。例如《尚書》中,便記載周公對子侄們的告誡。他認為,王者應具有「明德修身、明德慎 罰、敬德保民」等「以德配天」的宗教倫理2。《倫語》則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離婁篇》也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到了漢 代,充滿陰陽五行,災異圖讖的信仰。漢武帝時,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提倡「人天相應」的思想。其在〈郊語〉談到祭天之重要性,否則將招感凶害,即「天殃 與上罰」3。又說:「發而中節,修德以配天,則可謂參天矣4。」也就是說,人之一切行為皆須與天道相應。而所招是禍、福、吉、凶?則端賴是否能「修德以配 天」了。另尚有一明顯例子,是《漢書‧本紀》記載國家災異的詔書中,對於詔書之目的,有許多是為了「國君自責」5。藉著國君之自責悔過,修善積德,則可感 上天祐護,而降福禳災。

如上所舉,雖然先秦時期,到漢代儒學對「天」之定位,不盡相同6,但啟發人之自覺或 價值意識,進而恪修己德,以遠禍害的道理是共通的。此中所蘊涵者,即是對自我之要求,藉著反省悔過,令德行圓滿,而感招天德。如此中國儒家精神之悔過思 想,可謂是佛教懺悔思想為中國文化所納受的重要基礎。

()道教的悔過思想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當時社會已具有根深蒂固的神仙方術信仰。佛教弘傳之初,其 範圍亦只限於少數的王室貴族。信仰者乃將浮屠之教附庸於鬼神方術。及至東漢順帝(126-144)年間,張陵創立「五斗米教」,靈帝建寧、熹平之際,張角 創立太平道,此二者為道教之初始道派7。作為一個以中國文化為背景而形成的本土宗教,其親和力自然勝於外來的 「夷狄」之教,且道教吸收道家清靜無為、抱樸守一,以及淵源久遠的神仙方術、讖緯思想等特質,則更易為社會大眾接受而持續發展。立基於此固有文化傳統,及 民間信仰背景之下的中國佛教,佛法弘揚亦不得不藉助其相關思想而比附之。因此,佛教東傳中土,必盡力在不違佛法本質之考量下,與早期中國思想融合,而推行 佛法。因此欲了解中國佛教早期之懺罪思想,自不可忽略固存於中國本土之傳統思想,乃至與道教交涉之關聯性。

道教崇敬神仙,注重祭祀祈禱。其中奉齋、懺悔、禮拜等,皆是常行的儀式。故悔過懺罪 亦為其重要思想。首先,從張道陵之事蹟可知其以物贖罪悔過的思想。例如〈法運通塞志〉記載,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玉晨大道君,授以天師印綬雌雄二 紉正一盟威秘錄三清眾經符圖,人有疾患官災隨事,輸米以贖罪,疏過悔謝8。」另《魏書‧釋老志》亦有:「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 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頗類佛經9。」等舉行齋祀禮拜儀式之史料。並言其法有類似佛經之處。又有革新道教的寇謙之,在北魏 太武帝始光初年(424),起天師道場於京城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千人10。」由上可 見,東漢時期,道教已有遇災難疾病,須以米糧贖罪悔謝之思想。並有禮拜儀式,進而以齋會、六時禮拜等儀禮行之。

如前述,道教是在中國蘊育成長之宗教,其思想在中國社會必然具有一定之影響力。例如 《太平經》這部道教初期的經典,便明顯談到符咒之功能,認為其可以療病、去邪求福。又說:應行齋戒、首過、祈禳、誦經等敬神活動。此外,當然亦重視方術、 服氣、養生之道。此中之自首悔過,禳災求福,本是中國禮教中,人性自然的表現,但此心理亦成為道教的中心理論。如湯用彤先生之看法:

又悔過自責,得除罪增壽,固早為道教《太平經》之要義。漢末黃巾

亦教人自首過失,人之功過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記錄,為中國道教之一

中心理論11

可見,悔過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極重要的一環。此從明代所編的《道藏》中,有關滅罪經 典及寶懺之儀軌眾多,幾乎分佈於「三洞三十六部」之中12,可得證明。此類齋儀懺法等科儀制度的著作,乃歸於「威儀類」中13,此類書最多,大約有六百卷 左右。但由於《道藏》之分類,體例雜亂,檢閱不易,又道經作者,幾乎不署姓名,更常聲稱出自神仙之作14。因此,雖知六朝時代道經蜂出不斷,但對於這些眾 多道教懺儀之年代與作者卻不得而知。

()時代及王室背景

由上述儒家、道教之懺悔思想背景中,可知中國在秦、漢之際,已盛行祭祀儀禮,與鬼神 崇拜。並有卜筮、占星、神仙等宗教儀式。到了佛教傳入之初,與之同時的道教創立。此間,正逢東漢末年之政治腐敗局面。由於天災人禍,使得百姓飢饉、流離無 依。繼之,黃巾流民暴動,人民更是深陷悲慘苦難。在此徬徨恐懼的現實煎熬中,眾生心靈自然需要一些能超離現實的慰藉。此等需求,恰巧為佛教提供了一弘揚的 時機。尤其佛法中,無常苦空、因果業報的道理,適時撫慰民心。因此,此期民眾之佛教信仰,乃不免依循民間及道教傳統,以消災免禍為目的。尤其祈求現世苦難 的免除,願藉懺過而求福的心理,可謂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標。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在接觸佛教經典闡揚之懺悔義理時,自然能夠因應其要求,而親切地接 受,因而促成中國佛教悔罪思想發展之契機。

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後,歷經近約三世紀的時間,才在譯經漸備,各家學說法義爭鳴的 兩晉南北朝時期,真正地落實下來。但此時的中國,卻又歷經了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替專權、三國軍閥割據、西晉八王之亂、南北朝長期分裂、五胡十六國之長期 混戰等,殘酷血腥、流離失所的民族苦難期。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時代,人心極需仰藉宗教關懷,撫慰戰爭的傷痛。為政者更需依賴宗教,為自己掠奪之政權安定民 心,並藉宗教力量輔助政治,以祈長治久安。此時,佛教亦在適當機宜下,深入上層社會乃至群眾中,提供一心靈安定處。由於時代動亂的背景,人心無不希求消災 免難,滅罪增福。因此,王室貴族之懺悔滅罪思想,自然應運而生。以下則從僧傳中舉出實例來說明此消災求福之懺罪心理。

中國本具儒家思想等深厚之文化傳統,因此佛教的弘傳實屬不易,故教義闡揚除借重「格 義」之功外,西域僧侶的神奇行止,亦頗能迎合為政者的心理。由於神僧之靈驗事蹟,使得統治政權者,深信其法術可為己禳災求福,為國祚求久安。基於此功德利 益,中國自三國時期,及至六朝的多位君王,因此歸入佛門,接受高僧教化,願悔過不殺或真心求懺。此在梁‧慧皎《高僧傳》中,便有許多相關記載。首先,是卷 九的〈佛圖澄傳〉,其中敘述「善誦神咒,能役鬼物」的西域僧人佛圖澄(231-348),為憫念苦難生民,以神變咒術、星象預言等善巧手段來感化殘暴濫殺 的石勒、石虎之種種事蹟。他以善惡報應、慈心戒殺、事佛獲福等理,勸諫後趙的統治者,而使百姓免於塗炭。因此,慧皎亦給予高度評價:

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終令二石

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15

故知嗜殺兇殘的為政者,須先令其信服於神異道術,才能引導善惡報應之理,令之對罪報 生畏,而有所收斂。關於《僧傳》「神異篇」,是慧皎大師對《僧傳》所分的十類之一。前三類為譯經、義解、神異。對於此分類順序,其在第十四卷中說明為: 「傳譯之勳,或踰沙險,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 16。」故知,慧皎大師對譯經法師之功,崇佩至深,因此列為篇首。至於「義解」與「神異」之僧伽,亦各有其功勳,所以列為十篇之二、三。尤其是神異僧,對 於頑強眾生,更須以其神通作為教化之方便。因此《梁高僧傳》中神異篇之僧人,在佛法初傳時,藉其靈驗奇瑞的神通,調伏剛強頑暴之徒,令其悔過遷善,信受佛 法,確有其時代之必要性。

除以神異為方便外,僧傳中亦多記載懺罪的感應事蹟,例如卷一之〈康僧會傳〉中,亦記 載三國時代的譯經師 -- 康僧會(?-280)精誠禮拜,終於感現舍利,使吳王孫權相信佛法。並興建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令佛教開始傳入南方之事蹟。爾後,昏暴君主-孫皓即位。 欲毀佛寺,將佛像置於不淨處,並以穢汁澆灌取樂。不久,孫皓全身腫大,徹痛難當。後經虔誠燒香懺悔,叩首自陳罪狀,才得舒解。此時,自覺慚愧地向僧會法 師,請問罪福之因。雖然,僧會在吳國極力弘揚正信佛法,但因孫皓生性粗暴,不及妙義,故僅以因果報應等佛法開導之。

又卷十一〈竺曇猷傳〉,記載東晉習禪僧人竺曇猷,其具神力,曾乞食咒願,而使食中蜈 蚣跳出。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376-396)出現「妖星」,「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攘災,猷乃祈誠冥感17。」之後,果然該星退去。另同在此卷 的〈釋玄高傳〉,記載北魏僧玄高(402-444),為北魏太武帝拓拔燾,迎請為太子拓拔晃的老師。後因晃為父所疑,請玄高為其脫難,於是「高令作金光明 齋,七日懇懺。.....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18。」

另根據《歷代三寶記》卷十一之記載,梁朝僧人寶唱,曾於天監十六年(517)作〈眾經懺悔滅罪方法〉三卷,並在寶唱所著的八部作品後,加上說明:

帝以國土調適住持,無諸災障,上資三寶,中賴四天......故天監中

頻年降敕,令中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總撰集錄以備要須。或建福禳

災,或禮懺除障,或饗鬼神,或祭龍王,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

禱訖多感靈,所以五十年間兆民荷賴緣斯力也19

可見,梁朝時對禮懺祈禱儀禮之重視。從以上傳記之例可知,三國、東晉期間之統治者,信奉佛法的心理。或從神奇靈異,或為避禍消災。再者,因畏懼因果業報,而希望懺悔除罪等心理,使得此期的王室懺罪之風盛行。

 

三﹑中國佛教早期之懺罪思想與懺儀運作

()懺罪思想之理論根據

東漢至六朝期間懺罪思想盛行,除上述背景外,尚不能忽略有關悔罪思想經典之傳譯。就 已知的經錄中,東晉道安所編之《綜理眾經目錄》(簡稱《安錄》),可謂最早的經錄(更早雖有三國朱士行之《漢錄》但未具眾經目錄形式),惜已散佚。不過, 可從僧祐撰之《出三藏記集》(簡稱祐錄,為現今仍存之最早經錄。)中看到《安錄》的要目。根據《祐錄》中標註,收於《安錄》之經典,以及《祐錄》卷三所收 有關「安公經錄」之經典,可以列出從後漢,到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373),大約兩百年間《安錄》所記載相關懺悔思想之經典有:《阿闍世王經》二卷、《悔 過經》一卷、《海龍王經》四卷、《賢劫經》七卷、《三品悔過經》一卷、《舍利弗悔過經》一卷、《諸方佛名經》一卷、《菩薩悔過經》(或云菩薩悔過法,下 註:出龍樹十住論。)一卷、《佛悔過經》一卷、《文殊師利五體悔過經》一卷(舊錄云文殊師利悔過)、《拔陀悔過經》一卷、共十部20。其中《悔過經》、 《三品悔過經》、《佛悔過經》、《拔陀悔過經》等已不存。此中之《菩薩悔過經》,從「或云菩薩悔過法」,以及其註明:「出龍樹十住論」,應該可以判斷是 《十住毘婆沙論》〈除業品〉所談之「菩薩悔過法」。

接著,從《祐錄》自身增錄的經典來看,有關懺悔思想之經典,則有悔過、佛名、咒經、 戒經等約有百部之多,其中咒經更佔了五十部之數。由於豐富的懺悔思想經典之翻譯,必然帶動此時代佛教儀式的興起。以下茲將目前《大正藏》所存有關懺悔思想 之經典表列於後,以了解東漢至南北朝時期,有那些懺悔經典,以及內容特色為何,進而掌握懺罪思想的理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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