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所擬探討的是下列幾項問題：

 

1.自宋迄清，各種大藏經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2.這些大藏經的入藏標準是什麼？它們的標準合理嗎？換句話說，被收入大藏經中的佛典都是重要的嗎？是否曾有重要佛典被遺漏而未入藏？

3.當代傳世最廣的《大正藏》，在收錄佛典方面具有什麼特色？《大正藏》對入藏問題的處理，超越古代其他大藏經的地方是那些？

關鍵詞：1.入藏　2.大藏經　3.《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

 

一、前言

 

漢譯本各種刊本大藏經是我國歷代佛典的大規模集成，也是中、日、韓佛教徒心目中最具體的「法寶」象徵。本文所擬論述的對象是自宋初刊行的《開寶藏》以迄清代《龍藏》的現存各版大藏經。擬依史料學角度對這些大藏經的入藏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中國歷代大藏經的入藏佛典，大體可分為「譯成漢語的印度佛典」與「中國本土著作」二類。不過，對這二類佛典的收錄，各版大藏經的入藏佛典數量仍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到底這些大藏經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彼此差異的原因何在？所入藏的佛典是否都有一定的標準？有無「理應入藏而終未入藏」的名著？像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思考的。本文擬對上列諸項稍加探討。

 

要檢討入藏佛典，首先要憑藉的就是各種大藏經的所收書目。這些書目有部份是在現存大藏經的總目中可以查到，有些已佚的大藏經，也有仍可稽考的入藏書目。其中資料，在《大正藏》所收的《昭和法寶總目錄》（三冊）書中，收輯了一大部份。近人蔡運辰所編的《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1]依據《昭和法寶總目錄》所收，並酌加增補，且製成表格，頗便於查索。

 

蔡氏所編《考釋》一書，共包含《開寶》、《崇寧》、《毘盧》、《圓覺》、《資福》、《磧砂》（甲乙二版）、《普寧》、《金藏》、《南藏》、《北藏》、《嘉興》、《龍藏》、《麗藏》、《縮刻》、《頻伽》、《卍字》等十餘種刊本大藏經目錄及若干種佛書目錄所含的佛典書名。

 

本文大體依《考釋》一書之表格，並酌參其他目錄，為歷代刊本大藏經之入藏問題提出若干嘗試性的詮釋。至於某些曾奉敕准入續藏、然而未被包含在現存大藏經中的佛典，由於歷史意義較小，故未在本文探討之列。

 

二、基本文獻──印度佛典

 

中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是宋代的《開寶藏》。這部藏經所收的文獻，大體依據唐代《開元釋教錄》中的入藏錄書目。全藏所收共計1076部（5480卷）佛典。

 

在1076部佛典之中，中國著述僅有40部（368卷），佔全藏的百分之三點七，而印度譯籍則約佔百分之九六點三。[2]可見在大藏經刻印之初，中國佛教界所秉持的入藏標準，大體是以印度譯籍為主的。而且，所收的四十部中國著述，大體屬於近代《大正藏》分類法中的律、史傳、事彙、目錄諸部典籍，至於註疏、諸宗諸部要典，則極少入藏。

 

《開寶藏》刊刻於宋太祖開寶4年（917），完成於宋太宗太平興國8年（983）。刊板地點在益州（四川）。此藏刻成之後一百二十一年，刊刻於福州的《崇寧藏》又告完成。在佛教文獻方面，《崇寧藏》有幾點值得一提。

 

1.在印度佛典方面，唐代不空三藏所譯的密教類文獻大量入藏，宋代施護、法賢、法天、天息災等人的新譯，也收錄甚多。這些印度文獻，都是《開寶藏》所未收的。

2.在中國著述方面，新收天台、律、禪諸宗要典及唐、宋時代的佛教著述若干部。其中，智者大師的天台三大部及湛然的註釋書（《玄義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及元照的《資持記》，禪宗名著《大慧普覺語錄》、《傳心法要》及《景德傳燈錄》等書，唐代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等書，都在此一藏經中首度入藏。

《崇寧藏》之後，迄清代的《龍藏》為止，中國各朝代所刊刻的大藏經，在印度文獻方面，仍陸續有零星的增補。內容包含新發現的同本異譯、同一譯典的不同版本、以及宋元新譯等等，其中也有不少被後人所重視的重要佛典。茲略誌數例如次：

 

1.大約刊行於1132年的《圓覺藏》，所始收者有《南本涅槃》（即三十六卷本）、《密嚴經》（不空譯本）等書。

2.完成於1173年的《金藏》所始收者有《金光明經》、《如來藏經》（不空譯本）、《諸法集要經》等書。

3.雕板於1239年的《資福藏》，所始收者有《四十華嚴》、《大乘集菩薩學論》等書。

4.《磧砂藏》（元代版）所始收者有《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往生咒》、《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儀軌經》等書。

5.明初刊板的《南藏》所始收者有《地藏菩薩本願經》、《大阿彌陀經》（王日休輯）等書。

依照前引《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一書，我們大體可以看出宋清之間大藏經的入藏趨勢。依據筆者的考察，下列幾點值得提出來給讀者參考：

 

(一)印度佛典之漢譯本，是刊本大藏經的基本內容

 

如前所述，《開寶藏》所收1076部佛書之中，印度佛典有1036部。其餘四十部中國撰述佛典，可以說是點綴性的。可見印度佛典在古代大藏經編輯者心目中的地位。

 

但是，來自印度的佛典，也並不是全然能順利入藏的。從現代日本人所編的《縮刻藏》及《大正藏》所收書目中，可以發現有一百餘部印度佛典沒有被收入古代中國的各版大藏經中。這些佛典，絕大部份是密教類文獻。可見古代中國人排斥怪力亂神的風格，也顯現在編輯大藏經一事之中。

 

此外，表面上是印度佛典但被懷疑為中國人偽撰的文獻，是不能入藏的，在歷代各種經錄中即常列有「疑偽」一類書目，而將它們剔除於入藏書目之外。前述一百餘部以密教類為主的未入藏佛典，有一部份很可能就是因為有偽書嫌疑，故未能入藏。

 

（二）宋清間諸藏所收印度佛典數量，並不全然一致

 

雖然印度佛典是所有大藏經的核心內容，但是各種大藏經所收的數量並不一致。譬如：

 

1.宋代譯出的《菩薩本生鬘論》、《頂生王因緣經》等，宋版藏經皆未收入。但在《金藏》、《磧砂》及其後諸藏則皆入藏。唐代法月譯及般若（等）譯《心經》，也是在《開寶》、《普寧》、《磧砂》諸藏中所無而為他藏所收的。此外，《往生咒》為《磧砂藏》所始有，《地藏菩薩本願經》也到明代《南藏》才入藏。

2.《開寶藏》收錄《北本大涅槃經》而不收《南本大涅槃經》。宋代王日休重編的《大阿彌陀經》則到明代《南藏》才入藏。

（三）元代以後譯自藏文的佛典，往往未能入藏

 

像元代所譯的《大乘要道密集》；清代自藏文譯出的《般若心經》、新編的密教鉅著《滿漢蒙藏四璧大藏全咒》皆未被編入大藏經中。

 

三、宋清間中國著述之入藏情形

 

雖然中國著述在《開寶藏》中有四十部，但是這四十部書包含的是史傳、地理、音義、戒律、目錄及護法類文獻。完全不包含各宗派祖師的代表著作。可見當時的大藏經編輯者對中國祖師大德佛教思想的價值仍然未能具備足夠的信心。

 

不過，《開寶藏》之後的編修者，似乎對中國著述愈來愈加重視。中國著述增收的比例，遠非《開寶藏》所能比擬。其中，最為特殊的事例是《金藏》與《嘉興藏》，這兩部藏經都收有相當多其他諸藏所未收的中國著述。《金藏》對北方重要佛典的蒐輯；《嘉興藏》之《續藏》、《又續藏》所收錄的逸典，在文獻保存方面都有較大的貢獻。

 

關於中國著述的入藏趨勢，下列幾點應該值得注意：

 

(一)中國著述入藏數量之逐漸增多

 

《開寶藏》之後，中國著述之入藏數量，增加甚多。但是，這是綜合後代諸藏之入藏數量所作的觀察，並不是每一部藏經所收的中國著述都比前一藏經為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官修藏經所收數量往往比私修藏經少。甚至還有刪除前代藏經所收著述的情形。清代官修的《龍藏》，就曾經刪除明代《南》、《北》二藏所收的四十部中國著述。儘管如此，《龍藏》所收的中國著述，仍不會比宋代官版諸藏少。不過，比起明代的私版藏經《嘉興藏》，則《龍藏》所收自是大為遜色。因為《嘉興藏》所收的中國著述，在數量上居宋清諸藏之冠。

 

(二)名僧傳記的入藏情形

 

在名僧傳記方面，法顯與玄奘的傳記（《法顯傳》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各種大藏經都曾加收錄，可見對於西行求法高僧的尊敬是不分宗派，而且超越時代的。

 

至於對各宗祖師個人傳記文獻的收錄，則各藏並不一致。天台宗的智顗傳記（《智者大師別傳》）到明代的《南藏》才入藏。不過，華嚴宗的法藏、密宗的善無畏與不空，這些人的傳記或行狀在清末以前的中國藏經中皆未能入藏。可見在個人傳記文獻方面，古人所最重視的是西行求法者。至於祖師的個人傳記，入藏的比例甚少。

 

此外，對於一書之中輯錄眾多僧傳的著述，也大多可以順利入藏。像三部《高僧傳》、《比丘尼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皆在入藏之列。

 

(三)各宗名著的入藏比例並不一致，有甚多要典在宋清間並未入藏

 

現代人最常使用的大藏經是《大正藏》。專攻中國佛教者比較注意的是《卍續藏》。在這兩部日本人所編的藏經之中，我們常可以看到眾多的中國古代佛教要典。如果沿用較久，往往會想當然耳的以為中國古代大藏經也與《大正》、《卍續》二藏一樣容納這些要典。

 

事實上，這樣的想法與實際情況是相距甚遠的。因為宋清間的中國各版大藏經，漏失了甚多中國歷代各宗的名著。從下列的抽樣舉例，可以看出這種漏失情形的嚴重性：

 

1.天台宗：天台智顗的著作，是諸宗名著中最受歡迎的。他的三部主要著述（即《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及《摩訶止觀》）及湛然為這三書所撰的註釋，都在北宋的《崇寧藏》中即告入藏。甚他諸書（如《觀音玄義》、《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等）則多在《金藏》及明代諸藏刊行之時始告入藏。

2.律宗：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隨機羯磨疏》等南山三大部僅在《崇寧藏》中入藏，其餘宋清間之諸藏皆未收。不過，道宣的《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懷素的《僧羯磨》、《尼羯磨》、以及義淨的《護命放生軌儀法》、《受用三水要行法》、《說罪要行法》等書則諸藏皆收。

3.華嚴宗：法藏著作的入藏情形也不甚理想。他的《華嚴經探玄記》為宋清間中國諸藏所摒除，其他著作之中，除了《金師子章》（承遷注本）被收在北宋所編的《毘盧藏》之外，其《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華嚴經旨歸》等書都在明代《南藏》刊行之時才入藏。此外，其所撰《華嚴經義海百門》、《華嚴策林》、《大乘起信論義記》等書，則皆未被收入古代中國藏經之中。 與法藏比較起來，華嚴宗的另一名家李通玄在古代似較被重視。他的《新華嚴經論》在宋代的《毘盧》、《金藏》、明代的《嘉興》、清代的《龍藏》等藏經中都曾收錄。此外，另一華嚴名家澄觀的《華嚴經疏》及《隨疏演義鈔》則在《金藏》及明代以後諸藏始被收錄。

4.唯識宗：窺基的名著《成唯識論述記》、《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大乘法苑義林章》、及《因明入正理論疏》等書為《金藏》所收，而在其他諸藏中則全未之見。另外，像他的《唯識二十論述記》、《辯中邊論述記》二書則無一藏曾加收錄。

5.禪宗：宋清間禪宗名著的入藏情形也頗為出人意表。宋代的《崇寧藏》收有《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傳心法要》與《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此書《毘盧》亦收）。《金藏》收《有曹溪寶林傳》與《傳燈玉英集》，此外，宋朝滅亡以前（1279前）似未見有其他禪籍入藏。即使是《六祖壇經》這麼重要的書，也是在明代的《南藏》中才開始入藏。中國之古代藏經大量收輯禪宗文獻的，是《嘉興藏》（《續藏》及《又續藏》），但是所收二百餘部禪宗典籍之中，大多為明末清初著述。唐宋名家語錄仍漏失甚多。因此，禪宗文獻仍須到近世日本《大正》、《卍續》二藏出現後始較完整。

6.淨土宗：宋清間的諸版大藏經在淨土文獻方面的輯錄，也頗令人訝異。今人研究中國淨土宗史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獻，在古代中國人所編的大藏經裡，幾乎全未收錄。像曇鸞的《略論安樂淨土義》、《往生論註》；道綽的《安樂集》；迦才的《淨土論》；善導的《觀無量壽佛經疏》、懷感的《釋淨土群疑論》等要典，都全未入藏。

7.三論宗：此宗之集大成人物──唐代的嘉祥吉藏，其所有著述在宋清間全未入藏，即使是像他的《中觀論疏》、《三論玄義》、《大乘玄論》這些重要著作都全無倖免，全被沙汰。

8.密宗：此宗最主要之中國人著述，當推一行所撰《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與《大日經義釋》二書，這兩部書皆為中國古代藏經所刪汰，未曾入藏。其他有關密教之各類中國著述，也罕見有入藏的。

四、宋清間大藏經之入藏情形的檢討

 

從整體方面來看，宋清間的大藏經編印事業當然是一種劃時代的文化偉業。對於佛教文化發展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其對文獻保存方面的貢獻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依現在仍可稽考的藏經目錄可以推知，這些藏經在編輯過程中仍然有不少疏漏。依前兩節所舉的事例中可以看出，有很多重要的中國著作並未入藏，相反的，有些並不重要的文獻卻反而得以收入藏經之中。可見古代編藏者的收書尺度或所持的入藏標準，並不能全然令人信服。其編輯態度也有若干可議之處。箇中原委，值得後人深入探討。

 

依照筆者的研判，造成這種不合理的入藏情形的原因，除了人謀不臧之外，也另有若干其他因素。茲略述如次：

 

(一)訪書不週，蒐書不全，以致要籍未能入藏

 

造成訪書不週、蒐書不全的原因固有多種，然而，古代交通不便所造成的地緣障礙，當是其中之一要因。中國幅員廣大，南方所刊行之佛教要典，其未能為北方人所閱及，是很有可能的。加上在政治上分裂統治時期，不同國家（如：宋、遼、金）所刊行的佛典之互不相知，更是可以想見。[3]

 

以唐譯《四十華嚴》為例，該書雖為《資福藏》所收，但在《開寶》、《崇寧》、《毘盧》、《圓覺》諸藏中則全未收錄。此外，唐譯《心經》二種（法月本、與般若本）為《金藏》所收，但是在《開寶》、《圓覺》、《普寧》、《磧砂》諸藏中則全未入藏。

 

《四十華嚴》與《心經》是譯自梵語的印度佛典，並非中國著述。因此，其未能入藏，並不存在政治干預或宗派意識等因素，然而有不少藏經對這兩種理宜入藏的印度佛典，卻未能收錄。這應該是訪書不週所造成的缺失。

 

(二)其書在中國已佚（或甚為難覓），然仍保存於域外

 

刊印於十三世紀的《高麗藏》再雕本，收有唐代義淨所譯的六部律典，這就是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出家事》、《安居事》、《隨意事》、《皮革事》、《藥事》、《羯恥那衣事》等六書。義淨所譯的其他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典，在各版大藏經中收錄十餘部，唯獨上述六種譯本為宋清間中國諸藏所未收。可見這六部為高麗所保存的律典，在中國編印諸藏之時已難以覓得。

 

按：《高麗藏》之編印曾受《契丹藏》影響。編藏人員對義淨這六部律典也有可能取自《契丹藏》。果如是，則是遼國保有其書，而為漢地所無。不過，由於《契丹藏》久佚，書目也不可考。因此詳情如何，仍不得而知。

 

(三)對密教類文獻的不盡相容

 

如前所述，宋清間在中國所刊印的大藏經中，密教類佛典漏失甚多。以十九世紀末，日本所刊行的《縮刻藏》為例，其中即收有百餘部密教類佛典，稍後的《大正藏》又增收六十餘部。《縮刻藏》與《大正藏》所收的這些密典，在宋清間中國人所編的藏經裡，全未入藏。由於這些密典都是譯自梵語的印度佛典，並非中國撰述；其未入藏，並非由於政治或宗派意識等原因。因此，這種現象應可詮釋為中國人對密教無法全然接受所致。

 

這種情形從藏文密典之漢譯文獻也可得到另一佐證。元代譯自藏文的《大乘要道密集》、清代所編的密咒文獻《滿漢蒙藏四璧大藏全咒》等書，都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但卻都未能入藏。可見漢傳中國佛教界對密教所採取的態度，是若即若離的。

 

(四)政治力量的干預

 

宋代以來的印藏事業有官版、私版二種。其中，私版屬民間文化事業，而官版則皆由帝王敕修。因此，對官版大藏經的刊印，統治階層是有推動之功的。

 

不過，歷代帝王之中也有若干位曾對編藏業務橫加干預。影響雖不算大，但是對某些典籍之入藏與否，則產生若干決定性的阻力或助力。下面諸例可為佐證：

 

遼代（道宗時）曾敕令焚燬《六祖壇經》與《寶林傳》等書經版，將它們自大藏經錄中除名。[4]

 

北宋徽宗信仰道教，他曾下令焚毀大藏經中詆毀儒道二教之佛典，法琳的《辯正論》即其中之一。[5]

 

在中國歷史上，政治力量干預佛典存毀的最顯著事例，當推清代的雍正。雍正在清代《龍藏》即將刊刻前，曾撰〈御製重刊藏經序〉一文，文中對中國著述的收錄有較嚴格的指令。其文云：

 

歷代名僧所著義疏及機緣語錄，各就其時所崇信者陸續入藏，未經明眼辨別淄澠，今亦不無刪汰，俾歸嚴淨。[6]

 

此外，雍正在其所撰《揀魔辨異錄》卷首〈諭告文〉中，及其《御選語錄》〈總序〉中，都明白宣示他對揀別邪魔的用心，以及對丹霞、法藏（密雲圓悟派下）、弘忍等禪師的憎惡。近人張德鈞氏在〈關於清刻大藏與歷代藏經〉文中，即認為這是為顧及政治利益而淆亂宗教價值的干預行為。[7]

 

清代的《龍藏》是雍正所企劃而完成於乾隆的大藏經，這部藏經刪除明代《南藏》、《北藏》中所曾入藏的佛典共計四十種，其中包含《出三藏記集》、《古尊宿語錄》、《止觀輔行傳弘決》、《國清百錄》等要典，且對明末清初所完成的《嘉興藏》中所新收的大量禪宗典籍都未曾擇要納入，又敕刪錢謙益《楞嚴經解蒙鈔》等書。因此頗為現代學者所詬病。[8]造成此等缺失的原因，縱使不全是雍正的指令，然而，如果要他負一部份責任應該是不算冤枉的。

 

(五)威權人士著作的入藏

 

這裡所謂的「威權人士」，是指帝王或民間編印藏經者的相關人士而言。略如下列諸例：

 

宋太宗著有《緣識》、《逍遙詠》、《佛賦》、《詮源歌》、《秘藏詮》等五書，在宋版《崇寧》、《毘盧》、《圓覺》、《資福》、《磧砂》（甲本）中都曾加收錄。然而在元代以後的《普寧》、《南藏》、《北藏》與《龍藏》中，則皆遭刪除。可見宋人所編藏經對宋代帝王著作不敢不使之入藏，而改朝換代之後，不同時代的藏經編輯者則無法認可。

 

這種情形在清代的《龍藏》之中也可見到一例。雍正的《御選語錄》、《御選宗鏡大綱》、《御選經海一滴》等書皆為《龍藏》所收錄。但是在後代中日兩國所編的大藏經中，則皆遭刪除，可見其重要性並不為後人所承認。

 

除了帝王著述入藏之外，民間私版的藏經也有類似的例子。祇不過所收的著述是編藏者所崇拜的人物的著作，而不是帝王的作品。元代白雲宗徒在編印《普寧藏》時，即收入該宗祖師清覺的《白雲和尚初學集》與《白雲和尚正行集》二書，但是這二書在其後的明清諸藏中，則皆刪除不錄。

 

(六)編輯陣容與編輯態度之不盡理想

 

明代的蓮池大師雲棲祩宏在其所撰《竹窗三筆》〈續入藏諸賢著述〉文中曾云：

 

古來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經論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員，漢僧若干員，通佛法宰官若干員，群聚而共議之。有當入而未入者，則元之天目高峰禪師語錄，國初之琦楚石禪師語錄，皆寶所之遺珍也。近歲又入藏四十餘函，而二師語錄，依然見遺。有不須入者反入焉；則一二時僧與一二中貴草草自定，而高明者或不與其事故也。[9]

 

這段話凸顯出官版大藏經編修時在入藏問題方面所面臨的盲點。官版如此，私版的編輯過程一定比官版更不嚴格，其對入藏書目的選擇自然更為草率。由於大藏經的印度佛典方面，爭議性較小，所以，由編輯陣容及編輯態度所引起的偏差，主要顯現在中國著述方面。如果編輯者見識不足、或宥於宗派成見而自是非他，則入藏佛典不恰當的可能性自會增高。以《嘉興藏》為例。該藏之續藏部份收有《法華大意》（明．太虛撰）一書。此書在《嘉興藏》的首任主編密藏道開心目中，是一部「知見邪惡不可當」，著者「應入拔舌地獄」的邪書。但是在密藏離開主編一職之後，繼任者居然將該書收之入藏。可見《嘉興藏》的編輯群是不盡理想的。

此外，《龍藏》除了「徇私」收錄多種雍正著作之外，其中所收的《維摩詰經》也曾被隨意刪改，而全未註明原委。[10]白雲宗主持的《普寧藏》也「徇私」選取該宗祖師的著作入藏，凡此都可以窺見古代人編輯藏經，態度並不盡然嚴謹。

 

五、結語

 

拋開宗教信仰意識，如果只從史料學的角度來看現存這些古代的大藏經，我們會發現一些常人所未嘗注意的特質。茲略述如次：

 

(一)中國著述之入藏數量逐漸增多，凸顯中國佛教文化之獨立

 

雖然印度佛典一直是各版大藏經的核心內容，但是隨著時代的演進，後代續修的大藏經，對中國著述的入藏數量，有逐漸增多的趨勢。雖然迄《龍藏》為止，所入藏的中國著述，仍不能盡如人意。但是，顯然地，原本在《開寶藏》中無足輕重的中國著述，到明、清諸藏中已大幅增加，令人逐漸感受到中國佛教著述之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世界各大系佛教中，南傳佛教與藏傳佛教所編的大型佛教叢書（如：《巴利三藏》、《西藏大藏經》），都以印度佛典為主，而罕及於南傳或西藏的本土著述。然而在中國人所編的大藏經中，則本土著作之入藏，幾乎有與印度著述分庭抗禮的趨勢。這種現象多少可以作為「中國佛教已發展成獨立之一系」的輔助說明。在佛教文化史的發展上，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二)編輯態度之嚴謹與否，不盡然與其史料價值成正比

 

一般而言，官版藏經的編輯態度較嚴謹，但是在門限較高的情形下，所收文獻自然較少。私版藏經不受官版入藏須敕准的限制，門限較寬，有時且趨於浮濫，但是所收文獻較多。就後代人的客觀立場來看，能夠多保存文獻總是一種文化貢獻，因此，私版藏經的史料學價值，往往高於官版。像《金藏》、《嘉興》二種私版藏經都收有甚多其他藏經所無的重要佛典，而《龍藏》這種官版藏經則刪除甚多佛學要籍，這些事例都可以說明嚴謹的官版與浮濫的私版藏經，在史料價值上的差異。「嚴謹」反而使佛典減少保存的機會，而「浮濫」卻反而可以為後人收藏甚多文獻。這也算是佛教文化的一種詭譎發展吧！

 

(三)從《大正》、《卍續》二藏可以看出古代藏經有甚多遺漏

 

這是從前一節拙文中可以窺見的事實。綜合地看，《大正》、《卍續》二藏所收中印佛典之未為宋清間中國藏經所收者，大約有一千餘部。像嘉祥吉藏的所有著作、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窺基的《唯識二十論述記》、曇鸞的《略論安樂淨土義》、一行的《大日經義釋》、《大日經疏》等要籍，如果僅依現存宋清間之諸部藏經，這些書是無法讓現代人看到的。現代人之得以見及，多半要拜《大正》或《卍續》二藏之賜。

 

簡言之，現存宋清間諸部大藏經所收的中印佛典，是有所不足的。有很多佛教重要文獻，都是由於《大正》、《卍續》二藏的問世，才得以重見天日。這也是《大正》、《卍續》二藏最主要的一項價值。要認識《大正》、《卍續》二藏的特色，應自此處開始著眼。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Question of which Texts were Incorporated in the Blockprint Editions of the Tripiṭaka

Lan Chifu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This paper examines following problems:

1. What is the core contents of various versions of Tripiṭak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ies.

2. What are the criteria of compiling these versions of Tripiṭak? Are their criteria reasonable? In other words, are the Buddhist sūtras compiled into the tripiṭak the important ones? Are there any important Buddhist sūtras not compiled into the Tripiṭak?

3. Taisho Tripiṭak is the most popular Tripiṭak nowadays. What are its characteristics in compi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ompilation, What are the specialities of Taisho Tripiṭak superior to other old Tripiṭaks?

關鍵詞：1.inclusion in Tripiṭak　2.Tripiṭak　3.Comparative Annotation of the Catalog of 25 kinds of Tripiṭak

[1] 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1983年，臺北：新文豐版。

[2] 同前注，頁468所附表格。

[3] 關於古代大藏經入藏書目之受限於地方性，近人呂澂〈南藏初刻考〉文中曾經提及。該文附載於《歐陽大師遺集》(二)（頁1473～1484），1976年，臺北：新文豐版。

[4] 《佛祖統紀》卷14，《大正藏》冊49，頁223下；《宋代佛教史研究》（高雄義堅著，陳季菁譯）頁92，《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冊47。1987年，臺北：華宇版。

[5] 《佛祖歷代通載》卷19，《大正藏》冊49，頁681中。《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小川貫 著，華宇漢譯本）頁41，《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冊25，頁41。1984年，臺北：華宇版。

[6] 《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總目錄》頁15。1992年，臺北：新文豐版。

[7] 張德鈞〈關於清刻大藏與歷代藏經〉，收在《佛教聖典與釋氏外學著錄考〉書中，1979年，臺北：大乘文化版。

[8] 同上注。

[9] 雲棲祩宏《竹窗隨筆》頁217，1992年，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重排版。

[10] 林純瑜《龍藏．維摩詰所說經考》，1993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印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