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 結緣總比結怨好
我從小雖然就具有圓融隨和的性格，但也與一般男孩子一樣，喜歡伸張正義，打抱不平。有一天，在一本書裡看到一句話“結緣總比結怨好”，深深打動我頑強的心扉，回憶過去我經常因為執著、好鬥而結下許多怨尤，想想實在沒有必要。從此以後，我將“結緣總比結怨好”奉為圭臬，果然為我一生帶來許多方便。
“物以類聚”是眾生的習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團裡，也難免有此情況，有些人以地域結合，有些人以師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興趣相知。如果覺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黨同伐異而不自知。我向來喜歡融和無爭，所以保持中立態度，從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許正因為如此，也為自己引來一些困擾。
記得當時的同窗還度法師與我素無淵源，但大概是法係不一，他總喜歡找我麻煩。那時我年紀還小，遭到學長的欺負，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結緣總比結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態的方式和他相處，因此平息了許多紛擾。數年後，我們雖然各分西東，但友誼仍然持續維繫得十分長久。
棲霞律學院結束後，我進入焦山佛學院就讀。由於這是一所聞名全國的佛教高等學府，來自各地佛學院的精英均集中於此，但也因為這樣，大家意見不一，時有齟齬。當時有一位來自竹林佛學院的大培法師，對我存有誤會，經常冷語相譏，暗中醜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協助。後來我到南京華藏寺擔任監寺時，他也遠道來歸，齊為振興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見結緣能化解嫌隙，總比結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應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灣佛教講習會負責教務，某法師意欲將我排擠於外，寧可將講習會遷至台北，可是部分學生不願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還是鼓勵他們到台北去發展。後來幾十年來，大家仍舊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結緣實在比結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蘭弘法時，林松年居士剛從基督教轉信佛教。他護持佛法不落人後，而且做事能幹，頭腦聰明，唯性格剛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紛紛來向我投訴，甚至由於他護教太過熱心，偶爾一些言辭對佛教造成傷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對我雖禮敬三分，但究竟習氣難改，有時說起話來，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儘管如此，想到人要結緣，不要結怨，所以我對他更加友好。後來成立“宜蘭念佛會”時，還選派他擔任總幹事。一向處處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竟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實，這就是結緣不結怨的結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協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設，原先那一帶的信徒像宋仁心、陳明等人，最初是由於接觸附佛外道普明燈居士的因緣而信仰佛教，對於佛法真理了解淺薄，只知倡導自性三寶，不知禮敬常住三寶，尤其每次一到我說法的時候，他們總是群集在講堂外面，或奏樂擾亂、或聚眾座談，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樣子，我照樣在台上講經說法，平常也依舊禮遇他們。久而久之，這批人終於被我感化，不僅對我竭誠擁護，而且重新皈依三寶座下，成為正信佛子。類似的經歷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處事如果不將別人的短處視為缺失，而抱持“結緣，不結怨”的態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時機成熟時，一定可以獲得對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歡因為一點小事和別人成為冤家，甚至在經濟拮据時，對於財務處理，也是寧願自己吃虧，盡量避免紛爭。像宜蘭雷音寺大門前的一棟民房，時價三萬元，屋主提出以十萬元作為讓售代價，一個禮拜以後，待我們籌好款項時，他卻索價二十萬元，再隔幾個月，他又提高到四十萬元……價碼持續提升，徒眾得知，無不憤怒切齒，但我最後還是滿其所願，多年後以四千萬元成交。目前我們將寺內土地整體規劃，加建十八層大樓以為佛光大學的城區分部，預見日後將發揮文教功能，帶動當地文化建設，雖說多花了點錢，佛祖還是獲得最後的勝利，因此結緣總比結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涼的麻竹林，一畝土地一萬元不到，但是現在一億元都買不到一畝，其中簡直有天壤之別。儘管如此，三十年來，我們本著友好結緣的誠意，在經濟萬分困難下，一塊一塊地買下了五十畝土地，以此為基礎，慢慢發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業，裨益眾多的生靈。如果我們當初眼光短淺，和鄉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結怨，更無法與全球信眾廣結善緣，豈不因小失大？
數十年來，台灣小型書報雜誌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種種名目前來募款時，我固然多少都給予一點補助；對於大陸的寺院道場，無論是化緣建設經費，或是募取獎助學金，無論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贈汽車、電視，我也都隨份、隨力地幫忙。雖然經常阮囊羞澀，不勝應付，但想到能夠藉此機會與大眾結緣，還是心存感謝，因為結緣總比結怨好。
多年來，我自以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當弟子將建寺功德名錄拿給我看時，見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開證、印海、浩霖、靈根等法師動輒捐獻數十萬、上百萬，才感到別人結緣的心胸比自己更為可貴，慚愧之餘，唯有勉勵自己更加盡力廣結善緣。
一九八八年，美國西來寺落成時，召開第十六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議，洛杉磯華人的基督教會天天在寺外舉牌遊行，抗議吶喊，引起當地居民反感，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本著宗教的慈悲，請信徒端熱茶給他們解渴驅寒。一位從公家機關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遠鏡觀測西來寺，寫給縣政府的密告黑函達數百封之多，我們不斷嘗試與其溝通，起初她相應不理，有感於我們的誠意，去年她終於出面和我們協談。每屆春節期間，西來寺均舉辦敦親睦鄰餐會，懇請附近居民同來聯誼，那些向來持反對意見的人也都應邀在列。或許由於我們“結緣”的誠意，成立九年以來，西來寺不但未被惡勢力擊倒，反而目睹越來越多的基督教朋友、各國人士前來參訪。這不正是結緣總比結怨好的明證嗎？
“感謝主，他的大能給我們在這裡施予博愛，給予需要的人。”當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參觀“仁愛之家”，看到院門的牌匾上寫著這樣的文字時，不免驚怪：“師父！怎麼會這樣呢？'仁愛之家'不是佛光山辦的嗎？”其實“仁愛之家”原名“蘭陽救濟院”，乃基督徒董鴻烈先生於一九六三年創立，但兩年後因財務困難，由當時的宜蘭縣縣官從中斡旋，交由我來管理。當初接辦時，許多信徒建議拆除這塊牌匾，我不僅斷然拒絕，而且向大家宣布：“基督教肯將救濟院交給我們接管，我們怎麼可以如此回報？我們不但應該善理院務，更要好好保護這塊牌匾，因為歷史的軌跡是不容更改的。”後來依融、紹覺從佛學院畢業之後，自動發心前來服務，在院內增設佛堂，雖然如此，我們對於各種信仰的無依老人均一視同仁、收容照顧，讓崇尚耶穌基督的，向耶穌基督禱告；讓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來禮拜。三十餘年來，院中的老人們相處融洽，安然無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無獨有偶，倫敦佛光寺的建築本來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創辦人Authur Micheal Ramsey大主教在大門口所立的碑銘至今依舊保持原狀。一九九二年，倫敦佛光寺舉行開光典禮時，鄰居教堂的賀特神父（'s Church）特來道賀。四年後，我每次走訪英國倫敦弘法，都邀請該修道會的上級主教參加我們的集會，彼此之間水乳交融。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該寺舉行的“和平對話”以“宗教與社會的融和”為主題，當地各教派均派人前來共襄盛舉，大家踴躍發言，氣氛熱絡，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表示在當地弘法的徒眾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風行事，與人結緣，不與人結怨。
早期自願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來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為不能與別人相應，造成一些糾紛，使得事務難以進行，讓主管不得不將之遣離。我每次聽說此事，即自願親自出面和對方溝通，由於我好言安慰，真心勸告，最後這些人都是歡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經積為怨懟的事情，結果也都化解為善緣。他們離開以後，不但與佛光山保持聯繫，而且還經常回來擔任義工。可見結緣能化怨懟為助緣，是人生最美好的經驗。
多年前，洛杉磯一位作家每次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作品，只要提及佛教或西來寺，總是挖苦幾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憤怒。我聞言不語。一天，我邀當地作家協會至西來寺“素齋談禪”，他也應邀在座，我一句責怪的話都沒有，臉上也沒有慍色，有的只是讚嘆與尊重。從此以後，他的大作裡再也沒有出現批評佛門的言辭。
中部某報社記者也是經常惡意傷害佛教，當我知道以後，通過別人，邀約他來山一遊，讓他了解佛教對社會的貢獻，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結怨，都是誤會所引起，如果能夠多一點溝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動結緣，沒有什麼解不開的冤業。
像《台灣時報》因為經常以不實的新聞歪曲佛光山，終於激怒了信徒，於一九九六年二月間，發起包圍報廠，靜坐抗議行動。我得悉此事，立即電請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灣時報》立即表達歉意，如今偶爾也刊登有關佛光山正面的報導。所以，主動結緣並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結怨更能將事情圓滿解決。
多少年來，拙作《釋迦牟尼佛傳》與《玉琳國師》一再被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電台、電視及電影銀幕，但都因為劇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頻遭責難，也曾三番兩次想向演藝公司抗議，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後誰還有心做佛教的節目呢？況且既然已經結緣在先，又何必結怨於後？種種考慮之後，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編導的連續劇《再世情緣》改編自《玉琳國師》，不但佳評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觀念的傳播更有助於人心的淨化。後來許多導演、編劇紛紛來問我有關開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當初如果據理抗議，讓佛教與演藝界結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許多人見我人緣很好，都說我是上一輩子修來的。其實，我曾經遇到過不少公務人員在辦事的時候，不肯給人方便，總以磨人為樂，損人為快。儘管如此，當他們需要佛門的協助時，我仍給予幫忙，從此結下好緣，無形中也讓他們對於佛教以結緣、服務代替官僚、結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
與大陸闊別四十年期間，一些投機的鄉人趁機欺負我俗家的親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團返鄉弘法探親之際，對於家鄉附近社區的每一戶人家，都以一個紅包、一份禮品與他們結緣。尤其曾經極力傷害過我家人的一些鄰居親友，我更加厚待，贈予電視機、錄像機、電冰箱、收音機等電器。兄弟們都怪我怨親不分，但我覺得“冤家宜解不宜結”，“冤冤相報何時了”，對於心性澆薄的眾生，給予他們多一點因緣，讓他們未來也有得度的機會，非但自他受益，整個社會也將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嗎？
我在世界雲遊弘法，發現各地的僑團甚多，有的以同鄉組合，有的以宗親結社，有的以職業類聚，有的以性別集會，但彼此之間大多貌合神離，多少年來互不往來，甚至黨同伐異，視如水火。但是自從他們參加佛光會以後，都能在同一個信仰之下賡續友誼，引起許多人的好奇，紛紛來問我是何原因。其實，這不是我個人有什麼魅力，而是因為佛光會本身實踐佛教結緣不結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榮”的理念有以致之。
結緣能助成善業，能化解惡因，比結怨要好，乃古有明訓之事，像三迦葉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領一千門下投皈三寶座下，使佛教在初傳世間時就擁有強大的聲勢；呂洞賓原本志在長生不老，在拜訪黃龍禪師時，因為對於“莫做守屍鬼”的勸言不甚明白，在惱羞成怒之下，抽出劍來，欲殺之為快。結果不但不能傷彼，反被其智慧之語點醒。從此不僅勸人以“慈悲度世”為成道途徑，更以斷除貪、嗔、痴取代劍術之學習，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佛門也多添一位護法神仙。齊桓公於即位後，不記管仲昔日射殺之過，舉其為宰相，掌理國政，成為春秋時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後，盡棄敵對前嫌，任用魏徵、王珪為大臣，輔弼朝綱，乃有貞觀之治大放異彩……凡此不都是因為“結緣”所成就的美事嗎？
反觀佛世時，琉璃王還是太子的時候，因被釋族譏為“婢子”，乃心懷怨恨。即位之後，立即進軍迦毘羅衛國，盡滅釋種九千九百九十萬人，佛陀雖阻道三次企圖止戰，但終因夙業無法挽回，只有回到精舍，黯然神傷，後來琉璃王也死於非命，受地獄苦報。項羽雖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氣度狹隘，進入關中之後，坑殺降卒，焚燒秦宮，姦淫擄掠，而後又中了陳平的反間之計，誤以為謀臣們皆與漢王劉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為是，結果眾叛親離，盡失人心，最後在烏江敗亡自刎，這一連串的歷史悲劇，不都是“結怨”造成的嗎？
經云：“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來法。”又說：“未成佛道，先結人緣。”誠乃不虛之言。當今的社會充滿暴戾氣氛，其實，夫妻不和是兒女的不幸，兄弟鬩牆是父母的傷痛，員工相爭是企業的損失，人民鬥亂是國家的悲哀。 “結怨”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大家何不以“結緣”的胸襟來莊嚴我們的世界，美化我們的人間呢？
語言要像陽光、花朵、淨水
多年以前，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讀到這麼一句話：“語言，要像陽光、花朵、淨水。”當時深深感到十分受用，於是謹記心田，時刻反省，隨著年歲的增長，益發覺得其中意味深長……
我自幼出家，叢林的教育雖然嚴苛，但是從師長的對話裡，我體會到佛門深睿的智慧與無限的慈悲。例如，見面時常說到的：“歡迎法駕光臨，在此為您接駕。”“後學初參，請您老多多開示。”“我能為您服務什麼嗎？”“感謝您老提拔。”“感謝您給我學習機會。”“請您慈悲原諒。”“打擾您了！非常對不起。”
這些叢林用語和雅謙恭，不就像初春和煦的陽光一樣，給人溫暖親切的感覺嗎？在佛門常聽到的讚美辭，如：“您好威儀。”“您真親切。”“您很發心。”這些話像夏日綻開的花朵，美麗芬芳，讓人心曠神怡。最叫人回味的是：在佛門中，即使對某人不滿，在語言的表達上也極具藝術，例如：“不知慚愧！”“不知苦惱！” “拖拉鬼！”（指做事慢半拍者）“初參！”（指初來佛門，行事冒失者）“老皮參！”（指在佛門參學已久的老油條）等等，既具有教訓意味，又不失厚道，能令人心生警惕，恰似淨水一般，能滌人習染。
及至年長，與社會進一步接觸時，我不但保持過去在叢林裡養成的習慣，以謙遜的言語待人接物，更廣為運用，藉著口說筆書，散播樂觀進取的思想。我從弱者身上學習到強者的真理，並且發而為言，利樂大眾。我告訴啞巴：“你們是世界上口業最清淨的人。”我告訴聾子：“不聽是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告訴盲者：“方寸之間是最美麗的世界。”我告訴肢體殘障者：“心靈的健康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資產。”
面對怯弱膽小的眾生，我鼓勵他們前進；面對缺乏信心的眾生，我讚美獎勵他們的優點；面對自卑心重的眾生，我甚至不惜說出我自己的缺點，鼓勵他們面對現實，超越心理的障礙。
我對因故失學的青年說：“我一生從沒有領過一張畢業證書，有志氣的人應該以天下為我們的教室。”我對成績不佳的學生說：“我過去在佛學院讀書時，也曾一度吊在班尾扛榜，但是我的發心、熱誠不落人後，一樣也能獲得大家的肯定。”我對家境貧苦的兒童說：“我幼年時曾以拾荒為生，由於少時多能鄙事，故能在日後承擔艱鉅的工作。”我對生下畸形兒的婦女說：“我剛出生時半邊臉紅半邊臉白，長相駭人，許多人都說我母親生了一個妖怪，如今這些人卻改口說這是'瑞相'。”我不以為這樣會損害我的形象，破壞我的尊嚴。我覺得只要能使失意的對方揚起信心的風帆，駛向希望的港口，則於願足矣。
要使語言能像陽光一樣，不只要用愛心溫沃人們冷卻的心靈，更需要付出心血，發心為眾生作光明的指引。因此我留心各行各業的形態，為他們應機說法。
我勉勵文藝人士應善運如椽之大筆，立千秋之偉言；我呼籲軍警人士應抱持菩薩般的慈悲心腸，行金剛般的霹靂手段；我提醒政界人士應時時不忘初心，為民服務；我開示商業人士應賺取合理的淨財，帶動社會的繁榮；我建言農工人士應不斷研究發展，造福全球人類……
我不僅追溯歷史，也分析現況；我不但舉出方法，更陳述理由。我雖非天生具有雄辯滔滔的本領，亦非後天習得滿腹經綸的學問，但是由於我擁有一份光照普世的熱忱，自然而然就產生了一股沛然莫禦的動力。
由於曾在大時代的動盪中歷經多劫，我深知遭逢苦難的人們特別渴望法水的滋潤，失去自由的人們尤其需要佛光的照耀，所以四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我不辭辛苦地來往於島內外的監獄、看守所與感訓學校之間，探視受刑人士，為他們說法。
我常告訴他們：“在社會上，有的人雖然住在有形的牢獄中，但是還有更多的人是住在無形的心牢裡……監獄其實是一個最好的修道場所，在獄中雖然身不自由，心卻可以自由，只要大家肯真心懺悔，放下萬緣。在獄中雖然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正可以利用這段禁閉時間反觀內心的般若風光。如果能將受刑視為一期的閉關修行，心中何其自在！”
這一席話不知在各地監獄講說了多少遍，也不知感動了多少受刑人。他們痛哭流涕，真心懺悔，他們自動求受皈依在三寶座前。有的從獄中捎信，感激我的鼓勵；有的出獄以後改過自新，專程來向我道謝。知道他們得度有望，為他們慶喜之餘，我更加勉勵自己要多說好話，以裨益更多的眾生。
我曾數度走訪香江難民地區，甚至遠赴泰北撫慰難胞，也曾與抱屈受冤的人會晤談話。我勉勵他們要自立自強，天下沒有絕人之路。我勸告他們要忍耐負重，因為“法律容或有冤枉我們的時候，歷史也有辜負我們的一刻，但是真理絕對會給我們公道。在受到委屈，無法申辯的時候，不妨自我充實，以待因緣。 ”我不但以自己的苦難經驗現身說法，更廣舉司馬遷、文天祥作為例證。目睹憤世嫉俗的眼神逐漸轉為平和安詳，我確信黎明的曙光已經到來。
“一言足以傷天地之和”，我們怎能不慎之於口呢？我不但常常提醒自己慎口，更時時注意說話的場合和時間，使之恰如其分，適時而止。所以無論是在家信徒的婚喪喜慶，或者是機關行號的活動開示，總歡喜邀我前往主持。
顯正首要破邪，揚清必先激濁。杯盤器皿還需滌去塵污，方足以納受潔物；溝渠河床也要疏通雜質，才能夠暢流無阻。於是我自許要做一滴淨水，從根本上洗除眾生心中煩憂：我鼓勵慟失親人者“走向社會，關懷眾生”；我勉勵事業受挫者“從跌倒的地方自己爬起來”；我安慰感情失落者“以慈作情，以智化情”；我勸告婚姻觸礁者“以愛才能贏得真愛”。往往一天的時間就在接引信徒，四處弘法中飛逝而過，直至深夜時分，我才有空閒，於是我又拾起禿筆寫作，期能與讀者分享心中的禪悅法喜。這樣的長期付出，雖然辛勞備至，然而它的收穫匪淺。
回憶四十年的弘法生涯裡，多少失親的人走出心頭的陰影，在服務大眾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多少徘徊在歧途邊緣的人，放棄自殺、作歹的念頭，如今事業有成；多少曾被感情困惑的人，也打破執著，心開意解；多少即將破裂的婚姻，在真愛的覆護下重修舊好……
多少人攜家帶眷，引朋喚友，千里迢迢，遠道而來，只為了感謝我所說的一句話、兩句話，成了他們生命的轉折點；多少人來信，感謝我文章裡的只字詞組，給予他們重生的力量。對於這些，我絲毫不敢居功，只覺得完全是他們的善根與彼此的有緣，互相配合成就的結果。然而由於他們的鼓勵，我更加積極努力，多說些有建設性的好話，多寫些利民的文章，與大家共同結緣。由此可見，我們的一言一行具有互動的作用，所以唯有大家互道好話，互助互利，才能擁有一片光光相攝的人間淨土。
俗謂：“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語言是傳達感情、溝通交流的工具，但是如果運用不當，雖是出自無心，也會成為傷人的利器。
回想我這一生中，不也常被人拒絕，被人挖苦，甚至被人毀謗，被人誣衊嗎？我之所以能安然渡過每個驚濤駭浪，首先應該感謝經典文籍裡的佳句和古德先賢的名言，其中史傳描述玄奘大師的“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是我自年少以來日日自我勉勵的座右銘，多年來自覺從中獲益甚深；地藏菩薩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總是在我橫逆迭起的時候，掀起我無限的勇氣；每當險象環生的時候，想到鑑真大師所說的“為大事也，何惜生命！”強烈的使命感不禁油然而生，增添我心中無限的力量。
在遭遇屈辱而氣憤填膺的時候，想起《華嚴經》中“常樂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捨中”的偈子，每每令我暗自生愧，從而激勵自己廣行慈悲。在平日的生活裡，《華嚴經》的“不忘初心”、《維摩詰經》的“不請之友”、《八大人覺經》的“不念舊惡”、《大乘起信論》的“不變隨緣”等，雖是短短數語，卻帶給我寬廣健全的人生觀；而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句子，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遷怒，不貳過”、“無欲則剛，有容乃大”、“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等，雖言簡意賅，也讓我畢生受用無窮。
此外，我也頗能在心裡“自創”如陽光、花朵般的語言，陶醉其中，怡然自得。
記得開創佛光山時，學部圓門前面有一塊小空地，我常邀師生徒眾共同喝茶談敘，當時心中常對自己說：“真是太好了！居然有這麼一塊空地，供我們師徒接心！”後來我們開闢了一條菩提路，我心裡也十分興奮：“真是太美了！我們又多了一個跑香散步的地方！”當寶橋完工的時候，快樂的感覺常常湧上心頭： “真是太方便了！現在有了這麼一條橋越過溪流，再也不用涉水繞路了！”即使買了一本小書放在圖書館，我也是滿心歡喜：“大家又多了一份精神食糧了！”
由於把許多事都視為“好大！好美！”所以，我從不將心思局限於人我比較上，而能從心靈的提升，來擴大自己；從建設的增長，來完成自我，故能知足常樂，積極進取。
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我們的心就好像工廠一樣，設備良好的工廠製造出良好的產品，人見人愛，設備不好的工廠只會增加環境的污染，自惱惱他。如果我們能正本清源，打從自己的心裡製造光明的見解、芬芳的思想、潔淨的觀念，生產陽光、花朵、淨水般的語言，與他人共享，則能擁有一個豐美的人生。
排難解紛不是閒事
報載“華視”連續劇《包青天》受到觀眾熱烈歡迎，弟子們說：“師父就像是佛光山的包青天，常常及時伸出正義的援手，專門為大家排難解紛。”
回憶自我懂事以來，就經常看到母親為鄰里親友排難解紛，記得曾經有人向她說：“何必多管閒事呢？”母親聽了，正色答道：“排難解紛能促進別人的和諧美滿，是正事，怎麼能說是閒事呢？”這句話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靈上。在耳濡目染下，我也繼承了母親的性格，一直都很喜歡幫助別人化解紛爭，而且並不一定是佛光山的徒眾，我才特意關懷照顧。每次在事後，當我看到雙方皆大歡喜的樣子，總是想到母親所說：“排難解紛不是閒事！”誠然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話。
曾經有人見我將很難化解的恩怨予以妥帖擺平，問我秘訣何在？我想，這是因為我向來覺得“排難解紛非等閒之事”，所以總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甚至為了讓雙方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我不惜犧牲己利，以謀求大家的滿意。
高雄佛教堂興建時，將佛像高高地安在天花板下，座下盤踞著兩隻大型的石獅子，顯得不倫不類，引起兩派信徒紛爭不已。我雖然為建寺工作花費了許多心血，然而為息事寧人，所以在完成建設後即自行退出，覓地另建壽山寺，好讓另一派信徒不致流失他處。
雖說“為做事必須求全，要成功何妨忍耐”，然而佛教“忍”之一字，並非只是一味的退縮趨避，在應當向前的時候，我們也要放下一己之毀譽得失，忍受來自各方的困難壓力，提起勇氣，一爭到底。
記得最初我剛來台灣時，風聞寺中之本省比丘尼與大醒法師之間有所爭執，但因我初來乍到，不明內情，故未參與其中。李子寬接掌寺務後，屬意由太虛大師的傳人擔任住持，因而又引發新舊兩派長老紛爭。由於我曾經受教於兩位前輩，所以儘管心裡很著急，卻無能為力。
後來默如、演培法師之間，演培與悟一法師、真華與成一法師之間，也相繼有意見紛爭之事傳出。所謂“旁觀者清”，據我了解，他們之間都無私人恩怨，只是因為理念不同而產生異議。在佛門裡，自古以來，縱使證到阿羅漢果，我執已除，法執難化者常有所聞。因此，對於他們的爭論，我並沒有十分介意。直到悟一法師委屈難平，衝突日盛時，我因與悟一法師同在焦山、棲霞受業，故略盡綿薄之力，居間斡旋調解。
早年張少齊居士所建的琉璃精舍，號稱“地下叢林”，因為張居士素與佛教大德來往頻繁，許多教界紛爭都是在該處攤牌解決。我也經常身在其間，承孫張清揚女士與張少齊居士厚愛，待我為上賓，每次親自為我張羅茶水，準備齋飯，對於佛門的一些爭端，也常採納我的意見。記憶中最深刻的是我曾建議張少齊居士讓聖嚴法師接任台灣佛教文化館的董事長，當時看得出來他有些勉強，但或許是出於一份尊重，還是接受我的意見。如今目睹該館能經營有序，我的心中稍有所安。
我不但在事關大局時挺身而出，也替一般家庭排難解紛，像高雄澳洲行、孫張清揚等人的財產糾紛，以及一些信徒的婚姻危機，我都運用佛法，耐煩調解，故能化繁為簡，迎刃而解。
一九九四年六月，台灣演藝界知名人士夏玉順、凌峰之間，因口角齟齬而演成肢體衝突，夏玉順提出驗傷單，向警方提出控訴。我得知後，先和他們互通電話，曉以佛法，然後約他們同來台北道場用餐，一番言談後，凌峰當即表示道歉，隨後彼此握手言和，連在場採訪的記者都不禁歡呼鼓掌，一場鬧劇終於以喜劇方式收場，但幕後我為他們付清了律師費，則無人得知。
由於排難解紛，我也遭致各界不同的反應：體諒其中辛苦，讚美事情得以圓滿處理者固然不少，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說我愛管閒事，太過入世。其實兩千五百年前，佛陀不也經常出入於王宮貴冑之中，來往於民宅貧窟之間，為人排難解紛嗎？而觀世音菩薩為了排難解紛，更是不惜倒駕慈航，以三十三應身化現世間。佛教悲智雙運的精神，本來就在入世度眾中表現無餘，否則沒有眾生，何來佛道？為人排難解紛，正是自己的本分，怎可說是閒事呢？
比起人類，動物有時反能顯現明是非，識大體的一面。十餘年前，佛光精舍的老人抱怨大慈育幼院的小狗“黑虎”亂吠，擾亂安寧，並放言將投書報紙，說我們虐待老人。所謂“善門難開，好事難做”，我們以善美之心從事慈善工作，卻遭到這種後果，一些徒眾為此迭有怨言。但我做事一向為所應為，不計榮辱得失，所以只有一面安慰徒眾，一面想法子解決問題。後來幾經努力，將“黑虎”送到美濃朝元寺央請慧定法師收養，並且另外找了一隻溫順的狗兒，以免院童哭鬧，才將此事圓滿解決。八年後，我到朝元寺去，“黑虎”居然還認得我，不但沒有絲毫怨尤之色，反而似乎很能體會我當初的苦衷，不斷搖尾歡迎，而且跟前跟後，一副情深的樣子。目睹此情此景，不禁鼻酸，我們將它送到百里以外，但它心中始終沒有捨棄我們！
排難解紛，能結好緣，能積善德；能化干戈為玉帛，能轉暴戾為祥和；是推己及人，兼善天下；是福慧雙修，自利利他。如果每個人都能將排難解紛視為自己的本分，則人類紛爭當可減少，世界和平也是指日可待之事。所以，排難解紛是正正噹噹的好事，不是閒事。
不比較，不計較
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雙胞兄弟曾透過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筆字，我信手拈來，在宣紙上寫下“不比較，不計較”。後來他們在影藝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攜，傳為佳話。一名弟子曾問我：“您當初怎麼想到這樣的句子呢？”我反問他： “人生種種煩惱的主要來源是什麼呢？”只見他沉思片刻說道：“比較和計較。”
的確，人的煩惱無明都是從“比較、計較”而來：襁褓期間，嬰兒運用觸覺，比較誰的疼愛多，藉著哭聲表達自己的計較；上學讀書時，又比較誰的分數高，計較老師是否偏心；踏入社會以後，則比較誰的待遇好，計較老闆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還要比較誰的財產分得多，計較遺囑是否公正。有了比較、計較，一切的分別於焉而起，紛爭也應運而生。像古來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殘的慘劇，著稱者如七國之爭、八王之亂等等，莫不是由比較、計較而引起。
童年時，父母經常外出，我雖上有兄姐，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無人料理，便自動負起灑掃烹煮的責任，並且包辦一切採購事宜，由於我不比較工作多寡，不計較事務繁雜，八九歲時就“多能鄙事”，從中學習權宜輕重的掌握，對於日後的做人處事助益甚大。
十二歲披剃出家後，到佛教學院讀書，當時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過新衣，都是撿別人往生後的衣服穿；也不曾飽食一餐，半個月才有一次米飯可吃，湯內無油、無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場裡，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難免，而封閉、棒喝又是當時叢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參學生涯瞬目即過，許多人半途而廢，我卻將一切磨煉視為當然的訓練，不比較人我是非，不計較待遇好壞，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覺法喜充滿。
古德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年少時讀到這句話時，還不能體悟深意，於今回想當年種種，深感所言不虛！反觀現代青年之所以難以入道，不外凡事講究情理，所以別人一句難聽的話語，一個難看的臉色，就嗔火中燒，悶悶不樂，道心既缺，遑論成就事業。其實，在我看來，真正的情應該是體諒別人，委曲求全；真正的理應該是講求實務，顧全大局。我們唯有抱持“不比較、不計較”的態度待人處事，才能允執厥中，得其所在。
從焦山佛學院結業以後，家師志開上人有意讓我回到棲霞山寺擔任知客，當時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綱領之一，於公，我應飲水思源，報答深恩；於己，我也樂意擔當，自我考驗，所以欣然承命。沒想到後來常住卻將我派往禪堂當“維那”，這非我所長，但我也不比較職位大小，不計較工作難易，歡喜赴任，老實參學。在這裡我獲得許多寶貴的實務經驗，使我無論在坐禪的體驗上，或在規矩的了解上，都有更深一層的領悟。後來我經常勸勉徒眾應該自許為一顆“活棋”，以“不比較、不計較”的精神，隨常住的調派，多方學習，養深積厚，定有所成。一九四九年，我隨僧伽救護隊渡海來台，幾番轉折之後，總算在中壢落腳。為了感謝寺院的收留，我發心工作以為報答，不料卻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難做的事情，一些同道總是在一旁說風涼話：“這個讓星雲去做，他比較有力氣！”記得我常常工作到暈眩嘔吐，全身虛脫，但是唯恐耽誤寺務，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緊牙根，接做餘事。後來，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賞識，不但經常帶我到各地弘法，還有意介紹寺院交給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來，什麼是星雲的力氣？不過是不比較別人的閒話，不計較工作的辛勞，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氣。
一九五一年，我應聘至新竹青草湖，從事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記得有一天，一位同道從外面回來，神色倉皇地嚷著：“不得了啦，現在外省人做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聽了覺得欣喜萬分，高興地說道：“太好了！他們在各地建寺，我們往後到哪裡都有飯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較成就高低，不計較擁有多少，抱持共存共榮的胸懷，何時何地不是光風霽月？後來他在新加坡建設養老院時，向我化緣，雖然當時佛光山正是草萊初闢，經濟十分拮据，想到他在異邦嘉惠他人，難能可貴，我仍然為籌善款，樂見其成。
同年，我應東初法師之邀，編輯《人生》月刊。此後六年當中，不但義務寫稿補白，總包一切編務雜事，還倒貼郵費、車資。儘管如此，我不曾比較有無名分，也未嘗計較工作繁劇，自覺在當時佛教凋零之際，能擔當文教重任，將佛法傳遞十方，其意義實在非比尋常！後來，在雜誌一角將我列為“督印人”，雖名實不副，但也無所計較了。再後來，報章雜誌、廣播電台紛紛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費。五十年來，目睹佛法由衰微到興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眾生，不禁感到世間一切有非真有，無亦非無，唯有不比較、不計較，才能將有限的生命融入無限的時空之中，為世間留下永恆的貢獻。
不計較貧富、不計較有無都還算容易，最困難的是面對得失毀譽，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動。民國初年，仁山長老追隨太虛大師革新佛教，以“大鬧金山寺”事件聞名遐邇。有一回到馬來西亞弘法，一位法師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竟然向他說：“您認不認識金山寺一個叫仁山的地獄種子，他造下無邊罪業，恐怕將來只有在第十九層地獄才找得到他！”仁山長老當下供養這名法師兩枚銀圓，並且說：“您剛才開示得很對！”言罷瀟灑而去。對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勢在必行，但對於別人的言行，則不必斤斤計較。
當時，大醒法師也是太虛大師的高足之一，他因為辦理《現代僧伽》雜誌，大肆批評舊僧制度而飽受非議。一天，他到蘇州靈巖山寺拜謁印光大師。印光大師一見面就憤憤地責備： “你是在造口業啊！”為了紀念印光大師的開示，他回去以後即刻將雜誌內的文章結集成書，訂名為《口業集》 ，這無非是以實際的行動來說明自己是在為佛教的前途而勇於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榮利上比較、計較！
太虛大師則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中，道盡佛教積弊難返的情況，字裡行間卻沒有半點比較的怨尤，沒有絲毫計較的憤慨。年少時耳聞前賢大德的為教熱忱，只覺得正氣凜然，欽服不已，直至自己來台以後從事種種改革時，才感到大不易也！
當年台灣民風保守，基督教盛行，而且正值戒嚴時期，言行有些許開放，佛教有稍許改革，均足以驚世駭俗，小至出家人戴手錶、用鋼筆、坐車子都會備受指摘。而我卻教導學生打籃球、組織青年成立佛教歌詠隊，因此更是被人視為異端，飽受恐嚇。從到處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員頻頻監視，到大膽起用言論開放的學者講課，被有關當局連番調查……乃至不實的毀謗連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憤難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來，心中又頓生動力，奮勇向前。如今我衝破種種難關，回想過去種種，深感成功之道無他，只要凡事往大處、遠處著想，不在無謂的事情上比較、計較，當因緣成熟時，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現前。
新觀念的建立固然耗時費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須擁有不比較辛勞、不計較錯誤的雅量，才不至前功盡棄。一九五八年，台灣電影界首次開拍《釋迦傳》時邀我當顧問，我義不容辭地答應；但當時缺乏經驗，只知助成好事，沒有細看腳本，沒想到演出後因劇情不當，引起軒然大波，不但台灣的信徒們紛紛來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向我謾罵，揚言要搗毀辦公的地方，甚至到馬來西亞上映時，當地僧侶也聚集在戲院門口靜坐抗議，在台灣的我當然也連帶受責。儘管知情者為我叫屈，但我未嘗以隻字詞組怪罪電影製作單位，因為我總認為，佛教電影化在剛開始時難免有各種缺點，必須有人擔當責難，否則因噎廢食，阻礙了佛教的進步，豈不枉哉！後來游娟女士在台視製作《佛祖傳》連續劇，也是因為以我的著作《釋迦牟尼佛傳》為藍本，而讓我再度遭受無妄之災，但我覺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過程，將來一定會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計較。果真，現在製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來越進步了嗎？
三年前，勾峰先生將我撰寫的《玉琳國師》改編成《再世情緣》劇本在“中視”上演，不但轟動島內外，而且度化了影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員，乃至許多電視觀眾皈依佛教。記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國師》在電台以文藝小說播出時，教界乏人認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聲光化電對弘揚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們不計較一時的成敗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嗎？
一九九四年的一日午後，周遊女士來電錶示想來拜訪我，沒想到見面時，她已經帶了一組攝影隊來到現場，並且要我為她新製作的連續劇《唐太宗》說幾句好話。我一向不逆人意，雖然心中不悅，明知此舉將遭到議論，依然勉為其難，滿人所願。後來片頭上演後，多少通電話、多少封來信交相指責。但由於這個因緣，佛教得到更開闊的發展空間，從而度化更多的民眾。所以，凡事無法盡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細節上比較、計較，不唯因此蹉跎光陰，也往往錯過良機，倒不如直下承擔，忍辱負重。
四十年前剛到宜蘭弘法時，為了化導頑強的民眾，也著實費了一番工夫。像林松年每次進我的寮房，總是踢門而入，怒言相向；熊岫雲一向以知識分子自詡，在他伯父的勸誘下前來宜蘭念佛會聽我講經，剛開始時也都是雙手抱胸，一副倨傲懷疑的模樣。我當時自忖來到一個新地方，必定會有新的挑戰，但對於個人有利與否，我不想比較、計較，唯願在自己的崗位上成就大眾，所以仍以平常心來待人處事，後來他們都成為最忠實的佛教護法者，而我也從此沒有離開過宜蘭。
俗語說：“同行相輕。”但我的同道中，卻不乏互相提攜的善友，其中煮雲法師是我在棲霞佛學院的同學，因為我們彼此“不比較，不計較”，所以成為莫逆之交。記得一九五三年在宜蘭念佛會，一位老居士對我說：二月份煮雲法師要到高雄鳳山，但他很喜歡在宜蘭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調換。我想到大家同學一場，所以欣然答應，沒想到後來煮雲法師從花蓮經台東來到鳳山時，受到當地信徒的盛大歡迎，於是就在當地落腳。
一九六四年，我在壽山寺創立佛學院，特邀煮雲法師前來授課。他每次來,信徒供養的水果、從報攤上買來的雜誌都放在桌上，甚至廚房裡好一點的菜，總是先被他的弟子收去給他。我的弟子三番兩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們說：“煮師和我數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棄和我同住，我沒什麼好供養他，這點小事算得了什麼？ ”
同道們都稱煮老為“上、中、前”的法師，因為他每次用餐時習慣坐在上位，照相時喜歡坐在中間，走路時自動走在前面，唯獨外出買車票付錢時，他一定後退，由我付錢。次數一多，我的弟子又發出不滿的聲音，我經常告訴他們：“錢就是要拿來用的，不勞你們為我擔心！”
煮雲法師對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後說我的壞話，從中挑撥我們之間的友誼，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為我說好話。我們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為止。
一九五五年，我著手籌建高雄佛教堂，沒想到從開工伊始，人為紛爭即不斷發生。我一生做事，覺得完成使命才是重點，從未在利上和人比較、計較，所以一落成以後便交給我過去的師長月基法師主持。
後來，我以此為據點，創建壽山寺，開闢佛光山，在島內外發展一百多個佛教事業單位。回想來台四十年，之所以能為佛教做這麼多的事，不在於我有智慧、有能力，而是跟隨我的弟子也都與我一樣，具有“不比較，不計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體創作，所以能集思廣益，眾志成城。
於今我云遊世界講經說法，海外華人問我應如何出人頭地時，我總是以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較、計較，而應抱持“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融入當地社會，努力奉獻服務，和大家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
在大自然的世界裡，樹木因為承受風吹雨打，所以濃蔭密布，眾鳥棲息；海水因為不辭百川，所以寬廣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較，不計較”的胸懷，才能涵容萬物，羅致十方。在佛教裡，禪門所謂的“不思善，不思惡”，正是要我們不在表相上分別比較；《心經》所說的“不住色聲香味觸法”，也是要我們不在外境上執著計較。唯有超越對待，我們才能和虛空一樣，隨緣自在，任性逍遙。
老二哲學
說起來，這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十分湊巧：在俗家兄弟三人中，我排行老二；出家以後，在師兄弟三人裡，我又處於仲位，可以說我與“老二”很有緣分，而我也很喜歡當“老二”。因為老二可以揀老大的衣服鞋襪穿，雖然已經不新，但也不算太舊；老二不懂的事，可以蕭規曹隨，跟著老大的方法去做，儘管不一定十分正確，但也不會相差太遠。總之，我優游在“老二”的天地裡，自得其樂，最重要的是，我安於做好“老二”的本分，在承上啟下當中得到無限的滿足。
在同學裡面，我最敬佩的就是智勇法師。他不但辯才敏捷，文筆流暢，而且富於道義，精通武藝。基於一份景仰之心，我待他有如兄長，甘於追隨左右，任其差遣，凡接受一點衣食供養，我便轉贈給他，寧可自己受凍挨餓。對於他所交代的一切事情，我看得比自己的還重要，一定想法妥善完成。雖然我們年齡相仿，但是《論語》中所說的弟子之道“有事，服其勞；有食，先生饌”，我可以說通通都做到了。
一九四七年，時局動盪，人心渙散，再加上佛教衰頹，無補時弊，因此我四處籌款，出資興辦《怒濤》月刊，宣揚興教救國之道，並且推舉智勇法師擔任社長，而我自願做副社長，為他效勞奔忙。由於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務蒸蒸日上，獲得許多好評。記得蔣夢麟先生曾說：“做事時，困難不成問題，危險不成問題，所患者，無偉大之精神矣！”孫中山先生就是憑著“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精神，得以創立民國。我與同道們雖然僅具微滴之力，但是以堅強的正念為動能，匯入江海，終於一瀉千里，形成波波“怒濤”，在教界產生激濁揚清的效應。
在舊僧勢力澎湃激揚的當時，位居全國首善之區的南京名剎華藏寺蔭雲和尚竟然邀請我們前往接管，大家一致公推智勇法師做住持，而我理所當然地又在他手下擔任監院，為他作種種策劃。在彼此配合無間之下，大家眾志成城，拼死抵擋舊勢力的種種壓迫，將寺務漸漸帶入正軌。
一九四九年，我渡海來台。初時三餐不繼，生活極為落魄，但還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在我的心目中，找個真正志在興教利民的寺院，長期奉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間，承蒙一些同道看得起，想將道場寺院交給我管理，然自忖出家學佛，不是為了做住持而來，若不能改變當地佛教崇尚愚昧的現狀，何忍坐享十方供養？例如台中佛教會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苗栗法雲寺等，我都因此婉拒，寧願一面從事苦役，一面閱藏撰文，以一管禿筆，將正信佛法介紹給大家。
一九五二年，我聽說沒有人肯去偏遠的宜蘭弘法，覺得這才是一份真正有價值的工作，於是放棄在都會發展的機會，自願獨往這風雨飽潤的山城。在那裡，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只是無名苦役，每天搬蒲團，搬桌椅，讓不同程度的人了解佛法，更努力接引青年佛子，教導他們中文寫作，閱讀佛經。每次到各地鄉鎮弘法以前，我總是將台詞寫好讓他們背熟，而他們也都能不負所望，在台上表現得可圈可點。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乃至目前在教育界的鄭石岩、林清誌等，數十年來弘法不斷，都是在那時種下了菩提幼苗，如今他們不但自己花果滿樹，同時也在各地撒播種子。慧定法師的朝元寺、如學法師在世的師子會等，我都曾用心為他們作幕僚策劃。我覺得只要有機會為眾謀福，不必計較你我，甚至在幕後默默工作也很好，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一份為教為眾的共識。
一九五四年起，我曾經參與高雄佛教堂的籌建工作十年之久；落成後，我推舉月基老和尚任住持，自願在他底下擔任監院。當時一心只想從旁輔佐，讓寺務健全起來，使更多南部人士均霑法益，所以不計勞苦，南北兩地奔波。無奈內部人事複雜，大家都爭著要做“老大”，因而爭執頻起，我觀察分析，自覺勢不可為，所以告辭離去。但月基法師建設棲霞精舍，他任住持，我仍做“老二”，直至他圓寂。之後我不但不去做“老大”，連“老二”都放棄。
在蒼茫的暮色中，我徒步走到高雄車站，回憶十年間，眼看著矮屋高樓平地起落，滄海桑田變化無窮，深深感到世事的興衰看似無常，其實還是有一些常規可循——如果自身有不敗之資，即使是外患交乘，也能繼絕存亡，否則，儘管是因緣殊勝，終將步入窮途。無論是富國也好，興教也罷，都和“人”的思想正確與否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必須從根本“樹人”著手，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基於當時在北部法緣益廣，應酬日多，無法專心辦道興學，所以幾經考慮，決定告別繁華的台北，轉往南部偏僻鄉間辦學招生，授以正統的叢林教育。那時外省僧侶住在北部，都是神通廣大，住在南部的人，好像矮了半截，只有以“老二”自居。但佛光山的畢業生數以千計，目前都在各地弘法利生。回顧位居市區要津的台北佛教界，甚至高雄佛教堂，三十年來卻是紛擾不斷，至今有寺無人住持，當年的信徒也都四散他方，只有徒增興嘆。
我不僅熱心僧伽教育，也積極從事社會教育。一九六四年，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發起籌建智光商工學校，並推舉南亭法師為董事長，感謝他幾次推讓後，終於答應就任。可惜當年的君子之風，卻沒有澤及後人，目前的主事者竟然處心積慮地欲將我這個創校董事除名於外，撫今追昔，對於今人否定前人努力的心態，連“老二”也要除之而後快，安能妄想“老大”？
由於顧慮到貧苦的山區民眾就醫不便，一九八三年，我們首創雲水醫院，每天用車子將醫護人員載往偏遠的鄉間，為貧苦的山民診療，而且為病患洗澡擦藥，整理居家環境，做盡“孝子賢孫”的工作。因為做的都是卑微的“老二”事情，後來，慈容、慧龍、依融、紹覺、永勝等，陸續當選為台灣好人好事代表。
當佛光山漸漸在國際嶄露頭角之際，有鑑於香港人十分排斥出家人，所以只得把“佛香精舍”設在九龍的一棟公寓裡，默默接引信徒，等到在紅磡體育館舉辦了幾次大型講座以後，時機成熟，我們才又成立佛香講堂，廣施法雨。最近，香港最大佛教道場之一的東蓮覺苑也聘請佛光山慈惠法師前去住持管理。這一切的風雲際會，豈是偶然得來？所謂“自助，然後人助之”，古德說：“要做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想要成就任何一件事，就得效法秋圃老農，躬身耕耘，培植善因好緣，才能有豐碩的收穫。
所以，當我聽到有人稱讚我創下了許多“佛教第一”時，心裡真是慚愧極了。匱乏如我，只不過是努力做一個跑腿的“老二”，將各種人、事、物結合在一起罷了。無論是建寺安僧，還是弘法度眾，都是眾人因緣成熟，感應道交所致。因此我常說：“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往後這份福報能否延續下去，還必須靠大家共同努力，“一將功成萬骨枯”，不要光看到高高在上的老大，那些無名的老二才更偉大！
佛法說萬法相互緣起，故法法平等，每一法都可以是老大，也可以都是老二，但看你以什麼角度去觀察。紅花如果沒有四周的綠葉圍繞，怎能顯得嬌媚動人？主角假使沒有諸多配角的陪襯，也表現不出他的重要性來。所以綠葉、配角其實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做個老大，能夠領導群倫固然很好；做個老二，去成就別人也很偉大。歷史上，項羽打天下，結果竟是劉邦得天下；陳友諒先自立稱雄，南征北討，後來卻是朱元璋統一大局，坐上王位。世事不必強求，只要因緣具足，自能水到渠成。
當初，我自號星雲，只想自我勉勵做星雲團裡的一顆小星星，以一己微弱的光芒和其他星光互相輝映，光照寰宇。如今佛光遍照五大洲，當年的心願已逐漸成就，印證了發心行道自能聚合善緣，其果報是不可思議的。最怕的是自己說食數寶，不肯耐煩吃苦，連一點亮光都吝於付出，你不願做老二，誰服氣你做老大呢？
五指中的拇指，由於生得肥矮，所以能成其大用，試想吃飯、寫字，哪一樣不用到它？高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大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萬物；真如無相，故能遍於一切處。凡此種種，證明古德所說：“無欲則剛，自勝則強。”因此，我們如果想要展現成功的人生，必得先從老二做起，不強出頭，隨緣隨分。如果能在服務奉獻當中成就他人，在努力工作中實現自我，那麼不管現在或將來是否能當上別人的老大，至少你已經做了自己的主人。
被領導學
最近領導學、統御學、統帥學、主管學等書籍林林總總，充斥書店，正符合中國人“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觀念。其實就我一生的閱歷來說，被人領導是一門重要的學問，而且能夠被人領導的人將來才能做好領導的角色。我深感領導別人固然很難做好，但能夠善於被人領導，亦非易事。所以，當目睹大家熱衷於做領導人時，我不禁在此大聲疾呼：做一個成功的被領導者才是一門最重要的學問。
我從小出家時，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領導者讓我追隨效法。當時，太虛大師有感於中國佛教積弊甚深，所以極力推動教制、教理、教產改革，他的悲心願力、深厚學養、熱忱為教、勇於承擔……再度成為許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對象。雖然我只有親聆教誨一二次，但心常嚮往之，甚至經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為他效命，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一九四六年，我好不容易獲得師父志開上人的允准，準備回家，這是我出家以來第一次探親，正當喜不自勝時，太虛大師倡組“中國佛教會第一屆會務人員訓練班”的消息傳來，我立刻放棄返鄉計劃，爭取參加，成為我一生中難忘的回憶之一。
中國佛教會正籌組第一屆大會時，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的噩耗驚動了整個佛教界，緇素二眾無不哀慟莫名，我也如遭晴天霹靂，鎮日失魂落魄，頓感前途一片茫然，猶如日月無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從。因為我不僅是在為我個人的損失而傷感，也是為中國佛教的未來感到擔憂。後來我想到同學智勇法師能寫善說，文武兼具，遂一心追隨，並多次去函表示欲將宜興地方小學校長一職讓給他做，請他速來領導。後來在某種機緣之下，我們聯袂離開宜興，抵達南京華藏寺時，我也擁護他當住持，並自願做他的副手，接受領導，亟思竭智盡忠，共為複興佛教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我們相約分頭努力，希望藉此天涯海角，分燈為教。後來他從南京又回到宜興，我從大陸來到台灣，從此關山遠隔，音訊全無。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讓我追隨左右，奉行領導。所以，我觀察良久，準備擇主常隨。在尋尋覓覓之中，我發現儘管有的大德長於教理研究，有的大德精於時勢分析，有的大德善於政論批評，有的安於高位榮顯，但都未能懷抱振興佛教的理念。在茫然無主之餘，我更加渴望能出現一位沒有自私主觀立場，而且真正關心整個佛教的高僧大德，來作為依止的對象。
一九五五年，大藏經環島弘法宣傳團成立，我擔任領隊，追隨團長南亭法師四處布教，秉持屬下分擔憂勞應有的態度為其效命。只是生性保守的南亭法師經常指示我這樣不能做，那樣不可做，所以雖然合作期間從未發生爭執，但心中深以為憾。儘管如此，我自始至終從未有不歡的場面，一直很慶幸自己還是能接受別人的領導。
一九六三年，我和白聖法師組織台灣佛教會第一個訪問團到世界各國訪問時，曾亟思扮演好助理的角色，無奈身為發言人的我卻不能發言。我有一種不被人尊重的感覺。雖然別人如此不尊重我，但我仍要尊重別人，最後才能圓滿結局。
四十年前，有鑑於聖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舊習，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實踐，我也曾一度為人編輯《人生》雜誌，為人助印發行大藏經影印工作，希望藉此推展佛教文化事業。但主事者僅想守成，與我開創的理念無法相符。雖然我並不滿意他的領導作風前後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辭退時，他依依不捨，說我很適合跟隨他工作。這可以證明一點，我懂得被人領導。
儘管世事無法盡如己願，我還是十分盡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親近新竹、桃園、苗栗三地佛教會理事長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記憶中，我所擬定的各種計劃，回复的各種公文，不曾見他更動一字；所建議的各種事項，所從事的各種活動安排，乃至會客、翻譯，也未嘗見他否決。不僅如此，在當時交通不便的年代，還承蒙他親自帶我跋山涉水，周遊各個客家地區，例如竹南的獅頭山、大湖的法雲寺、竹東的師善堂，關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鎮、楊梅，還有許多新竹、苗栗的道場，都感謝他的慈悲嚮導，讓我結下許多因緣。記得有一天，太陽很大，他以一頂拿破崙式的帽子贈給我遮蔭，直到今日，我仍參不透老和尚的肚裡玄機。
我也曾做過《慈航法師全集》的助編，並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師，承其慈悲垂護，親切接待。他雖然是我的長輩，但每次來信皆以“雲弟”稱我，可謂厚愛備至。不幸年至六十時，正如人云：“慈航止於汐止。”我因而未能長期親炙，受他領導，至今追思，深憾緣慳。
由於幾次未能如願地被人長期領導，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青年佛子慢慢推上了領導人的位子。自一九五三年以後，我都是擔任住持、會長、校長、院長、所長等職位，更加體會出“被人領導是幸福的，領導別人是辛苦的”。
這一路行來，我雖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領導人，但因為我甘於隨緣、被人領導，不但悟出一番領導的方法，更深深感到“良禽擇木而棲，忠臣擇主而事”之銘語誠乃擲地鏗鏘，歷久彌新的至理。換言之，一個稱職的被領導者如果找到了名主，就必須心悅誠服，放下“上、中、前”(請客坐在上位，照相坐在中間，走路走在前面)的慾望，捐棄己見，時時記住扮演好幕僚角色，不但不可批評領導者，更不可出賣領導者自我求榮，一個被人領導的晚輩不得利用領導者的名聲，而且應該善於體會領導者的理念，勤於執行領導者的指示。春秋時代的樂毅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像劉墉的方正不阿，盡忠職守；和珅的八面玲瓏，只顧私利，是兩種不同形態的被領導人。結果前者流芳百世，後者遺臭萬年，實足以為後人深思簡擇。
對於徒眾，我從不以領導者自居，而總是循循善誘，觀機逗教。大多數的弟子都心甘情願、死心塌地服從領導，在工作崗位上勤奮精進，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順從，心中卻存深厚我見。對於這類人等，我也只好裝聾作啞，忍痛見他受挫以後，悔不當初。有時，我也讓一些弟子偶爾有機會充當我的管理人，讓他們心里高興一下。所以，在走路時，有時聽到他們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後，我都無不遵守；在吃飯時，有時聽到他們好心地要我吃這吃那，我也咸皆從命；乃至在開會時，弟子提出佳見，我均從善如流；在做事時，徒眾另有良策，我也隨喜接納。也許正因為我與生俱來這種“被人領導”的性格，所以能與弟子融洽相處，和合無間。
至於我所創設的佛光會，各地協、分會的會長、幹部等，大多為事業有成的社會精英，大家在一個佛陀的人間佛教信仰下團結合作，所以我對於他們的領導也僅限於信仰上的指點，其他如感情、事業、友誼、婚姻等問題，我都避免干預。由於彼此認清界線，所以能凝聚共識，發揮力量。
在叢林中，住持雖貴為一寺之主，但舉凡進出道場，都要遵守客堂規矩，事先告知頭單知客；早先出家的師兄即使年至耄耋，亦須遵從工作倫理，服從序級較高的師弟領導行事。這就是佛教界的長老擔任“領導人”和“被領導人”，以法制為尊，不計較名位的典範。放眼古今，可說最合乎工作的倫理，最合乎做人的藝術。
披覽聖典，觀世音菩薩本於無量劫前證悟佛果，號正法明如來，卻甘於倒駕慈航，接受阿彌陀佛的領導，在世間應聲救苦，所以娑婆穢土有了光明的希望；彌勒菩薩與釋迦如來本為同參道友，但由於前者樂意做補處菩薩，接受後者的領導，使得來世的佛子有幸於龍華三會時，全部得度。諸佛菩薩尚且如此，身為凡夫俗子的我們更應放下尊卑大小的觀念，以眾生的福祉、世界的安樂為重。
翻閱史籍，周公輔佐周成王，後人不僅讚美成王的仁慈愛民，更對周公的廉能賢達嘆服有加；魏徵輔弼唐太宗，後人不僅稱道太宗的察納雅言，更被魏徵的公忠體國感動不已；諸葛孔明輔佐愚昧的阿斗，阿斗之父劉備雖明示諸葛亮可取而代之，但諸葛亮仍一心為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劉伯溫幫助明太祖得到天下，卻甘於屈居其下，做一個謀臣，貢獻良策。凡此無不成為佳話，傳誦至今。因此“被領導者”雖於表相上地位較低，但只要肯韜光養晦，涵養人格，堅守崗位，公忠輔弼，其諸般成就即足以與領導者並稱媲美。
在中國，經常將妻子稱為賢內助，在現今男女平權的時代裡，顯得女人好像低了一截。但仔細推究，實際上在一個家庭裡如果沒有母親、妻子，何以為家？所以一個真正的賢內助應該具備賢慧、勤勞、能幹、友善的條件。在歐美，重要人物的身邊都有許多助理來幫他打點事情，中國的社會一向稱之為秘書，無論是助理也好，秘書也罷，與要人比之，似乎都處於卑微的“被領導”地位，但一切要務若非助理、秘書的推動，則無法成事。所以身為一個被人領導的屬下，除了要具備瞻前顧後、策劃事務、人際融和、勤奮耐勞的條件之外，更必須有忠誠不貳、通情達理、知進退、不越分的美德，最忌短視近利、欺下瞞上、逢迎攀緣、曲躬諂媚。
所謂“世事通達皆學問”，人間何處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你看！紅花必須要有綠葉的陪襯，才能顯得出整體的美感；明月也必須要有眾星的點綴，才可以表現出夜色的美麗。 “被領導”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被領導者”能做得稱職中矩，將一己融入別人，遍入大我之中，也是在擴大自己，成就自己。
給人利用才有價值
剛來台灣的最初幾年，我居無定所，因此經常隨喜幫助別人，有人興學，我幫忙教書；有人辦雜誌，我協助編務；有人講經，我幫他招募聽眾；有人建寺院，我助其化緣……更有些老法師發表言論，怕開罪別人，都叫我出面，我則義之所在，從不推辭。因此，一些同道們都笑我說：我總是被人利用來打前鋒，當炮灰。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自行創辦佛學院，一位年近八十的唐一玄老師在課餘閒聊時，和我說道：“給人利用才有價值啊！”這種迥異世俗的言論無疑道盡了自己多年來的心聲，我引以為知音，並且在日後的數十載歲月裡，我一直本此信念，心甘情願地與人為善，被人“利用”，無形中為我的人生開拓了無限的“價值”。
記得初來台時，為了弘揚佛教法義，我義務為《人生》月刊擔任編輯，不但為撰文照排傷神，為改稿潤筆熬夜，還得自付交通費，倒貼郵票錢。前後約六年的時間過去了，發行人反而要我感謝他，他對我說：“你利用這個雜誌發表文章而出了名。”這個世界上，誰利用誰，真是很難定奪啊！
剛開始到宜蘭傳教時，我辦了各種接引年輕人的活動。有些青年不喜歡枯燥的定期共修法會及佛經講座，常常藉故缺席，卻興高采烈地參加佛歌教唱、中文導讀等課程。旁人常勸我不要白費心機，並且跟我說：“這些青年沒有善根，只是貪圖有歌可唱，或想免費補習中文，預備將來考學校而已！他們不是真心信仰佛教的！”我一笑置之，心裡想：即使如此，我也願意成就他們，被他們利用。
沒想到日後這些青年，如慈惠、慈容、慈嘉等人，均紛紛皈依佛門，到了今天，他們都成了佛教界的翹楚。 《金剛經》雲：“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音樂歌唱，只要運用得當，也不失其度眾的價值。馬鳴菩薩不就利用一曲自編的《賴吒和羅》，而使得華氏城中的五百位王族弟子同時悟道出家嗎？
一九五六年，我計劃舉辦活動，接引大專青年學佛，又有人堅決反對，理由是： “大專生只會糟蹋道場，損壞設備，又沒有定性，他們只是利用這個活動度假罷了！這種花錢不討好的事最好不要做。”我當時身無分文，還是力排眾議，在台北借用別人的地方，舉行大專青年學佛營。結果，吳怡教授、張尚德教授及以寫《野鴿子的黃昏》而聞名的王尚義先生，就在這時和佛教結上因緣。
從過去到現在，台北普門寺每週所辦的佛光山朝山團，從一九六八年每人的收費二百元台幣到現在的三百元，都包括了車費及兩宿五餐，以物價來計算，根本不敷支用，經辦人乃至信徒本身屢次向我反映調整以平衡收支，我都沒有答應。因為我覺得：能夠讓一些囿於時間或經濟因素不能來山的北部人，利用這一點方便，種下得度因緣，未嘗不是功德無量啊！果然，許多人就因此皈投三寶，甚至披剃出家，這種慧命的價值可謂山高海深，不可限量。
我在高雄開創佛光山，沒有多久，山下就有一家名叫“佛光”飲食店的店面開張了。那時，有人就跟我說：“師父！為什麼我們佛光山的名字給他們拿去當招牌用，我們應該採取行動阻止，否則外人都誤會佛光山在做生意。”我也感到非常無奈，但是想到“佛光”能普照大地，不正表示佛教法力無邊嗎？
不久，佛光新村、佛光砂石場、佛光旅行社、佛光大旅社、佛光加油站等，都一一出現了，甚至台北、嘉義等地還有以“星雲”來作為大樓名稱者。徒眾更埋怨了，在開會中紛紛表示抗議。我告訴他們：“諸佛菩薩連身體腦髓都要布施了，一個名字也算不了什麼！我們的名字能夠給人去利用一番，也表示自己很有價值啊！”
許多人看到佛光山賣汽水、銷售紀念品，便詬病佛光山商業化。其實外人只看到佛光山要錢，卻沒有看到佛光山不要錢的地方。佛光山的一切收入可說是非佛不做，不但用來弘揚佛教，還要供應三千名僧俗四眾食宿生活，乃至教育福利等費用，更要用來辦理其他各種佛教事業。其中，約有六百名佛學院學生利用這些收入學佛修道，近百名育幼院院童利用這些收入長養身心，佛光精舍、仁愛之家約二百餘名無依老人利用這些收入安養頤年，還有其他行政單位利用這筆收入辦理活動，淨化人心……我們沒有恆產，卻能自給自足，應付這些龐大的開銷，可說是把十方的錢財高度利用，發揮了十方信施的價值。
創建佛光山至今，經歷不少困難，天災洪水固然可怕，山下悍民更是難纏，以鐵牛車圍山，以棍棒打出家人，那種無法理喻，叫人難以置信。可是，令人訝異的是：鄉民們每逢春節，都扶老攜幼來山聯誼；冬令救濟時，也攜家帶眷來領賑濟品。
一些工作人員對此不能釋懷，往往向我抗議，說道：“這些人沒有良心，他們只會來拿紅包，取贈品，利用完了以後，就過河拆橋，既不說好話，又需求無度。”我總是勸他們：“我們不能以偏概全，鄉民中也有好人，更何況行菩薩道，應該不念舊惡，施不望報。看到他們能歡歡喜喜來山，和佛菩薩結個善緣，我們應該為他們祝福才對！”我們應該以自己擁有價值非凡的功德法財，能給人多多利用，來作為自我期許。
有些出版界人士，包括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甚至大陸等地，未經同意，擅自刊登我的文章著作。上焉者保持原貌，下焉者將我的名字刪除，尤有甚者，還補上他們的名字，另一些人則擅改標題，以聳動的文字來吸引讀者。我那些從事文化事業的徒眾，常為此憤憤不平地說道：“這些人剽竊智慧財產，竟然也冒犯到神聖的宗教界來！”我則為現代人的不尊重別人，不看重過去而感慨萬分，因為歷史是人類演進的過程，我們抹煞了過去的記錄，又將如何計劃未來？只是往好的一方面來想，我的著述能被這麼多人青睞，大概尚有可取之處。文字般若的功用就在於它能無遠弗屆，深入人心，但願大家都能採取正確的方法，利用這項價值，就能使佛法流通更廣。
為了炒熱新聞，促進銷路，一些報章雜誌以攻訐毀謗佛光山或我的名節聲譽為能事，信徒們看到這些不實的言論報導得太過分者，往往利用各種渠道，要求這些刊物在報紙上刊登道歉啟事。
記得有一次，名作家劉枋居士看了一篇暗罵我的文章，怒氣沖天，老遠從台灣打電話到西來寺來找我，說要聯合多人發起護師運動，我連說： “不必！”個人榮辱不足為念，承蒙信眾厚愛，個人銘感五內。想起《西遊記》裡，大家都想吃一口唐僧肉，不禁自我消遣：能被這些刊物利用，讓其分得一杯羹，也未嘗不是助人多利啊！
有感於過去從事佛教文化事業的辛苦，我對於一些文人都比較照顧，凡是有求於我者，我都給予資助，有時還做不請之友，自動伸出援手，甚至在自己經濟情況也不好的情況之下，一樣以誠意關心協助那些過去對我不懷善意的文友。我不是濫慈悲，假仁義，也不是打腫臉充胖子，我只是覺得：我能有這份能力，“利”他人之所需，使其“用”來周轉，表示我的境況還是比他好一點，何必吝於喜捨呢？一些小型佛教出版事業要求幫忙，我也盡力紓困，以寄望其利用這一點助緣，而增益佛教對世道人心的貢獻。
過去，佛光山沙彌學園曾經招收過二三十名沙彌，我們不辭辛勞，將他們撫育成人後，有些沙彌竟被父母強行帶了回去。許多徒眾為我難過，他們認為：那些父母只不過是利用佛光山把孩子們養大，因此要求我不要再接受沙彌來山，但我還是照單全收。因為我覺得：即使沙彌們全都被父母帶走，他們從小在法水里涵泳浸潤，至少長大後就能知因果，明善惡，即使踏入紅塵，也不會為非作歹，這種教育無論對個人或對社會而言，都是很有價值的！
為了方便信徒，我設立朝山會館供應食宿，一些遊覽公司的導遊有時訂了數十桌素席，臨走時，只付個五元、十元，櫃檯員工不齒這種無德的行為，遂向前和他解說，卻遭反唇相譏：“寺廟不都是隨喜添油香的嗎？”館長因屢賠不賺，不能幫忙補貼常住而憂心。我常安慰他：“沒有關係！自己吃虧一點，被別人利用佔便宜，正可以廣結善緣啊！”
別分院的典座行堂法師也常來和我抱怨：每次法會活動，總有許多志在趕齋的人，搶先到齋堂佔位子吃飯，卻讓那些真正來寺聽經聞法、禮佛拜懺的虔誠信徒沒有位置，飯菜不夠。他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防止之道。我說：“不但不必防止，而且各住持當家以後要多備桌椅飯菜。因為建立寺廟，就是要普門大開，廣度眾生。何況這正表示寺院的飯菜煮得好吃，所以才有人利用啊！”
我經常碰到素昧平生的社會人士或競選公職的政客專程拜訪，並且要求合照，徒眾常在一旁“警告”我：“師父！您要小心啊！他們是利用您來打知名度的。”一些新成立的公司行號或建屋工地，也常在傳播媒體上大做不實廣告，說我“蒞臨剪彩”，因而常有信徒特地打電話來為我打抱不平，他們說：“這些人利用您的名字招徠顧客，別人不知道，更要說您是企業和尚了！”
甚至，我也曾應邀至靈骨塔寺主持開光，弟子們為此心疼，他們說我很傻，南北舟車勞頓，從未收取一文錢，卻不知自己已經被人利用去大賺其錢了。近聞有人為了促銷佛像法物，而對外宣稱他們的貨品被我加持過，更是荒誕無稽！不過，沒有關係，如果這樣能使他們名利雙收，除了為他們的因果業力可惜以外，也是我一種利他的菩薩道吧！
十年前，經濟情況還很拮据。有一天，掌管會計的弟子拿著一疊請款收據，說道：“師父！最近住眾患牙病的人很多，常住盡量給大家方便，但是牙病的醫藥費很高，他們領了常住的恩惠，卻常常對人烏鴉嘴，不說好話。依我看來，實在不必為他們出這筆冤枉錢！”但我堅持為他們換上好牙，因為我寧可他們不說好話，也不能不給他們一口好牙，以便他們將來利用來開口說法時，能令信徒歡喜，得到無上價值的法寶。
佛光山一向提倡福慧雙修、解行並重，所以佛學院設有出坡作務的課程，以藉此鍛煉學生們的身心，一些不知情的香客上山看到，往往說道：“這些學生好可憐喲！竟被寺廟利用來做工呢！”有一天，一名機靈的學生歡歡喜喜地反答道：“我們是利用這些工作來修行呢！”同一件事情，卻有著兩種說法，說明了各人心中的價值不同，自然苦樂也就有所差異。
在社會上講經弘法久了，經常接觸到各界人士，其中不乏政治人物前來請示佛法，因而引人側目，招來“政治和尚”之譏。起初我很不以為然，久而久之，心中也泰然了。想想：佛陀頻頻出入王宮，與大臣貴冑說法，豈不也成了“政治佛陀”嗎？而玄奘大師為皇帝建言國事，以及歷代國師的輔弼朝政，又怎麼說呢？中國佛教歷經多次教難而能如浴火鳳凰般再生，在上位者全心全力地擁護佛教，實在是功不可沒。此外，國家社會也因為佛法的複興昌隆而政清人和，這些世所共睹的史實，無非說明了：利用不但不一定只具有負面的意義，而且還能造成大家的利益。
所以，我們不必斤斤計較誰利用誰，因為世間一切事相都是互相緣起，而願與眾人一齊享有互相利用的成果，就能發揮利用的最高價值了。
三分師徒，七分道友
“大師！您有千餘名出家弟子，百萬在家信徒，您是怎麼領導他們的？”每回我在受訪時，聽到這個問題，就不禁想起我偉大的師父志開上人曾對我說過的話：“三分師徒，七分道友。”他是棲霞佛學院的院長，平日不苟言笑，對我十分嚴厲，但是從好幾件小事情來看，他其實是一位通達事理的長者。
記憶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早課剛完，天色未明，大家正在晨跑，我發現一條人影戴著帽子在前漫步，於是我以班長身份，大叫一聲：“你這個拖拉鬼，還不快一點跟上前面的人！”再定睛一看，竟然是院長家師啊！他居然沒有生氣，反而還對我微微笑著。他雖然經常對我責深言切，但有的時候，他也給我轉圜的餘地，讓我感到他不僅是一位良師，也是一位益友。
在我心目中，家師真正的好，不僅在於他的明理嚴教，也在他那恢宏的器識與開闊的胸襟。從大陸到台灣，從叢林道場到子孫寺院，我見過不少師父，他們收徒弟進來，或服侍防老，或繼承家廟，或為謀道糧，或增添氣勢，而我偉大的家師則送我到各處參學苦修，讓我在大眾中熏修磨煉。
一九四九年，家師聽說我將赴台灣參訪，不僅辦齋送行，還給我兩枚銀圓以備途中不時之需。家師那種為眾育徒的慈心悲願永遠深印在我心中。
自古以來，前輩大德們的師徒傳燈，心心相印，我只能仰望羨慕，何敢相比？何況我一生中，為徒不孝，為師不嚴，但想到恩師和古德所云“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確實是我戮力以赴的目標。
從家師的為教培才，我意識到收徒度眾確是一件非同小可的重責大任，所以儘管剛來台灣時，曾有許多人想隨我出家，但我自忖一介雲水衲僧，居無定所，又沒有自己的寺院道場，無法盡到教養的責任，豈不反而愧對弟子，故均予婉拒，轉而介紹給其他善知識。像慧瑞、明藏、覺律、普暉等，都是在這些因緣下，皈投到印順、白聖、月基及德熙法師等人座下。其他的在家徒眾由我介紹到其他道場參學者，也是不計其數，像黃麗明三十年後，還是又回來拜我為師；翁覺華在如熹法師處忠心耿耿地奉獻了四十載青春，不久前與我不期而遇，淚流滿面，欲言又止，彼此雖無師徒傳道之實，但這份佛法因緣也不曾因時移事遷而中斷無痕。
數年前，我應邀到宏法寺、澄清寺等道場說法，有許多過去數十年前結緣的在家信徒見到我，向我跪哭，請求我原諒他們成為其他寺院的護法。其實我一生只是為佛教，為眾生，為社會培育徒眾，從沒有想要佔為己有，因此，我對他們說：“大家所拜的佛祖都是同一個，到哪一家寺院道場不都是一樣嗎？”
說起自己收徒剃度，是三十年前在雷音寺落腳以後的事了。最早的出家男女弟子是心平與慈嘉、慈怡、心如等數人，那時我雖然經濟困窘，但還是勉力湊錢，發給他們紅包，而且親手為他們製作僧衣，從買佈到染色，從剪裁到縫紉，都是我幫忙完成的。直到現在，我還記得當他們接到僧衣時那種欣喜的神情。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在本省，需要身懷相當財物，並自備衣單者，方能如願披剃，而我卻常常為了成就弟子出家，不惜犧牲自我。記得曾有一個年幼女孩向我請求剃度，我答應她後，她竟然還附帶條件：“我要先穿一次牛仔褲、玻璃絲襪後，才要發心出家。”於是，我從日本回來時，託人購買。通關時，關員開箱檢查，取笑說：“出家人竟然買這些東西！”天下父母心，有誰能了解？
三十年前，還有一位徒眾為學佛而逃離家門，我念他倉皇離家，沒有攜帶一衣一物，所以即刻掏出五百元台幣，沒想到他卻對我說：“那麼俗氣做什麼？”二十多年前，一位小姐來山唸書，我見她腳登高跟鞋，身穿迷你裙，來參加早晚課誦，於是拿了三千元給她，意在資助她添購海青、制服、棉被、文具等日用物品，她竟然當下拒絕，並且說道：“不要想用金錢來買動我的心！”
雖然有好幾次令我愕然的經驗，我還是不曾失望，看到別人有心學佛，總是歡歡喜喜地關懷幫助，凡有所匱乏，我也想盡辦法，滿足所願。我不但供應日用物品，衣單錢，連春節時都未嘗少發過一份紅包。記得一九六四年在壽山寺，眼看著年關將近，無奈阮囊羞澀，為了趕在除夕夜發給每一個人兩百元壓歲錢，我還是冒著寒風細雨，在除夕夜等候信徒前來進香。
近十年來，經濟稍微寬裕，每次出外弘法之暇，我常常進出百貨公司，購買便宜的紀念品，帶回來送給徒眾和育幼院的孩子們摸彩。雖然攜帶大箱小箱不但行動不便，而且每經過一次海關，總要接受一番拆箱盤問，才能通過放行，但看到徒眾人手一份，皆大歡喜的樣子，自覺再困難也是值得的。弟子中百般珍惜者固然有之，但是也有些人覺得大家都有，沒什麼稀罕。姑且不論運送途中的迂迴周折，然為師的一番愛心他們何曾體會？還有些人溜單時，將我送的物品丟棄地上，更是令人見了傷心。也不禁讓人想到古德“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名言，而今師情隆厚，徒義何存？
對於弟子日常的衣食住行，乃至疾病醫藥、探親路費等一切福利，雖然我都考慮周詳，並且督促有關單位張羅齊全，有時還是難免老婆心切。心平、永平開刀療養期間，我一次又一次地去醫院探視，其他徒眾臥病吊點滴時，我也經常提著稀飯、醬菜前往慰問……力有未逮處，則遣侍者攜補品、瓜果代為致意。旁人看了，都笑稱我是個“孝順的師父”，其實我只想盡一點道友之情罷了。
所謂“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我並不以為自己比徒弟高明，除了傳道、授業、解惑以外，我更希望他們能“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所以不但延聘名師前來教學，也鼓勵他們出外參學遊訪，經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來增廣見聞，拓展胸襟。
十八年前，依空到東京大學深造，我親自陪他遠赴東瀛，託付給水野教授；依昱在駒澤大學讀書，我去日本看他，他竟然安排隨侍我同行的弟子睡在房間，我則伴著日月星辰，在陽台上睡了一晚；心中懸念慧開的生活起居，我專程前往費城的天普大學；想要了解依法的學習情況，我不辭辛勞，去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講演；甚至我借朝聖之名，數次至印度，走訪詩人泰戈爾所創辦的梵文大學，探望正在攻讀學位的依華；我乘出國弘法之便，巡視各地道場，其實真正的用意，無非是想看看在海外開山拓土的弟子是否安好。我忍耐風霜雨雪，受著暑熱嚴寒侵逼，這份愛徒之心，恐怕只有為人父母者才能體會。
早期的弟子出國參訪，我努力籌錢，自掏腰包，但後來留學的人數日益增多，而常住財力也比以前稍好，我恐怕徒眾只知道有師父，不知道有常住，於是改由常住支付學雜費用。雖然如此，每回出島，我還是做“散財老爹”，拿錢給他們購買書籍文具，將身上帶的盤纏，沿路收的紅包全都送光了，才安心回山。一九九四年，我環球弘法，給五大洲的百餘名留學弟子每人百元美金，兩萬元的美鈔就這樣從口袋裡消失了。在飛機上俯瞰漸離視線的青山綠水時，我衷心默禱他們日後能學有所成，對國際佛教的交流有所貢獻。
至今佛光山每一個弟子都有出國的經驗，有人曾對我說：這樣會使一些人才流失，豈不是白費心血？其實，如果真是這樣，也可以散播佛法，與大眾結緣，未嘗不是“傳燈”的方式之一。只要盡其在我，努力耕耘播種，一旦開花結果，不一定只留給自己欣賞，也應該讓世人共同分享，這原本就是我一貫的度眾信念。
東京佛光協會的陳逸民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大師！您真了不起，不說別的，光是適應這麼多不同個性的徒眾，想必要費很大的功夫吧！”我未曾覺得自己了不起，因為我與弟子之間不是上令下從，而是思想的溝通，佛道的交流。所以，我同中存異，欣賞他們不同的性格；我異中求同，居間調和不同的觀點。當他們向我請示事情時，我傾囊相授，用心指導；當他們前來告假銷假時，我招呼喝茶，款待用餐。我不想以威權強迫他們接受我的意見，故採取循循善誘的態度，保其尊嚴。我不認為自己是至尊至上的，“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觀念，讓我察納雅言，廣集眾議。
在佛光山，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發言的權利。有時，我才說了一句話，周遭的人也爭相表達意見，如同小犬齊吠。有時，我話還沒說，徒眾反倒先開口：
“師父！您聽我說……”
“師父！您都不知道啊……”
真是誰大誰小？儘管有時對於他們所說的話不以為然，我還是耐煩傾聽。有人對我說：“他們是弟子，理應恭敬，你何必要對他們那麼客氣？”話雖不錯，但想到過去古德對於弟子的自矜，曾留下“老為大，小有用”的教誨，這何嘗不是“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襟懷？佛寺的山門前面，總是有一尊大肚能容的彌勒菩薩，笑容可掬地接引來者，等到入了山門，回頭才看到手持金剛杵的韋馱護法，這正說明了佛門的教育，既有彌勒菩薩愛的攝受，又有韋馱護法力的折服。唯有先讓徒眾敞開心門，暢所欲言，我們才好觀機逗教，以種種方法調伏慢幢，讓對方窺見佛法的堂奧。
過去佛光山的人手還不是很多的時候，每到假日期間，來山信徒絡繹不絕，我便經常到果樂齋、朝山會館炒菜煮麵供養大眾。廚房裡鍋碗瓢盆和著人聲笑語，師徒共聚一堂，協力合作，大家其樂融融，倒也忘了彼此是誰。十年前，我到西來寺弘法時，曾獨自一人入廚典座，效率之快速，色香之俱全，至今仍為信徒津津樂道。一九九五年春節，我為台北道場的信眾煮了一道百味齋，大家也是有口皆碑，贊不絕口。不知如此之身教，是否比言教更好？
昔時，閔員外送兒子道明至九華山隨地藏菩薩出家的故事成為千古美談；裴休宰相所作的“送子出家詩”，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不已。現代的閔員外與裴休似乎更勝一籌，像在佛光山，親人眷屬互相成就，父母、兄弟、姊妹先後出家者，就有四十多對。近幾年來，隨著時代思想的進步，父母送子女來山出家的更是越來越多，每當聽到他們改口叫自己的兒女為“法師”時，除了感動以外，更覺得世俗上所謂大小尊卑，豈有一定？
文殊菩薩雖貴為七佛之師，但在釋迦牟尼佛面前，也得禮拜請法；鳩摩羅什與頭達多之間“大乘小乘互相為師”的美談，更是傳揚千載。禪宗六祖發出“迷時師度，悟時自度”的豪語，不但在當時令五祖擊節讚賞，即便在今日，仍是膾炙人口的名言；黃檗臨濟師徒之間的凌厲機鋒，不僅無礙兩人的道聲，而且還成為後代佛子參禪的最佳公案。所以“三分師徒，七分道友”對於個人的成長而言，意味著如果光靠自己，沒有指引，則無由因指見月；但一味地依賴別人，則將有如附木之靈，無所成就。
因此，為人父母者，能有“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認知，則子女不僅是自己的骨肉，更是自己的朋友，可以分享成長的喜悅；為人師長者，能有“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涵養，則弟子不僅是自己的晚輩，更是自己的同參，可以互切互磋；為人長官者，能有“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體認，則部下不僅是自己的袍屬，更是自己的同事，可以共同承擔苦樂；夫妻之間能有“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觀念，就能彼此包容，互相尊重。能做到“三分師徒，七分道友”的緣分，是多麼美妙！
人我之間要跳探戈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台灣編譯館館長趙麗雲博士在電視台《蓮心》節目受訪時，侃侃道出彼此“跳探戈”是婆媳相處的最佳方法，這席話在我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我童年祝發出家，也不懂得舞蹈娛樂，但我常聽聞婦女信徒訴說婆媳家常，也曾聽說探戈是一種講求韻律節拍，並且舞者的腳步必須相互協調的舞蹈。親子、朋友、同窗、上下之間，何嘗不是要用跳探戈的方式彼此相處，有進有退，才能恰到好處。總而言之，人我相處之道就是要彼此跳探戈。
回想青少年時，我和師父志開上人之間正是以互跳探戈的方式，在一進一退之間，建立起深厚的師徒之情。他經常對我施以嚴厲的打罵，但有幾次我被人冤枉受罰時，他卻暗中助我解危；他怕我俗情未泯，即使放假也不准我回家，但當母親上山來看我時，他卻親切接待，囑咐我不能拒絕母親；他讓我受盡閉塞的叢林教育，但當我從學院結業出來時，他卻帶我遊歷山水，並且同往宜興祭拜祖庭；他不准我念師範大學，但對於我參與佛教事業卻欣然允諾，並且大力資助。我們師徒一心，以興教為志。可惜大時代的動盪，讓我不能繼續承師受教，只有將這濃厚的恩情轉為無私的法愛，運用在千萬眾生身上。
三十年前佛光山初創佛學院時，我擔任院長。在生活方面，我的要求十分嚴謹，但是在思想上，我的作風卻非常開明。貪玩的學生因為我助他下山觀賞溜冰表演，後來安住學業，努力不懈；好學的學生因為我為他護航夜讀，從此更加精進，回饋常住。頑皮的學生因為我幫他掩飾無心之失而改過遷善，痛改前非；愚昧的學生因為我和他一起玩球而恢復自信，自立自強。所以我深感教育並非一成不變，最主要在契理契機，雙方知進知退。
慈惠、慈怡、慈嘉出國深造時，正是佛光山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儘管為了籌付昂貴的學費，我節衣縮食，勞苦奔忙，但是在和他們通信時，我對財務隻字不提，只叮嚀他們不要太過節省，應注意飲食營養，起居正常。每當學校放假，三人聯袂歸來，幫忙寺務，不落人後。當他們學成歸來時，我才由別人的口中得知，每次接到我的信以後，他們越發感念為師的苦心，所以更加勤奮向學，省吃儉用，兩個人分享一個饅頭是經常的事，偶爾到超級市場買了些餅乾，但在結賬時，念及常住的財務困難，又將餅乾放回貨架。就這樣忍飢耐寒過了六年，他們相繼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之後，立即回山，繼續以刻苦耐勞的精神投入到弘法利生的行列。
依法從台大法律系畢業不久，常住就送他到夏威夷大學深造，獲得碩士學位之後，接著又赴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每次見他放假回山幫忙，總是向大家介紹：“準博士依法法師回來了。”只見他一臉笑容，信心十足。今年他真的獲得博士學位了，當他前來向我銷假，請示領什麼工作時，我卻改以嚴峻的口吻，希望他能“先學做人，因為學會做人然後才會做事。”他敬謹受命，目前從事西來大學的教務工作，忙得不亦樂乎。
孔子對於子路，先讚美他“好勇過我”，然後教訓他“無所取材”；對於子貢，既表彰他具有“器”材，卻又告誡他有如“瑚璉”。孔子因為能因材施教，所以人稱至聖先師；子路、子貢因為肯虛心受教，所以成為孔門俊傑。 《禪林寶訓》雲：“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長也。”古來的祖師大德們，如玄奘大師以權巧法門，使窺基法師由三車和尚成為三藏法師，直至今日，無人批評玄奘大師濫開方便，反而讚美他知人識才；無人駁斥窺基法師發心不淨，反而稱揚他及時改過，善莫大焉。馬爾巴以種種苦行折磨密勒日巴，為他消除罪業，由粗人魔外變成一代大師。最初馬爾巴不因密勒日巴殺業深重而鄙視捨棄，後來密勒日巴也不以馬爾巴棒打呵斥而悖離師道，在密勒日巴開悟之時，兩人相擁而泣，傳為佳話。可見將“人我之間的探戈”跳得好，必須細心留意彼此的步調，知進知退，通權達變，不但不能踩到對方的腳，而且也不能讓對方踩到自己的腳。
四十年前，我在宜蘭雷音寺弘法時，不但不濫勸居民信佛，反而稱讚其他宗教。一向虔信耶穌基督的熊岫雲先生在聽經聞法六年之後，有感於佛教的包容祥和，一改初衷，皈投在三寶的座下。四十年後，奉上司之命為我立傳的符芝瑛小姐第一次與我會面時，自稱只為公事而來，不會信仰佛教，我也以平常心應對接待。沒想到兩年的跟隨採訪下來，符小姐卻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皈依佛教。素無信仰的大企業家曹仲植先生由於我說可以“行佛”代替“拜佛”，從此他不但從事社會公益活動，對佛教事業也護持有加。一向排拒佛光山的蔡朝豐居士因為我特地錯開行程，在百忙之中，親往主持其母的告別式，後來不但邀我前往小琉球主持講座、皈依，而且還組織佛光分會，送女兒上山學佛。
佛門裡有一句話說：“啐啄同時。”人我初識有如剛學探戈，難免腳步不一，但只要我們肯蠲除成見，以誠相待，終有思想相契的一天。向以國學才子著稱的龔鵬程先生在擔任佛光大學校長之前，未曾與佛光山接觸，因彼此具有互尊的雅量，所以共事愉快，辦學順利。承包佛光山大小工程的蕭頂順先生和我在溝通當中，深知探戈三昧，他對我的看法尊重有加，我對他的意見也是言聽計從，所以彼此能合作無間，悠悠歲月，一晃三十年過去了，現在連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投入佛光山的工程行列，與寺務的發展同步邁進。
許多人見我三十年來開山建寺，乃至拓展佛教到全球各地，以為我一帆風順，前進無阻，其實鮮有人知每一步的推進是多少的後退頓挫累積而成。像早年大雄寶殿的施工，因緣具足時，就多做一點；因緣不夠時，就少做一點。就這樣進進退退，雖說蓋了七年之久才全部落成，但是人人稱羨，連五星級的圓山大飯店都曾前來索取藍圖以為建築樣本。而近幾年來我主持的弘法大會，如紅磡體育館數万觀眾的聽經場面、馬來西亞八萬信眾的聞法先例、新加坡一票難求的盛況、馬尼拉座無虛席的人潮，除感謝當地教界大德如竺摩、金明、寂晃、隆根等長老、法師的愛護支持以外，回想起來，也與我十多年來辛勤耕耘，進退有分，有著密切的關係。
四十年前，初來台時，多少優秀的青年要隨我出家學佛，然自忖己無立錐之地，如何領眾熏修？故毅然拒絕。後來我在各地建寺安僧，因緣具足，只要見到優秀的佛教人才，我都設法接引培訓，如今佛光山有一千三百名出家弟子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
三十年前，我以北部應酬繁多，因此南下開拓佛教事業，待南部根基穩固之後，才又北上展開弘法工作。在推展國際佛教方面，我熱心不減，四處奔忙。五年之間，國際佛光會在全球各地已有百餘個協會共同為弘揚佛法而攜手努力，佛光終於照耀在五大洲的土地上。偈云：“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處隨緣延歲月，終身安分度時光。”安身立命之道，首在認清時勢，步伐穩健，如跳探戈，該進時進，該退時退，才能掌握分寸，有所作為。
人生的道路本來就是有來有去，有進有退，像待客的妙方是送往迎來；周全的禮貌是禮尚往來；而座談會議若能問者、答者環環相扣，才會趣味橫生；彼此閒聊必須說者、聽者應對如流，才能賓主盡歡。大自然的事物也是來往復始，循環不已，像嚴冬一過，春天跟著來臨；太陽下山，星月接著高掛天空；舊的一年逝去，新的一年接踵而至；枯葉落盡，枝椏繼續抽出嫩葉。宇宙人生就在這一來一往，一進一退之間，處處顯得生機盎然。凡有去無回者，大多不是好事，像射出的箭一去無回，必定會有死傷；攀登高山一去無回，往往兇多吉少。在社會上立身處世，唯有像趙館長說的要如跳探戈一樣，不計較進退得失，大家彼此你來我往，才能在生命的舞台上隨緣放曠，揮灑自如。
拒絕要有代替
我的弟子除求學的以外，大部分都分佈在佛光山海內外各別分院及事業單位，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他們恪盡厥責，熱忱有餘，但由於方便不夠，有時讓信徒難過而不自知。有鑑於此，我在佛光山的一次徒眾講習會中，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 “什麼人能幹，什麼人不能幹，從一個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來。凡是能幹的人，叫他做什麼事，他大部分都是承諾：'OK！OK!''沒問題！沒問題！'不能幹的人則推三阻四，事事拒絕：'這個不對，那個不可行。'當然有很多事情實在不容易做到，但是我們在拒絕的時候要有代替，不要讓對方難堪，而且要時時想到給別人一個助緣。”一年之後的徒眾講習會，許多回山的弟子告訴我：他們秉持“拒絕要有代替”的方針來待人處事，不但得到許多讚美，而且使道場的法務蒸蒸日上。在欣慰之餘，回想自己數十年來，因為秉持“拒絕要有代替”的處事方針，不知結下多少善緣。
二三十年前，經常有信徒的子弟來找我，希望我能為他們介紹一份工作，或者推薦他到某機關任職。那個時候人浮於事，要找一份差事很不容易，更何況自己也不知道幫他介紹的工作適不適合，更不知道他的耐心、恆心、毅力究竟如何，但是基於和信徒之間的香火因緣，總想要助他一臂之力。於是千辛萬苦，打聽聯繫，穿針引線，好不容易幫他找到職業，趕忙去通知他，不料對方卻說：“不要了，我已經在別處上班了。”我當時心想：自己白費一場心也就算了，但是對機關主管失去信用，要我如何交代呢？他們也是賣一個面子啊！這種情況幾次以後，再有人找我介紹工作，我心裡雖也起了警覺，但輕言拒絕，斷了別人的信心，總是於心不忍，所以我想出了一個智慧的辦法告訴他：“你先看報紙的尋職欄，或者我提供一些資料給你，你認為這個職業和你的能力、興趣吻合，就自己打電話過去。”對方往往說：“不行啊！他們不認識我，又沒有人介紹，不會採用我的。”我告訴他：“你可以向機關行號的主管介紹自己的專長，並且說：'我讓你試用兩個月，兩個月以後，如果你覺得我可以用，再續用；如果你覺得我不適合，我就走。我是來讓你試用的。'老闆聽說你是來讓他試用的，他不需要負什麼責任，也沒有人情負擔，就會試用你。如果你能經得起試用，可能就會一帆風順，前途光明；如果你經不起試用，那就得重新調整自己，重新學習。”經過我這一番分析說明，年輕人求職大都能無往不利。
創建佛光山以來，最常見的是一些夫妻吵架，其中一方負氣離家出走，或者一些小孩被師長責罵，在羞愧懊惱下不告而別。他們常常一來山上，就請求出家，這種情況當然不能收留，但如果一口拒絕，不但無法幫助對方解決苦惱，如果這個人再一走了之，可能一家人都會因此而陷入悲傷的情境，所以我採取智慧的方式，在談話中得知他的住址、電話，悄悄地和他的家庭聯繫。結果家人聞訊趕來，一番懇談之後，夫婦和好如初，父母子女重逢相聚，每次看著他們歡歡喜喜地攜手下山，心中的欣悅真是不可言喻。
也有一些人來山找工作，要求長期掛單，但他本身沒有一技之長，而山上又不缺員工，我總是以關懷代替拒絕，先請他喝茶、用飯，等他吃飽了，再和他詳談，以鼓勵的言語勸他奮發向上，並且建議他可以先到某某地方做一個短期的幫工。雖然一時無法達到他的願望，但是因為我們的誠意讓他心裡感到很溫馨，所以往往讓對方言謝而歸，同時也結下一個美好的法緣。
常有一些慈善團體向我化緣，如果當時身上有錢，我十分樂於隨喜，偏偏我生性沒有儲蓄的習慣，經常這手收到的供養金，那手又拿去布施結緣，因此經常有出手不便的時候，但又不忍心讓他們空手而歸，這時我趕快搬出自己的著作，請對方拿去義賣，這樣一來既可以滿足來者的需要，又能流通佛法，豈不比斷然拒絕更為美好！
一生之中最困窘的是別人向我告貸，因為實際上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來，都是在“以無為有”中度日。龐大的弘法事業所費不貲，我們的每一分錢都是用在刀口上，但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呢？許多人只看到外表的富麗堂皇，卻沒有想到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血淚。然而念及偉大的佛陀尚且不逆人意，我區區凡夫，福薄德淺，豈能隨意拒絕，傷害人情？因此我總會準備幾十元美金或幾千元日幣帶在身邊，當有人提出借錢的請求時，我便直言相告，只有將儲蓄的外幣以為捐助，這樣一來，既滿足了對方的請求，也不致彼此難堪。多年以來，或許正因為我向來和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借貸關係，互相不倒債，所以情義都能維持得十分長久，想來也是人生一得。
在台灣四十年來，不少報章雜誌向我邀稿，我向來竭盡己力，滿人所願；但近幾年四處弘法，實在抽不出時間，在抱歉之餘，我和對方商量，拿其他地方用過的稿子登載，這種智慧的方式總能蒙獲對方的諒解。最近電台、電視台爭相邀請我到現場節目中講話，由於法務倥傯，無法排出行程，然而我生性不喜拒絕別人，所以只有問對方是否可派弟子前往智慧受訪，以求兩全，不料有時卻遭對方拒絕，有一次“真相電視台”的節目負責人對我說：“他的知名度沒有你的響亮，無法代替你。”我也只好徒呼無奈了。
我到世界各地走訪，只要有片刻時間，就到信徒家中作家庭普照，為他們祝禱開示。有一回信徒喜出望外，搬出卡拉ＯＫ來招待我，雖說與一襲僧裝不甚相宜，但念及他的一番好意，不忍拂逆，我告訴大家：“可以利用這種現代化的設備來唱誦法語贊偈，將佛法弘揚開來。”說罷，便告辭離去。信徒聽到我的讚美，知道佛教現代化的重要性，對於寺院道場更加護持。這樣的方式不是比嚴厲拒絕還要好嗎？還有一次，我應邀做客，主人指啤酒為汽水，舉杯向我表示禮敬，我不明言拒絕，以茶代酒向大家回敬，並且藉此機會說明茶與佛教之間的關係。如此一來，餐會氣氛不致尷尬，大家也能從中得到佛法的受益，豈不妙哉！
在雲遊行腳時，所遇到的偶發事件不勝枚舉，但只要抱持一顆靈巧的慧心，以其他方式來代替拒絕，都能得到皆大歡喜的結局。像有一次，信徒臨時起意，帶我去拜訪他的一個朋友，卻發現手邊沒帶禮物，我以好話來智慧，沒想到對方竟因為這一席話而感動，皈依在三寶座下。還有一次，住在桃園的道友帶我去慈湖謁陵，手邊沒有鮮花，我們以誦經來智慧，護衛的憲兵也十分歡喜地接受。到大陸弘法時，導遊帶我們到北京的孫中山衣冠塚前致意，我們以一曲《孫中山紀念歌》表示禮敬；後來參觀西湖的岳飛廟，我們又齊聲高唱《滿江紅》，這些智慧的方式讓當地的地陪人員，包括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蕭秉權先生在內，都耳目一新，同感驚喜。
隨著弘法的腳步越加拓寬，信徒日益增加，送來的禮品堆積如山，這是我心中最不歡喜的事情，但自忖信徒也是基於供養三寶的誠意，實不忍難色拒絕，所以我想到一個智慧的方法，凡收到紅包，我言明會代為轉給常住；凡收到禮品，我也立刻交代侍者交由常住處理。信徒目睹，下一次就不會再送給我個人，而知道要直接捐贈給寺院道場，這樣一來，我樂得無事，對於僧信二眾來說，也是一種最好的身教。
承蒙社會各界及民間團體的青睞，經常邀請我出來舉辦公益活動，其實佛光山本身的弘法事業也是十方來十方去，社會大眾若能集合群力，必能造成更大的影響，因此我總是提議大家一起來。現在社會上所謂合辦、承辦、協辦的風氣鼎盛，雖不敢說是自己首開先河，但是在推動上應有助成之功。所以直言拒絕即使有再好的理由，都是下下之策，若能以積極的方式代替消極的拒絕，才是自利利他之道。
“代替拒絕”不是簡單的表面功夫，必須打從心裡先不要有抗拒、排斥的念頭，從而平心靜氣面對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切忌魯莽行事，遷怒別人。記得三十多年前，我初到宜蘭弘法，一位姓鄭的警察專門和我為難，我講經說法，他要我向他報備註冊，否則不准開講；我罄其所有，買了一台日制幻燈機作為教學道具，又忍痛被他沒收。總之，這樣也不可，那樣也不行，讓我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宜蘭縣警察局分局長前來向我商借“宜蘭念佛會”，作為警察甄試的考場，我一口答應，給予種種方便，後來他得知屬下對我們諸般為難，第二天，就將這位鄭姓警員調職，從此我們的弘法工作逐漸進入佳境。
十多年前出國弘法，經常遇到海關人員的刁難，他們把行李一一撬開檢查不說，還東問西問，有一句答得不好，又得到另一處接受調查，往往在海關待上半天還出不來。如是數次之後，我想自己應該主動出擊，避免別人的拒絕，因此學了幾句英文，每次一到海關，就先面帶微笑和大家打招呼，“Hello!”“How are you?”“ Good evening!”“Thank you!”不絕於口。果然，通關時就順利多了。
拒絕不好的後果，必須先用好因好緣來智慧；拒絕積弊已久的問題，則應該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智慧。
諸佛菩薩及高僧大德們最會利用各種善巧方便來代替拒絕，像《法華經》中，釋迦牟尼佛不從否定上教人拒絕貪愛邪見，而代之以三乘教法；《淨名經》中，維摩詰大士不從消極上教人拒絕世俗之樂，而代之以法樂的施化。提婆菩薩親近信奉邪道的南天竺王，以參政輔佐來智慧一般行者拒絕、輕視的態度，結果舉國人民皆被度化；盤珪禪師收留人人唾棄的小偷，以愛心智慧一般人拒絕、默擯的態度，結果使得佛門多了一位龍象。每次披覽聖典，讀到古聖先賢慈悲度眾的事蹟，都令我感動涕零，後來我自己收徒度眾，更深深感受到智慧法門的無限妙用。
記得過去我擔任佛學院院長時，曾有學生請求不要那麼早起床、就寢，希望能有多一點時間唸書，我自忖有理，立刻改良傳統的課誦程序，將早課、晚課的時間縮短，這種“代替拒絕”的方式既不會動輒改變校規，又能滿足學生合理的要求，所以受到大家的歡迎。此後學生們心裡有事情，都喜歡找我訴說，而我也從中得知學生的學習狀況，彼此坦然相處，其樂融融。
有些學生讀書讀了半學期，興起回家的念頭，要求請假一個星期，我告訴他：“一星期太短了，我幫你請一個月的假，回家看看父母。”結果他們往往十天不到就回來繼續學業，從此不再戀家，而家長們看到兒女們在這裡生活正常，而且變得更孝順，更乖巧，自然也很放心地把子女交給我們。
有些青年男女抱持安貧樂道、弘法利生的理想來山學佛，但由於和來自不同環境背景的同學們格格不入，無法共處，因而萌生去意，他們前來找我，說道：“我實在很喜歡佛光山，捨不得離開，但是到佛學院唸書又不習慣，怎麼辦呢？”我告訴他們：“佛光山有很多路可以走，你可以從事教育、文化、弘法、慈善的工作，不一定要讀書。”後來這些人很歡喜地留在常住做事，奉獻心力，表現得可圈可點。
有些弟子在好幾個單位都無法適任，已經到了調無可調的地步，他們前來找我的時候，我總是請他們自己選擇喜歡的工作地點，並且為他們從中斡旋，讓他們如願以償。由於我不輕易拒絕，而肯給予機會，結果他們大都能安住身心，勤奮辦道。所以我常覺得：我們對於一些行不通的事情，不一定要拒絕，如果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為對方多一點設想，給予智慧的方法，讓他們自由選擇，往往可以獲得圓滿的結果。
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一些不合理的行為，我也很少正面拒絕點破，而代之以啟發的方式，給予徒眾一些成長的空間。像有些剛入道的弟子一時俗情未泯，經常要求下山，我告訴他們：“可以下山，但要先學好五堂功課。”結果他們在道業上熏習日久，自然就不再喜歡憒鬧的都會。有些剛出家的弟子一心想到國外去學習，但條件又不具足，我和他們說：“必須先學會當地語言，才能請調國外。”這些人當中，有些知難而退，安守現有的崗位；有些則自知不足，從此更加努力。
做事遇到瓶頸在所難免，當這些單位求助於我的時候，我明知其中做法有誤，但自忖申斥拒絕只會讓他們畏事怕難，逃避責任，因此代之以討論、交流的方式，和他們一起解決問題，久而久之，大家都能從做事當中學習如何克服困境。
有許多人說：“師父！您何必如此客氣，直接說明拒絕就好了。”當然，拒絕只要一句話，非常簡便，但是它具有很大的殺傷力，我寧願自己麻煩一點，找尋智慧的方式，讓對方能夠接受，讓對方能夠成長。我每到一地，均十分留意當地的事物，數十年來，我發覺教育出問題的地方，往往在於父母師長習慣以拒絕的態度來對待下一代；而人際關係出了問題的人，大都在於他們經常用拒絕的方式來否定別人。在此奉勸諸位：要給人信心，要給人歡喜，要給人希望，要給人方便，所以即使不得已要拒絕的時候，也不要輕易地拒絕，而要“有代替地拒絕”；不要立刻就拒絕，而要能婉轉地拒絕；不要無情地拒絕，而要有幫助地拒絕；不要傲慢地拒絕，而要有出路地拒絕。
拒絕要讓對方感到歡喜，拒絕對方要有藝術。
弘法利生
我童年是在一個偶然的因緣下出家，當時我是棲霞律學院裡年齡最小的一個。有一天，我讀到這麼一句話：“僧伽應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
少不更事的我，這時才知道出家人原來背負著如此神聖的使命，一時之間恍然大悟：我學佛修道還是嫌太遲了！如果我早一點來此，就可以養深積厚，早一點荷擔如來家業。此後，每當早課諷誦《楞嚴咒》，唱到“願將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時，我都在心中發願：“我將來一定要將全部的身心奉獻在弘法利生上。”
時至今日，我樂說不怠，也建立了各種佛教事業。在佛陀的加被下，我一生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達到“弘法利生”這個願心，而力行實踐。雖說是“願不虛發”，但是早期弘法時所經歷的艱辛困苦，卻也鮮為人知。
五十年代的台灣不但物質生活不豐，更是一塊缺乏正信佛法的沙漠，我立志要遍灑甘露法水於台灣各地，潤澤群生。於是，我帶著一批有志青年，以拓荒者的精神，四處弘法布教。舉凡鄰里、鄉鎮、街市、陋巷、廟口、戲院、海邊、山地，皆有我們行腳的足跡。每到一處，我們親自動手拉電線、裝燈泡、安麥克風、排椅凳、張貼海報、招呼聽眾……然後才登台講演。儘管剛開始時，聞法者很少，我卻從不氣餒，因為只要有人願意來聽講，就有人能受到法益。只是往往時間到了，台下一個人也沒有，我照常開講，過了很久，聽眾才姍姍來遲。後來，大家養成了守時的習慣，聽眾也越來越多，這時又出現了走動移位的現象，我總是以緘默來教育信眾，這種對治方法不久便產生成效。
為了購置布教設備，我將平日微薄的紅包供養花用殆盡，日中僅以一塊麵包果腹是常有的事。凡是不遠的地方，我們便以單車代步，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迎著夕陽，沐著晚風，倒也別有一番樂趣。不過有時碰上梅雨季節，或是寒流來襲，尤其是大颱風天，在淒風苦雨的肆虐下跋山涉水，實在是倍嘗辛苦。然而看到聽眾逐漸由少而多，冒著風雨，聞法虔誠的態度，在感動之餘，也忘了飢寒凍餒的難受。路程遙遠的地方，則搭乘火車，沿途田園風光旖旎，令人陶醉其中。只是那時火車班次不多，我們經常為了趕火車而行色匆匆。後來，宜蘭線火車站的站長被我們的弘法熱忱所感動，往往等我們全都到齊了，才下令開車。
最令我難忘的是，每當布教圓滿結束時，在信徒的歡送下，踏上歸程，我們盛載滿懷的溫馨，走過阡陌田野，穿越樹林山洞，以充滿法喜的歌聲，劃破萬籟俱寂的夜空，我們的心就像當頭的皓月一般明淨，我們的身猶如掠過的微風一般輕盈。我們間或交換弘法心得，談起化導頑民的富樓那，一股聖潔的使命感冉冉升起；說到為法喪身的目犍連時，又燃起了悲壯的情懷……我們誓言以高僧大德為榜樣，以續佛慧命為己志。一天，我福至心靈，將這種景象與心情描繪在詩篇上，請人譜曲，這就是後來我們在弘法歸途中常常高吟的《弘法者之歌》。
最令我安慰的是，當年跟隨我忍餓受凍的年輕人在參與活動中茁壯成長，如今都有了美好的前途。而當時的辛苦播種，如今在各地都已綻開菩提花果，則是我一生中最豐碩的收穫。
多年來，只要有地方需要佛法，有人邀請我去，再遠再忙，即使犧牲吃飯、睡覺的時間，我都欣然答應。記得有一次，到南投魚池鄉布教，夜宿農舍，因為臥處與尿桶為伍，臭氣難聞，無法入眠，只得央求同行的煮雲法師為我說故事。後來，為了不負他的辛勞，我將這則故事寫成了《玉琳國師》，風行一時，也算是弘法外的一樁趣談美事。
那時，我雖然住在宜蘭，卻經常要到高雄講經，每次坐火車，轉公車，就要周折上一整天的時間，平日還得節衣縮食，湊足車資。有一回，查票員來驗票，火車票卻遍尋不獲，身上又沒有半毛錢，只得掏出一支新買還沒用過的鋼筆充當補票之款。我這樣南北奔波達十餘年之久，心中樂此不疲，我不畏舟車之苦，只怕沒有人知道佛法的好處。直至今日，我已走遍了整個台灣，行跡還遠及離島，並且直邁國際州郡。曾聽到有人調侃我，說我已經退位了，猶仍四處雲遊弘法，野心實在太大！其實，此言差矣！我雖然卸任住持，但是並沒有不做和尚，出家人本來就應該有著“弘揚佛法遍天下，普度眾生滿人間”的慈悲心腸，這不是野心，而是一種難行能行的願心啊！
如今，我到各地說法，不必刻意宣傳，聽眾自然蜂擁而至。過去，我唯恐人不來，現在卻以人多為苦，因為我不忍心看到人們因為一票難求，而甘冒風吹日曬，早早佇立在門外，苦苦守候進場；我也不忍心目睹觀眾在場內擠得連站的位子都沒有；我更不忍心看到那些有心聞法的善男信女因為會場容納不下，或因稍微遲到而被阻擋於門外。我曾一再請求有關主管通融，無奈礙於規定，而無法如願。一九九二年，我到馬來西亞東姑講堂開示，場內爆滿，有一千多名聽眾沒有位置可坐，場外還有兩千多人不得其門而入，有的拍門叫嚷： “讓我們進去！難道我們的師父來此，都不讓我們見一眼嗎？”有的甚至走太平梯，以旁門左道的方式出奇制勝，進入會場。那種聞法的熱忱直叫人感動難忘！
出家人憂道不憂貧，佛法上的安樂足以彌補生活上的困乏，人為的阻撓才是弘法上最大的考驗。
回憶我在宜蘭初次講經時，警察不准我公開說法，禁止我播放佛教幻燈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你沒有向有關單位呈報申請。”在雷音寺弘法時，也有一些外道居民在殿外喧囂干擾；廣播電台的佛學講座錄製好了，電視台的佛教節目製作完成了，卻因為對方的負責人聲稱“限於目前當局政策，不希望富有宗教色彩的節目播出”，而臨時遭到封殺的厄運……我並不因此而自憐自艾，相反地，我愈挫愈勇，我據理力爭，所謂：“為大事也，何惜生命！”
佛陀在因地修行時，曾被歌利王割截身體而毫無怨尤；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要效法諸佛菩薩為法忘軀的精神”。我在心中不斷自勉。
我學會了以平常心來應付這些紛至沓來的障礙，“我要為佛教的千秋大業而奮鬥不息，我要為萬億眾生的慧命而努力不懈！”我如是自許。
我一生弘法無數，感到最難的是如何契理契機。最初，往往為了一篇講稿，日夜揣摩聽眾心理；常常為了一句名相，反复思維其中深意，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聽懂受用，並且能將佛法妙諦運用在生活上，以作為現實人生的指南。
我從不賣弄玄虛，只是一心一意在宣揚佛法的真理，使佛法與世間的生活能夠相印證。我經常思慮如何發揮佛教的時代性與前瞻性的功能，期能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為了契合信眾的需求，使佛法能普及於社會各個階層，我不但組織念佛會，還設立青年歌詠隊、兒童星期學校、婦女法座會、金剛禪座會。為了助長說法效果，我利用板書、投影機、各種視聽設備，乃至在大座講經時，精心設計獻供儀式，穿插各種佛教藝術節目。為了讓社會人士重視佛教，我率先舉辦佛誕花車遊行，並且多次舉行環島布教活動……凡此種種創舉都在當時引起不少保守人士的非議責難，我並不因此而裹足不前，相反地，我大力推動，我以為只要佛法興隆，何須計較個人榮辱得失？
我的擇善固執終於有了明證：環顧今日的佛教界，當年反對我的同道都不約而同地接受了人間佛教、生活佛教的理念；各地的道場寺院也都不斷地以各種活動來凝聚信眾的力量；更有不少青年在這種因緣下隨我學佛，現在都成了佛光山重要的職事幹部。
我當初的用心良苦，斟酌思慮，促成了我對於佛法的融會貫通，更是我始料未及的收穫。我走入群眾，學會了觀機逗教，士、農、工、商，老、弱、婦、孺，鰥、寡、孤、獨，都是我說法的對象。我也曾遠走大陸內地，深入泰北邊區，抵達香港越僑船民營房，為苦難同胞作得度因緣。
現在，我每天的行程被弘法的邀約排得滿滿的，我日日奔波忙碌，以車廂、飛機作為我的臥室和書房，我趕場弘法，由此地到彼地，由此國到彼國，甚至由此洲到彼洲，席不暇暖。我經常和衣而臥，一覺醒來，朦朧之中，往往一時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我不以此為苦為累，自忖比起佛陀年高八十，猶不辭辛勞，在印度各地行腳弘化，我這一點苦實在不算什麼。尤其，當我看到許多人在台下會意點頭，甚至拊掌微笑，一切的勞頓全都化為無比的願力；當我看見許多人因為聽了我的講演而皈依三寶時，心中更是為他們的新生而感到慶喜！
我曾經在火車上，遇見一位不認識的青年讓位予我，他悄悄地對我說：“師父！我是您在某某監獄弘法時的皈依弟子。”我蒙受過不少禮遇招待，但這一次令我最為終生難忘。我也曾收到一份二百元的紅包，上面寫著：“供養師父：因聽您講演而改邪歸正的弟子某某頂禮。”數目雖然微薄，意義卻是深遠重大。每每一場大型講座後，感謝的信函即如雪片般飛來，其中，有失和的夫妻因此而破鏡重圓者，有吵架的朋友因此而握手言歡者，有落第的考生因此而萌生希望者，有失業的青年因此而力圖上進者，更有人因此而斷除自殺念頭……來鴻中，讚美的詩詞也不少，雖不盡然辭暢意順，然而誠意卻是十分感人。在島內外收到的紀念品，更是多得無法整理，還好我有喜捨結緣的性格，否則就是建一個大倉庫，也無法全部容納。
為了度眾之需，三輪車、腳踏車、摩托車、木筏、竹排、輪船、汽艇、軍艦、戰車，乃至潛水艇、直升機，也都成了我的交通工具。雖是海陸空航道各異，然而承蒙三寶加被，法界任我遨遊，豈不妙哉！
我不但自己樂於說法，也極力興學，培養弘法人才。四十年來的度眾生涯中，每得到一份供養，總是先用來建講堂，蓋教室；每領到一些稿費，也都悉數購買佛書典籍給青年學子閱讀參考。我涓滴歸公，從未想將絲毫用在自己身上。剛興建佛光山時，徒眾建議我買轎車代步，以便至各處講說，我卻買了一部巴士普利大眾；目前我在世界各地講演、皈依所收到的紅包，也都捐獻給當地的佛寺，作為發展道場之用。直到最近，念及佛光山建設佛教事業所費不貲，我才將外來出版廠商給我的版權收入，挪為自己平日的生活開銷及車馬費用，以減少常住的負擔。
佛教之所以能流傳千古，廣被四海，文字般若的傳遞，功不可沒。有識於此，我於來台之初，即致力於編輯雜誌、撰文出書的文化事業。一九五九年，在三重埔設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印行佛經。當時的經濟十分拮据，編印人才也寥寥無幾，但憑一股度眾的熱忱，我度過了捉襟見肘的窘困日子。記得有一次，我將編好的《人生》雜誌連夜送到印刷廠，半夜醒來，飢腸轆轆，才想起自己一整天還沒吃飯呢！又因為沒有錢買稿紙，我常常拿別人丟棄的紙張背面作為塗鴉之用。直到現在，我依然是在年年虧損的情況下，興辦雜誌、圖書等文化事業，但我從無怨言，因為我深知，佛教的文化度眾功能無遠弗屆，非金錢財富所能比擬。
此外，我還創設雲水醫院、老人精舍、育幼院、冬令救濟等慈善事業，將佛教的愛心廣澤於貧苦無依的老弱殘疾。我曾多次發起大陸以及世界各地的救災運動，而佛光山的創建更帶動了當地經濟建設的繁榮，其本身就是一項利濟眾生的龐大事業，只是在這些方面，我甚少著意宣傳。千百年來，佛寺道場在利民的工作上，何嘗不是有多方面的貢獻呢？
及至今日，我每至一處，只要見到一塊空地，亟思如何來興建寺院講堂？只要認識一個人，總是盡力將他吸收作為佛教的一分子；只要看到一件好事，就迫不及待地廣為宣傳。這一切只是希望能將佛教的歡喜散播給一切眾生。
過去常聽到一些人說我：“好可惜喲！這麼年輕就出家了。”對於這些言論，我深深不以為然。棄俗出家，弘法利生，是在做經世濟民的偉大事業，怎麼說可惜呢？我不但此生此世以出家為榮，我更發願生生世世都要學習佛陀示教利喜的精神，來此娑婆，做一名“以弘法為家務，以利生為事業”的和尚。
第三部分 -- 忍耐就是力量
“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毀謗、譏諷、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歲，開始撰寫佛陀傳記，在《佛遺教經》中看到這麼一段話時，心中感觸甚深，我檢視過去顛沛流離的歲月，自忖若非憑仗忍耐作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過苦難連連的時光？我又盱衡未來複雜多變的社會，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覺更需堅此百忍，方足以應付萬難。從此，我時時刻刻以忍耐作為我為人處事的圭臬。多年後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實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我出身貧窮的蘇北，十二歲出家以後，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貧寒適足以勵志，我刻苦耐勞的性格就是在這個時候孕育而成。二十三歲那年，我播遷來台，在兵荒馬亂之中，所攜帶的包袱不慎遺失，身邊一無長物，寺廟又不接受外省人掛單，我只得過著四處漂泊，風餐露宿的日子。記得我曾經在狂風暴雨中摔到溝圳裡，被水沖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經在烈日當空下曬得汗流浹背，頭皮發麻。最後，好不容易從台南走到台中，感謝寶覺寺林錦東先生肯留我小住數日。
後來，我從中壢、新竹又輾轉來到宜蘭雷音寺弘法，之後的十餘年，我的經濟都非常拮据。其間曾經有人要認我做母子兄弟眷屬，甚至還有人希望我能繼承他的地產家業，都被我嚴詞拒絕。這時我卻聽說一些同道因為生活艱難，紛紛另謀出路。如果當時我不能忍飢耐貧，豈不也是隨俗流轉，又哪裡能在日後發展弘法利生的抱負呢？所以，忍耐並不是膽怯，而是在面對生死存亡、榮辱毀譽時，還能夠打從心裡發出一種無比的勇氣，堅守自己的理想。
記得在叢林參學十載，為了服務大眾，除了平常的勞動出坡以外，我自願發心典座煮飯兩年、飯菜行堂六年、擔水司茶一年半。初來台灣，為了報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課教書以外，我發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掃數小時落葉、水溝、茅廁，每天還要拉車到十餘里外的市場，購買八十餘眾的油鹽柴米。雖然與當地住眾、信徒言語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眾的好感。只是有誰知道，我常常因為體力透支而暈眩嘔吐，往往一陣天旋地轉後，我又默默地咬緊牙關，繼續未竟的工作。
後來，我以文字般若弘揚佛法，開始搜索枯腸，熬夜筆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會說法布教。為了準備講辭，我經年累月費心思量，有時竟通宵未眠。佛光山開山初期，我又與山崩洪水日夜搏鬥。近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在島內外講經度眾，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爭地和有限的時間賽跑。數十年來，無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勞累、忍耐疲憊中度過。然而我不以為辛苦，因為忍耐是為了要積極地開拓人生，創造佛教遠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來磨”。我素來身體結實，然而也有好幾次病痛的經歷讓我苦不堪言。在叢林參學十載，我曾經生爛瘡，發瘧疾，雖然辛苦難耐，足以致死，但是從來沒有尋醫就診，為的是已將“色身歸於常住，性命付予龍天”，只好用信仰和時間治療。不知是諸佛菩薩的加被，抑或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藥而愈。其他如感冒、牙疼、眼痛、腦熱，就更算不上什麼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長，遇到再厲害的感冒、再嚴重的病痛，我也慣於忍住苦楚，繼續弘法寫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個段落時，才發覺自己也奇蹟似的恢復了健康。
近幾年來，精力不復以往，糖尿病、高血壓、眼疾、腿傷接踵而至，四肢五根也日漸衰朽退化，所幸頭腦清晰如常，故而依然四處雲遊，弘法利生不斷。多年來的經驗使我深深感到：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只要我們肯忍耐，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擔一切病苦而在病時不覺病，苦時不覺苦，自覺“忍耐的力量”可以應付一切。
過去大陸的叢林教育非常傳統，在聆聽長老開示時，必須雙手合十，如果講話開示好幾個鐘點，等到放掌時，手已僵硬不堪。訓練最嚴格的時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時候，我們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六個小時，起身時，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進肉裡，兩腳酸麻就更不在話下了。糾察師手拿楊枝，如影隨形地跟在我們後面，一個動作不合標準，便是一頓鞭笞。試問今天的學子是否也能忍受這種嚴格的教育？而在平常，打罵棒喝也時常發生，可是從來沒聽過有人埋怨叫苦。
記得有一回，我向家師禀告學院一位教授推薦我去讀“教育學院”，家師聽罷罵我：“渾蛋！怎可到社會唸書？”還給了我兩個耳光。事後我絲毫不感到生氣，想想自己也的確渾蛋，怎麼會想到社會上去唸書。反觀時下許多青年貢高我慢，動輒反抗，真是令人擔心他們如何在大時代中迎接各種挑戰呢？要想成大器，必須先在生活上學習忍耐。 “欲成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對於逆境，先忍之於口，是為下忍；再忍之於面，是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動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學院讀書時，既不擅長梵唄，又不通曉經文，因此，經常受到同學們的歧視，甚至師長們也認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時，我都除名在外；有時佛事開牌有份，臨時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師批評得一無是處，偶有佳作，卻被懷疑是抄襲而來；一位職事甚至當眾說，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陽會打西邊出來。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計其數，而我覺得這一切一切都是當然的，不值得計較，因為未來的時日還長，現在誰能知道呢？
初到台灣弘法布教，由於當時正信佛教並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懷好意地對我指指點點，甚至從中阻攔一些好因好緣；也曾有人故意騷擾說法，乃至糾眾持棍，怒目以對。對於這些差別待遇，對於這些誤會滋擾，我從來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的誠意，以靜默來回應一切的動亂。所以，忍耐並不是退縮，而是用平常心去對待人間一些不平的境界。
體膚的飢寒、筋骨的勞苦可以通過意志力來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誤解也可以用平常心來對治。弘法初期，由於辦了許多創新的佛教活動，而被社會誤解，被同門批評；有時為你戴紅帽子，有時又為你戴黃帽子。紅帽子是可以砍頭的罪名，黃帽子是在佛教裡置你於死地的居心，然而我並不急於爭辯，只是盡己所能，為所當為。
早年因我為佛教勇於建言，多次被教界人士議論為異端分子；後來由於軍工商各界官員來向我請益佛法，我又被新聞媒體說成與政治掛鉤。凡此都是打擊傷害的話題，然而我並不予以理會，只是淡泊處之，默然以對。果然事實的發展證明了我理念正確，時間的遞嬗也還給我清白公道。所以，忍耐並不是懦弱無能，而是面對毀謗譏諷，還能擇善固執，無怨無悔。
有人見我常云遊弘法，行腳名都大邑，欣羨萬分，其實個人的辛苦鮮為人知。我常常為了一場演說，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一夜；為了一句承諾，在天空中飛行十余小時。近十年來，弘法邀約不斷，往往由於行程緊湊，汗濕衣襟，卻來不及更換，只得任著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身體的溫度也隨著室內室外的冷氣熱流忽冷忽熱。走訪五六個國家是常有的事，有時從熱帶到寒帶，有時繞著地球走了一圈，舟車勞頓固然辛苦，適應不同的時差、天候、風土、人情更是艱困。
記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訪問印度新德里，天氣酷熱無比，每晚睡不著覺，只得趴在地上寫日記，《海天遊踪》一書就是這樣完成的。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訪印度，來到北邊的拉達克山區，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強忍著頭痛臉腫與呼吸困難，主持法會，會晤訪客達一星期之久。類似這種經歷不一而足，然而我還是樂此不疲，因為忍耐有時不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利益別人。自忖菩薩發心，猶能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我這一點小小的奉獻犧牲實在微不足道。
忍貧、忍飢、忍病、忍苦、忍勞、忍打、忍罵還算容易，唯有忍氣、忍恨的掙扎最難消解。
記得八九歲時，家鄉缺水，鄉民為了爭水鬧得不可開交。正巧，一位解姓鄰居在我家門前的水溝跌死，他的兒子解仁保遂來鬧事，硬說是我家將他父親害死，要求我家理賠後事。敦厚誠實的家父隨即被官府逮捕，後來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審訊，才使得家父無罪開釋。一場無妄之災雖告結束，我幼小的心靈卻始終無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後，聽說解仁保失業，無法維生，我心生惻隱，還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師幫他介紹一份工作，解決他一家的生活問題。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了，美麗的河山在日軍鐵蹄的蹂躪下變得殘破不堪，溫馨的家園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經商途中失踪，根據分析判斷，應該是犧牲在日軍的槍口下。十一歲時，我曾隨著寡母四處尋父，所經之處無不是瓦礫殘垣，屍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識。及至成人，我雖然有數次赴日深造的機會，終因國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棄。
在島內外，我的在家信眾多達百萬；在佛光山，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他們固然對我恭敬孝順，我也奉獻了許多精力心血。大處不提，就瑣事而言，我容忍他們的差異性格，耐煩地循循善誘；我容忍他們的情緒用事，耐煩地諄諄教導；我容忍他們的不同意見，耐煩地從中調和；我容忍他們的不守時間，耐煩地予以等候。忍耐，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慈悲，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藝術。由於我肯付出容忍耐煩，才能攝受他們來到佛門為大眾服務。
幼兒以啼哭為力，然而一旦流出眼淚，力氣也耗盡了；婦女以嬌媚為力，然而一旦使出嬌媚，氣勢也消失了；莽夫以拳頭為力，然而一旦伸出拳頭，正氣也瓦解了。唯有真正的菩薩行者，他們以忍耐為力，以慈悲為力，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所以能一鼓作氣，排除萬難，成就福國利民，饒益眾生的豐功偉業。
雖說我一向推許忍耐，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時候，例如，當我在台上演講，看到台下前面還有空位，而後面的人卻沒有位子可坐時，我會罣礙難忍；當知道別人受到侵犯的時候，我也會義憤填膺；當弟子怠慢客人，令人不喜時，我會上前指責；見聞好事，不即刻參與，我也會坐立難安。我以為，一成不變的忍氣吞聲，姑息縱容，並非忍耐之道。真正的忍耐應該是當仁不讓，顧全大局，為眾謀福。
我今已年老，自愧還是在忍耐上不斷學習、突破，在生活當中，對於佛說“忍” 的三種境界體會頗多，我以為，“生忍”，是為要生存在人間醞釀的耐力；“法忍”，是在轉識成智，用佛法所產生的智慧；“無生法忍”，則是隨緣隨處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滅的自在境界。能夠擁有“生忍”，就具足面對生活的勇氣；能夠擁有“法忍”，就具備斬除煩惱的力量；能夠擁有“無生法忍”，則處處所所，無不是桃源淨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不要同歸於盡
一九三七年的盧溝橋事變點燃了抗日的砲火。那年我十歲，不久，戰禍延及家鄉揚州，我的外婆劉氏見情勢危急，趕緊召集家人開會磋商，逃避戰火兵難，以決定去留。沒想到一個個都爭著與家園共存亡，在僵持不下時，外婆的一句話令我們茅塞頓開：“大家不可以同歸於盡啊！”
當我們逃離家鄉百里以外，再度遙望故里，只見遠方一片火海，大家在驚惶難過之餘，無不慶幸能逃過此劫，外婆的那句話也就深深地植入了我幼小的心田。
十二歲那年，我將出家的意願告訴母親，她噙著淚水說道：“李家這棵樹上結的三顆果實，就看你這一顆怎麼紅了！”
我俗家姓李，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後來如願出家，及至和母親暌違四十餘載，彼此再度見面時，她已是白髮皤皤、皺紋滿面的老嫗。兄弟告訴我：數十年來，她每日思我心切，夜夜淚濕衾枕直到天明。我故意問母親：“當初您怎麼捨得答應讓我出家呢？”她說：“家鄉的文化教育落後，留你在家，恐怕會誤了你一生，何必同歸於盡呢？”其實這個答案早已在我心裡，如今只不過是作個印證罷了！我早就知道：堅強的母親秉承外婆的深明大義，不會要求我們聚守在一起，讓兒女們“同歸於盡”的。
出家後，我曾到各處的名山古剎參學，過去佛學院封閉保守的教育，與青少年天真活潑的思想格格不入。記得我們曾經上書院方，建議設立運動場，糾察老師不但不接受，還要全班罰跪，以為懲戒。為了不希望大家“同歸於盡”，我勇敢地獨往承擔，以免大眾受罰。另外一次，全班同學以交白卷來抗議老師授課不講究方法，教務處追究原因，我自願前去認過，代眾接受處罰，以免大家“同歸於盡”。雖然幾經責罰，乃至一度被師長們視為問題學生，但是想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時，為著不願大家“同歸於盡”，還曾經捨身飼虎，葬身魚腹，我這一點小小的犧牲，實在不算什麼！離開佛學院的時候，許多同學都爭著去有名的大寺做當家、住持，我卻一個人跑到農村去弘揚佛法，一面在田莊耕作，一面在小學教書。因為我覺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線，佛教的僧才種子應該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處，同歸於盡。
一九四九年，我與同學智勇法師談及未來，彼此都有著“不要同歸於盡”的共識，隨即商議：他留守神州護教，而我則到台灣，大家分頭共為佛教的慧命長存而奮鬥。我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先去棲霞山，向家師志開上人請示去留。他一聽到我有志到台灣弘法，立即歡喜答應。臨行的前一天晚上，師父親自辦了一桌上堂齋為我餞行，師徒二人對著豐盛的菜餚，卻無心舉箸，彼此相望默然，熱淚盈眶。我想起歷史上的道安大師，在東晉末年戰亂連連時，不也安排徒眾分散到各地續佛慧命嗎？他們這種“不要同歸於盡”的大無畏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發誓：偉大的師父啊！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聽說上海有一班船要開往台灣，為了使法脈在危急存亡之際能夠分燈無盡，我連夜坐火車趕往常州佛學院，在黑暗中搖醒與我識與不識的同學，邀集有志的同參共赴寶島，開創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灣以後，我們食宿無著，投靠無門，大家相約各奔前程，以免同歸於盡。
當時的同參道友們大都熱衷於經懺佛事，講經說法卻很少有人願意從事，更遑論著書立說的佛教文化事業了。於是，我雖學養不夠，慨然有捨我其誰之懷！我撰文投稿，編印刊物，甚至倒貼車費郵資，義務奉獻。雖然一貧如洗，三餐不繼，我還是一本初衷，不改其樂，我以為文化教育也好，誦經說法也好，殊途同歸，都能達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擠在同一條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發展呢？
來台的最初幾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緣，例如妙果長老請我住持苗栗法雲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會館，無上法師請我負責靈隱寺，吳隨居士要將一善堂送我管理，高雄縣請我為其管理仁愛之家，高雄市長陳武璋先生欲將壽山公園交給我負責。對於這些好因好緣，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沒有徒眾，又沒有同參，即使有了道場，也無法發揮。為了不辜負別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雖然如此，為了使其他同道能發展長才，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機會長養慧命，我向台灣林務局爭取阿里山的慈雲寺，交給倫參法師；我介紹真華法師到羅東念佛會；我推薦成一法師到頭城念佛會；我引介煮雲法師到虎尾念佛會；當我籌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後，極力邀請月基長老擔任住持……看到這些地方的佛教陸續發展起來，我感到滿心歡喜。 “不要同歸於盡”的性格開拓了我的人生觀，使我隨時隨地都能以眾生的需要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聽說蘭陽地處偏僻，沒有出家人駐錫弘法，心生慈憫，便立即束裝前往弘法。在宜蘭，我胼手胝足，以悲心願力為犁，以忍耐精進為鋤，將一片缺少法雨潤澤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淨土。但是，保守的當地人仍存有狹隘的地域心態，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麗莊嚴，他們以我不是本省人為由，不願讓我擔任雷音寺的住持，我也不以為意，因為當初我是本著“不要同歸於盡”的想法，才來到這裡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蘭數十年，除了講經弘法以外，從來沒有計較過名位，後來甚至推薦宜蘭人的心平、慧龍擔任住持，雷音寺終於成為佛光山的分院。當初假如我計較於名位，何有後來皆大歡喜的盛事？
到了雷音寺之後，我以講經弘法為主，經常到監獄、軍營、工廠、電台、學校、山區等地佈教。我創辦幼稚園，設立星期學校、學生會、青年會、婦女會、弘法團、歌詠隊，我要把佛法種子播撒到社會每一個階層之中。
佛光山開山時期，在經濟與人力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我毅然將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國外深造，許多信徒認為到日本留學，會一去不還，豈不流失人才？甚至將來他們回來，我又怎麼領導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呢？我自忖縱然結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廢食，我還是一心一意只為培養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他們陸續學成歸來後，無論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業， 或者在大學教書授課，都做得有聲有色。不僅如此，他們也都承襲了“不要同歸於盡”的觀念，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近十年來，佛光山學佛的人與日俱增，除了隨順弟子們的個性，分派他們擔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單位多方延聘專家人才，授以專業訓練。我自從佛光山退位以來，對於徒眾學習的事更為熱心，除了為海內外弘法以及國際佛光會的事務而到處雲遊行腳以外，我總是在忙碌的行程中，盡量撥出時間，為徒眾上課，與會員們座談，聽聽他們的心聲，將自己平生的經驗傾囊相授。凡此無非希望弟子們以及會員們都能青出於藍勝於藍，長江後浪推前浪，代代人才輩出。
就在這種“不要同歸於盡”的理念下，佛光山的徒眾自然而然也養成了分工合作的性格，遇有大型活動，一經會議決定，便分頭進行；逢有出外參訪的機會，也不會一窩蜂地爭先恐後，而能彼此謙讓。全佛光山千餘位僧眾弟子，在去年年底以前，全部都已輪流到過外國參訪。
看到徒眾都能在不要同歸於盡的共識中互相成就，無我奉獻，心中真是備感欣慰。想起過去，我以著作出版弘揚佛教，有人便譏諷我：“他只會搖筆桿，不會做事！” 等到我努力奉獻，從事苦役時，又有人嘲笑我：“他只不過塊頭大，有力氣而已，不會說法，怎能稱為法師呢？”後來，我到各處講經，又聽到別人指責：“現在是國際化的時代了，他只會用中文開示，不懂得ＡＢＣ，有什麼用呢？”我問對方會什麼，他也什麼都不會，只不過希望我和他一樣一事無成，同歸於盡罷了。
其實，一個人可以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但是心裡面不能沒有大眾。駑鈍如我，不也憑著一股不要同歸於盡的信念，建立起海內外數十個道場，培養了無數的佛教人才，樹立佛光人“以眾為我”的精神嗎？
一個人如果心裡只有自己，沒有別人，是永遠不會快樂的。社會上有一種人往往只看到別人發財，不但不為對方歡喜，反而在背後批評：“他不知是用什麼手段發了橫財？”看到別人升遷，不但不去道賀，卻在一旁冷冷地說：“一定是阿諛奉承得來的！”這種人連隨口的讚美都吝於布施，又哪裡會有良好的人緣與成功的事業呢？
記得數年前，佛光山普門中學有一個女學生，長得非常清秀，人稱“校花”，卻因此招來嫉妒，許多同學譏諷她是“妖精”。有一天，我應邀為學生們開示，就趁這個機會和大家說：“你們說這位同學長得美麗不好，難道要我們學校裡的每一位同學都是醜八怪，你們才歡喜嗎？ ”
“同歸於盡”的心態只會造成自惱惱他，一個人如果不喜歡別人成功，不喜歡別人擁有，那麼對於自己究竟有什麼利益呢？
四十年來，我在台灣致力於弘法利生的工作，但是受到來自於教界的傷害真是無法說盡。除了屢次遭遇毀謗打擊不說，譬如台灣佛教會藉故扣留我的資料，不讓我出外參加會議；甚至各地教界人士也多方阻撓佛光山的別分院在各地的建設……憶及三十年前，我正開辦“東方佛教學院”時，一名長老召集教界人士開會，在會議中，他不集合群力研究佛教如何薪傳，也不謀求共識，討論佛法如何弘揚，反而提議：“如何打倒東方佛教學院？”幸好席中有人仗義執言，說道：“基督教辦聖經書院，天主教建立神學院，我們都沒有想要去打倒他們，為什麼卻要打倒佛教人士創辦的佛教學院呢？”眾人聽了這番正義之聲後，啞口無言，東方佛教學院才得以倖存。
諸如此類的人為障礙不勝枚舉，儘管教界人士一再置我於絕地，我不但從不失望沮喪，也未曾以牙還牙，反而主動和他們廣結善緣，譬如每次佛光山舉辦三壇大戒時，我禮請佛教耆宿擔任和尚阿阇梨；舉行國際佛教會議時，我也力邀各地佛教精英共同參與；我不念舊惡，協助教界辦學；我盡釋前嫌，居間調和佛教人事問題；我曾為同參道友覓地建寺；我提拔後生晚輩學有所成……我並非企圖他們的感謝酬報，更不是以此來籠絡人心，我只是不願大家“同歸於盡”，讓佛教蒙害，而希望佛法廣被，眾生有福。
多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只要自我健全，別人無法使我們同歸於盡。希望普天下的眾生應有共存共榮的理念，涵養尊重包容的雅量，捐棄同歸於盡的偏狹心態，建立歡喜融和的人間淨土。
有情有義
多年前，我每至花蓮弘法時，蒙縣長吳國棟先生均列席聽講，表示支持，心中銘感無比，後來耳聞其治縣理念，對於他的正直無私更加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忽見報載，他因涉嫌圖利他人而撤職查辦，我的心裡一直為他叫屈：身為地方父母官不圖利他人，難道還要圖利自己嗎？後來，聽說他的父親往生的消息，我立刻決定做“不請之友”前往參加。為了不妨礙既定的行程，清晨四點，我摸黑從佛光山出發，在花蓮用過中餐後，隨即趕至他父親的靈堂拈香致意，並即席說法以慰生者，只見他全家大小淚流滿面地送我出門。當車子正要發動時，四維高中校長黃英吉先生走到我的窗前，說道：“大師！您真是一位有情有義的人啊！”一路上望著窗外的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想著黃校長的話，不禁反問自己：我真的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嗎？有情有義不是每個人應該具備的操守嗎？
享譽全球的經濟學者高希均先生不但經常在他創辦的社會雜誌上登載拙作雜文，而且時時就重大事件請我發表意見，他為追踪我的雲遊足跡，都是數通電話國際往來，不厭其煩地詢問我的看法。我經常向他表示慚愧：自己不過是個方外之士，才疏學淺，但承蒙他看得起，我一定有問必答。他卻說：“大師！您是社會的意見領袖啊！”其實我哪裡比得上高教授的廣博多聞，經驗豐富呢？所以，我更加感到他是一個虛懷若谷，謙衝有道之士。三年以前，高教授希望他所主持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能為我出版傳記，弟子們紛紛反對，因為他們向來不想由佛光山以外的人為我立傳，更何況這是一家以工商經濟為主的出版公司。但我力排眾議，欣然允諾，因為我從高教授的平日言行中，深感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棟樑之才。
年高八十的陳慈輝老太太是我四十年前在宜蘭的老信徒，後來舉家遷至台北，一直想再見我一面。數年前當她聽說台北道場就在松山火車站旁邊，距離她家不遠處時，立即在其兒、孫、曾孫，一家四代陪同下，前來台北道場，只為看一眼她四十年前皈依過的師父，令我真是感動不已。其他像金枝姑、鄭銀姑，三四十年來，每逢農曆過年或是我的生日，也都不忘託人帶來一份心意給我，我深深覺得他們都是一群有情有義的信徒。
張姚宏影、潘孝銳、許卉吟、陳順章、遊次郎、陳劍城、沈尤成、賴義明、陳潮派等居士大德，有的為聖教興隆捐資出力，有的為護法衛僧奔走忙碌，有的積極推動佛教文教事業，有的來往島內島外弘揚法義，他們數十年來永不退轉，有人問他們何以致此？他們都異口同聲地以“阿鞞跋致”、“一師一道”自許。我則認為他們都是一群有情有義的菩薩行者。由於佛子們的有情有義，所以早年我在宜蘭落腳之後，即隨緣於羅東、頭城、龍巖、虎尾等地設立並主持念佛會，並且馬不停蹄地奔走台北、高雄之間講經布教，十年後，我又在全省各地創建道場，席不暇暖地到世界各國弘揚佛法，度化群生。
每逢年節，我都會收到來自各地的賀卡，甚至還有來自離島監獄、山區住民的祝福問候。曾經在火車上，一位青年讓座給我，細談之下，才知道他曾在監獄裡聽過我講經說法，現在已改過自新。還有一回在台北道場，一位中年人喊我：“老師好！”原來他是在東海大學上課時的學生。數年前，我前往大陸弘法，從北京、四川、甘肅、河北，一路來到南京等地，沿途友人親切招待不說，還不斷收到各地的來鴻，讓我感受到這個世上，有情有義的人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其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老伉儷最令我心折。他們八十高齡，身形佝僂，每次知我前來南京探望母親，都不辭勞苦，遠自北京趕來看我，並一再叮嚀我要為佛教前途而善自珍重，我也同樣地祝福他們法體康泰，教運昌隆。一九九三年二月，他與我在母親的住處會面晤談，即興題詩二首相贈，在家鄉傳誦一時，信眾們莫不欣喜走告，詩曰：
大孝終身慕父母，深悲歷劫利群生，
西來祖意云何是？無盡天涯赤子心。
一時千載莫非緣，法炬高擎照海天，
自勉與公堅此願，莊嚴國土萬年安。
在趙樸老的眼裡，在趙樸老的字裡，我看到了有情有義的光芒閃爍不已。
五十年前曾經在佛學院教授我唯識課程的圓湛法師更是毅力可佩！他經常挺身而出，總是幫我宣揚“人間佛教”理念，這種義無反顧的精神真是令我又喜又愧，想來我自己的徒眾之中，又有幾人對“人間佛教”的普及如此認真賣力呢？母親在世時，每逢過年過節，他都親往母親的寓所，代我慰問探望，這份體貼人意，不計高下的風範，又豈是常人所及？合塵老法師則因與我家師之間的一份道誼，長年為我設立延生祿位，祈福祝禱。每於清夜捫心自問，何功何德，竟受長輩如此有情有義的愛護，所以更加發憤立志，精進弘法，以期能回報他們深厚的恩德。
所謂“俗情不比僧情濃”，短短數語道盡了佛門裡的有情有義實有甚於世俗中有求有取的感情。在我初出家不久，對於這句話便早有體會。記得十五歲受戒時，母親跋山涉水遠來探望，我趁著晚自習的時間，來到女眾寮房與母親會面。開大靜的時間到了，母親依依不捨，淚流滿面，我只好留下來安慰她。第二天，糾察師向女眾戒壇的開堂和尚月基法師報告我沒有回寮就寢，當時自忖，這下慘了，不知道會不會被遷單開除？沒想到月基法師當眾回答：“他昨晚在我寮房裡啊！”糾察師知趣而退，我也因此免於受罰。我當時不過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小沙彌，對於他的通達人情，機智解危真是由衷感戴。一九五四年，得知他在香港無人接濟時，我想盡方法將他迎接來台。這年我正參與籌建高雄佛教堂的工作，落成以後，我推舉他為住持。後來在他晚年多病時，我幾次半夜三更送他就醫，付費照顧，直至終老，並且親自將他的骨灰送往棲霞山寺，為其建塔安奉。當時也有人說，我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其實“滴水之恩，湧泉以報”，我只不過是將當年那份圖報恩情的心思銘記方寸延續下去，並且付以實際的行動，成為一項有始有終的道義罷了。
四十年前，我在雷音寺駐錫弘法時期，曾花費一番心思，將深妙的佛法化為平易的詞語，教育當地的青年。日後，心平、慈莊、慈惠、慈容、慈嘉、心定、楊慈滿、蕭碧霞、吳寶琴等人便相繼死心塌地地跟隨我南來北往，弘法建寺。他們有的不計待遇，一生奉獻常住；有的不辭辛苦，整日清理作務；有的以美味的素食廣度眾生；有的用悅耳的音聲講經說法；有的將父母遺留的嫁妝悉數作為辦學經費；有的把全副精力投入佛教事業，因為他們的有情有義，使得弘法工作順利展開，縱使遇到挫折阻難，也總能在眾志成城之下迎刃而解。
如今我有一千二百名入室弟子分散世界各地，或住持一方，或接引信眾，或開辦教育，或到處說法，或養老育幼，或編輯寫作……他們在各種時空裡展現了有情有義的人生，這是我一生當中最欣慰的事情。
近代的華人常以“西風東漸”來作為世風日下的藉口，我頗不以此為然，其實佛性一如，西方人中不乏有情有義之士。像高登牧師夫婦因親近佛門而遭到基督教會種種非難，我伸出援手紓解困境，後來他們舉家來台，學習中國大乘佛教，誓以弘法利生為職志。葛藍先生自從在西來寺皈依三寶以來，不斷寫信給我，陳述滿腔的法喜，如今他埋首將拙作譯成英文，並且與西方寺一批美籍信徒相約要以生花妙筆，將“人間佛教”的精神發揚到全球各地。他們將身心奉獻塵剎的那份虔誠，與其他佛子比起來，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所以，情義是無價的，也因為如此，雖然我一向提倡喜捨結緣，經常將別人拿來的供養隨手轉送出去，但也有基於惜情守義而不捨付出的時候。記得三十年前，我省吃儉用，買了一部九人座的“載卡多”，隨即改裝為二十六個座位，好讓我的學生都能和我一齊出外弘法、參訪。由於車廂載重量大，底部輪胎小，所以總是一路顛躓搖晃，十多年來度過不少有驚無險的時刻。車子功成身退時，許多廠商出價收購，我都沒有答應，因為它無怨無悔地辛勤付出，我也要有情有義地為它養老。
其他如東方佛教學院落成時，新加坡福海禪院贈送的玉制如意古董，三十寒暑在佛光山的“佛教陳列館”裡熠熠生輝，多少商家想高價收買，我也同樣不曾允諾，乃至多少次佛光山寺財務困難，幾乎到了無米可炊的地步，我都沒有動過讓售的念頭；而美國西來寺落成時，中國佛教協會以一套稀世法寶《龍藏》作為賀禮，更是意義深遠，八年來每次經過“藏經閣”，我都要去拜訪這個內外含光的老友。去年西來大學從西來寺遷往柔似蜜(Rosemead)校區，主事者想將其一併移至新址，我連忙阻止，因為我要將它作為西來寺永久的鎮山之寶，讓後世的弟子們都能從無言無說的文物當中，領略前人有情有義的精神。
所以，什麼是有情有義呢？簡單來說，是一種往復循環，互相交流的感情，十法界一切有情莫不具備這種性能。我曾經看過悉尼海邊一隻瘦弱的海鷗，因為我的特別關注，臨走前來往飛行，圍繞三匝，好像在對我致意感謝；昆士蘭林間一對頑皮的松鼠，因為我飼以麵包，後來每天清晨都前來拍打精舍的大門，似乎在向我問安道好；雲居樓外一隻流浪的白足黑狗，人皆以其不祥而棄之，獨我對其友善，有一回居然引領我到如來殿，和求見的信徒晤面；開山寮中一群五顏六色的禽鳥，因我將它們放歸自然，從此呼朋引伴，在天空翱翔飛舞，婉轉齊鳴，為佛光山增添無限的意趣。連身處三途的傍生畜類都能如此有情有義，更何況千萬年來以互助為進步之基的人類社會呢？
經常聽人嘆言：“在現代功利主義掛帥的世界裡，夫婦輕言別離，朋友動輒反目，哪裡找得到'有情有義'的人呢？”其實如果我們能從消極地推尋外覓到積極地躬身實踐，從被動地接納、企求，到主動地付出、給予，乃至進一步從布施小恩小惠擴大到為對方的未來著想；從身邊的親朋好友推及於世間的一切眾生……天地之間，何處不是情義盎然？爾虞我詐、鬥亂紛爭都是社會的病態，我們有幸身為萬物靈長，何不承擔起做人的責任，用有情有義的態度來面對人生，溫暖世間呢？
化緣化心，不一定化錢
許多人說：我必定很會化緣，所以才能創建這麼多的佛教事業。我覺得：與其說我會化緣，不如說我會“化心”。佛世時，比丘托缽化緣，上乞諸佛之理以資法身慧命，下乞眾生之食以資色身肉體，所以又稱乞士。乞士化緣，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啊！年少時出家，每當春節即將來臨時，我代表常住挨家挨戶地“化冬”，為方圓幾百里的居民發送灶符，為春節祝愿祈福。當檀那們（施主）高興地將米糧放在我的擔子裡時，我深深地體會到：化緣，不一定化錢，能夠感動對方的心意，化得一個歡喜的善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後來我常和弟子們說：“化緣化心，不一定化錢。”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初到宜蘭弘法時，經常省下飯錢，購買佛教的手珠、項鍊、雜誌、書刊，和前來學佛的青年結緣，並且義務為他們補習中文，修改文章。日後，這些人都成為佛教最忠實的護法，有些人甚至隨我出家，像慈莊、慈惠、慈容、慈嘉等，未出家的就做師姑，像吳寶琴、楊慈滿、蕭碧霞，他們四十年來，不惜身命，弘法利生，如今在教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才。經云：“未成佛道，先結人緣。”然而有心，才會有緣，以一顆真摯的心意化導群倫，與別人結下長久的佛緣，才是化緣的真諦。
所謂“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舍，同結萬人緣”，四十多年來，我不但經常將別人送我的物品，喜捨轉贈給別人，也鼓勵佛光山的職事們開發佛教小紀念品，送給來山的信徒，冀望能為大家帶來平安緣、吉祥緣。
多年前，林希松居士與我在電梯口偶然相遇，他問我是不是星雲大師，並且表示想購買一本《台灣寺廟庵堂總錄》。這本書早已絕版，我將自己僅有的一本送給他。沒想到兩個月後，當他知道我將在孫中山紀念館主持弘法講座時，特地花了十五萬元台幣，印了一萬五千本拙作講演集和現場的聽眾結緣。
有一天，他聽說還在興建中的普門寺急需付一筆貸款，立刻慷慨地借出三百萬元，同時言明除非他窮途潦倒，否則不會要回這筆錢。由於這筆錢的周轉，使普門寺得以在台北順利弘法，對於北部佛教的開展影響深遠。後來他舉家遷至美國，目前夫婦兩人經常在西來寺當義工。當初那些怪我將絕版書送人的徒眾，最後終於明白我為什麼經常告訴他們化緣化心，不一定化錢的道理了。
數年前，我應林金鬆與吳錦美伉儷的請求，為他們新建的大樓取名“海天”，事後還為他們張羅，主持破土典禮。二十層的七棟大樓完工後，為了致謝，他們送給我其中的兩層樓，我以之為弘法利生的布教所。吳居士有感於我的弘法熱忱，去年國際佛光會在澳洲召開第四屆世界會員大會時，她特地在台灣購買了一千本《傳燈》，親自拿到當地與眾人結緣。類似這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不勝枚舉，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只看到別人布施財物給我的“果”，卻不知道我先種下為別人服務的“因”。
黃英吉先生初接花蓮四維高中校長職務時，曾慕名前來佛光山普門中學觀摩。在此之前，他聽別人說佛光山是一個商業化的地方，但是他來此掛單數日，卻不曾見人向他化緣要錢。有一天，在普門中學校門口，我們偶然相遇，他問我辦學之道，我坦然敘說自己的理念及建設人間淨土的構想，他聞言十分感動。從此，他不但以“人間佛教”的精神齊家治校，甚至以我的愛徒身份自居，全家妻子兒女，無論是醫生或是律師，都皈依佛教。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化得思想的共鳴，化得心意的交流，比什麼都來得更重要。
巨東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胡迪化先生來佛光山參觀時，不但沒有花費分文，反而見到佛光山為社會大眾所付出的努力，讓他裝滿信仰的財寶而歸。自此以後，他每個月匯寄十萬元台幣來山，為大雄寶殿添油香。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時，他深知創業維艱，從此每年都致贈十萬美元，作為發展佛光會的基金。所以，緣不是憑空就能化來，必須要以自身的努力與誠心，來感動別人和我們結緣。
周邦本先生邀我去為台灣大佛山的佛像開光時，許多徒眾深恐我被人利用作為商業的噱頭，紛紛勸我不要去。我當時想：即使如此，能為他們種下得度因緣也是件好事，所以還是在百忙之中前往赴會。開光以後，我婉拒紅包，和他們說道：“我是為幫忙而來，不是為紅包而來。”後來，他也捐了二十萬美元作為國際佛光會的發展基金。回想國際佛光會剛在美國成立世界總會時，一切草創，真是千頭萬緒，百般困難，幸賴胡、週二人的協力相助，我們得以在歐美各國展開會務，如今菩提種子遍撒全球各地，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我一生中時時刻刻都是抱著積極樂觀的態度來做人處事，即使在病痛中，也總是想著如何利益大眾。一九九五年五月，心臟手術完畢靜養期間，我將療病經過與心得記述下來，訂名為“榮總開心記”，寄給“講義堂”。八月，我帶著弱軀飛至美國主持北美洲徒眾講習會，社長林獻章先生親自來電，興奮地告訴我，這篇文章得到熱烈的迴響，該月份的《講義》在短期間內被搶購一空。由於我婉辭稿費，承蒙林社長好意，以刊登兩個廣告與我結緣，如今，我又繼續為他提供百篇的“人情味故事”，以答謝大家的愛護。弟子們經常勸我多休息，有時我不免嫌煩，所以有一次，向他們說：“人是一個，命是一條，心是一點，我就是要這樣和大家結緣！”
結緣，本來只是為了利他，卻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舉辦“佛光緣書畫義賣會”，為佛光大學籌措建校基金。當各地藝術家云集台北道場鑑賞書畫時，都不約而同地咋舌驚問：“大師！這麼寶貴的名家真跡，您是如何'化'來的？”我告訴他們：“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點真心和別人結緣罷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著輪椅，帶著尚未痊癒的腿傷，從台北迴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靈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謝，並且說，她是滿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從來沒有拜過別人。後來她聽說佛光大學要募款，將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數捐出，使義賣會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與我素昧平生的高嶺梅先生臥病醫院，請家人轉告，希望我能為他主持皈依。當時我的行程已經排滿，短期內無法赴港，想到山海遠隔，何忍讓一個老者拖著病體來台，於是用電話方便皈依。事後他送了我一幅張大千先生的“觀世音菩薩”畫像以為致謝。直到舉辦義賣會時，我才知道高嶺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張大千先生國畫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觀世音》和《荷花》居然為佛光大學籌得一億六千萬新台幣，對於巨額的工程款項，不無小補。
在義賣會場，望著張大千的名畫，我突然心有所感：法華會上，無盡意菩薩為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遍塵剎，百千萬劫化閻浮”的精神深深感動， “即解頸眾寶珠瓔珞，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佛世時，須達多長者聆聽佛陀法音以後，心生歡喜，故發心以黃金鋪地，興建祇園精舍供養三寶，這些經典裡記載的事實無非證明了“化緣要化心”。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釋迦牟尼佛的無上智慧，我們固然無法望其項背，但是我們可以見賢思齊，努力效法，用無盡的悲心願力和大家廣結善緣。
多年前，潘孝銳居士聽了我的說法以後，心生感動，不但對於佛教的文教事業多方支持，並且將自己的圖章放在銀行，囑咐辦事人員，只要我去借錢，無條件支付。維力企業的張登旺董事長也由於我為他講說《心經》，心開意解，所以捐了一千萬元維力清香油給佛光大學義賣。而自謙“小人物”的餘福隆先生，因為和工廠員工與我一齊“素齋談禪”的因緣，而發心捐獻台北道場十二樓的地板石材。想當初，我臨時提議，決定拜訪他的工廠時，車上的徒眾還恐怕耽擱時間，延誤行程呢！
香港的出租車司機拒載佛教出家人，因為他們認為出家人光頭，會讓他們出門賺不到錢，甚至賭馬打牌都會輸得光光的。為了改變他們的成見，每逢搭出租車時，我總是在車資以外，附上豐厚的小費，給他們歡喜，讓他們發財。有一回，我在紅磡體育館講經時說道：“出家人是財神爺，能帶給眾生物質與精神、世出世間的財富。”話語甫畢，台下一片掌聲雷動。現在我到香港坐出租車，司機反而不收我的錢了。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有時為了利樂眾生，我們甚至還要喜捨財物。
五年前，我將信徒送給我靜修用的蒙地精舍，提供給李自健先生作畫，乃至為他安排畫展。五年後，他捐贈新台幣五十萬元給我作為弘法基金。三十年前，阮囊羞澀的我，將身上僅有的五十元，拿給黃麗明作為學道資糧，三十年後，她以十萬倍的錢財供養我作為道場的建設費用。她的同修曾梁源先生是建築公司的總經理，本來沒有什麼深厚的信仰，後來有感於我不但不向他化緣，反而連續三次都要他少捐一點，讓他覺得感動萬分，因而對佛教更加護持。一九九四年，他為台北道場的成立而熱心奔忙，後來見來往的信徒絡繹不絕，道場的法務繁忙不已，索性搬來與道場毗鄰而居，以台北道場的服務員自居，發心從事安全維護工作。
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最重要的是以化心來結緣。只可惜末法時代，許多人誤解濫用，使得這個在佛教流傳千百年來的美好制度頻生弊端，但看一些出家人經常向信徒勸募，乃至沿街乞討，姑且不論其身份真偽如何，但是他們的行儀可曾對人心有所啟迪？得來的錢財是否真能達到淨化社會的目的？ “化緣化心”，廣結善緣，將人心導入正道，才是出家人最重要的目標。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二年起，我負責編輯《人生》雜誌，前後有六年之久。記得有一次，發行人東初法師說過這麼一句話：“錢，用了才是自己的！”這一句話使我終身受益無窮。
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因為沒有錢，養成不購買的習慣，甚至不積聚的習慣。這個習慣對我一生幫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業都從這習慣而來。因為我沒有錢，我不積聚錢，但我非常會用錢。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台灣佛教會發給我新台幣五十元的月薪。對於一般人而言，這筆錢微乎其微，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中長大，養成不貪不聚的習慣，五十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添置教學設備，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後，幾乎身無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過了兩年，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台幣三百元的供養，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基督教十分盛行，於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製的卐字項鍊，與前來聽經聞法的青年佛子結緣，希望他們能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讓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項鍊，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鍊為榮。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用來訂購一百份《人生》雜誌供信徒閱讀。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養金提升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補助張優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師資訓練，其餘的一百五十元則用來資助演慈等就讀汐止佛學院。每月如是，後來，隨我學佛的青年有增無減，閱讀《人生》雜誌的信徒跟著我到處傳教，學習幼教的女青年則回來幫我辦理佛教幼稚園，為寺院道場服務。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棄了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的入學機會，將這筆開銷節省下來，幫助青年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發起佛教徒購書讀書運動，甚至後來供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學。當年，正是經濟最為拮据之時，很多人都笑我是個沒有財務頭腦的傻子。結果，事實勝於雄辯，他們在學成歸來後，均以所學奉獻佛門。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資助年輕佛子唸書求學，甚至到國外參學，現在他們都陸續成為佛光山的中堅分子。這些都一再證明，“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過三五兒女，其教育費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計算在家弟子，光是隨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辦了六所佛學院供他們唸書，負責養他們教他們，尤其是數十名徒眾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天普大學、加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日本駒澤大學、佛大大學、大正大學、東京大學，印度國際大學，韓國東國大學等大學的留學費用，更為可觀。此外，為了增廣弟子的見聞，我還鼓勵他們到國外旅行參學，每年所費不貲。我從不叫窮，也不為難，因為我以為，不播種，就沒有收成；有錢不用，縱使積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養人才的身上，我一點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錢給人，最難的是公平恰當。記得早期隨我出家的青年，其所來自的家庭有貧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錢置於一處，隨其自取，我認為讓他們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憶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廣場，裝一盞臨時電燈要十二元，請一個人打鑼宣傳要十五元，還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費用等，對於當時財源有限的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然而，有感於弘法利生的重要，我無憚於捉襟見肘的日子，常常係緊褲帶，餓著肚皮，到各處廣結法緣。我曾多次在台灣環島布教，我出錢在電台廣播，我是第一個購買電視時間，讓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灣佛法普及，豈不是當年遍撒各地的菩提種子開花結果了嗎？我們不要怕花錢，因為，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編輯《人生》雜誌時，我據理力爭，建議將本來的篇幅由二十頁增加至二十八頁，以饗讀者，發行人要求我補貼多加八頁的費用，我沒有錢，但也硬著頭皮答應，從此每日更加省吃儉用。花錢還是小事，我往往因為社內編校僅我一人，只得日夜焚膏繼晷，絞盡腦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寫作的園地，《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都是我那時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煉出我的文筆來。佛教講布施，看來好像是給人，實則是給自己；如果當初我吝於出資，也就無法培養自己敏銳的覺知與思考的能力。現在想來，真正是“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寫作的習慣，我更發奮筆耕，在各書報雜誌發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買了千百份小紀念品送給信徒。我並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報，只想以此廣結善緣。後來，有許多學子受了我的鼓勵，前來學習佛法；而賣紀念品的小販也發了小財，在買賣之間，受到佛法的熏習加被，而自願皈依在三寶座下。後來，台灣到處有佛教小紀念品的流通處，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於此，更印證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編輯雜誌，還自掏腰包，購買佛教書刊給信眾閱讀，《菩提樹》月刊、《人生》雜誌、《覺世》旬刊，及台灣印經處和瑞成書局的佛書，都是我常與人結緣的禮品。我希望大家多讀多看，以便思維與佛法契合，成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為淨化世間的一股清流。果然，當年受我饋贈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講台，發揮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錢，成長了佛教如許的花果。誠然，花錢不光是買自己所需，最好能買取智慧，貢獻大眾。
還記得二十六年前，葉鵬勝的父親以做僧鞋為業，賣價一雙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購買；經常往來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麵店裡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陽春面，我都付給五元錢。人皆怪之，我卻感到理所當然：因為那時佛教事業並不普遍，身為佛子，我只是想盡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拋磚引玉，鼓勵商人多從事有關佛教的事業，如此一來，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購買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豈不一舉兩得？
我常到香港，香港的出租車經常拒載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雙倍的車資給司機，希望能改變風氣。後來，我更將這種理念擴及一些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買了一大堆當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來之後卻不知道如何處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訪問，在小攤子邊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沒有自己歡喜的東西，只得給每個攤販泰幣一百元，一百多個攤販都用奇異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實踐我“小小布施”的心願。
率團出國，觀光名勝，我也總是率先購物，儼然一副採購團團長的模樣。其實，我自奉甚儉，並不需要那些紀念品，只是我知道：隨行的信徒看到我買，就會跟進，讓他們跟那些小販結緣，也是好事。甚至我組織弘法探親團到大陸時，看到徒眾與商家討價還價，也會被我斥責，因為我知道那些東西索價是高了一些，但他們的生活那麼貧苦，我們怎麼忍心還價。
我沒有購買的習慣，但要買時，從未想買便宜貨，總怕商人不賺錢。我以為，本著一種歡喜結緣的心去消費購買，將使商人因經濟改善而從事產品質量的改良創新。錢，與其購買自己的方便，不如用來購買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貴。如此一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會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創辦壽山佛學院，免費供應膳宿給學佛的青年。於是，我節衣縮食，以便支付巨額的教育費用。不長於經懺佛事的我，也甘願到殯儀館誦經，替喪家通宵助念，並且費心於各處張羅師資。此外，我一有了紅包，即設法添置設備。一次購買一張、兩張椅凳，三本、四本圖書，點點滴滴地累積下來，教室就一間間增多了，圖書館也佔據了好多間。我不以為這是一種負擔，因為我始終覺得是為大家買的，而不是為個人買的。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想來也不過是向來“以眾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濟功德會剛成立時，我也剛在佛光山開山，即曾以十萬元贊助。就在那時，聽說台中有一位素未謀面的青年碩士欲至日本攻讀佛學博士，唯囿於經濟困難，無法如願。我立即親自送了十萬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資助青年學者到國外遊學，以增進其閱歷……像這種補助文教慈善之事不勝枚舉。如今，我看到慈濟功德會蓬勃發展，青年學者在佛教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他們的成長促進了佛教的發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們能以“享有而不擁有”的觀念來理財，自然能時時分享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樂趣。
一九五○年，煮雲法師從舟山到台灣，我將剛裁縫好的一件長衫送給他，從此，我在圓光寺一襲短衫過了兩年；早年開山時，萬般困難，某法師向我借八十萬元，念及他是長者，我也盡力籌措，後來知道他只是為了試試我的為人，心中也有不滿。我多次率團到日本開會，團裡的法師要求我替他們出旅費，當時，我自理都稍有困難，遑論顧及他人，但我還是多方設法，滿足所需。過去，一些同參朋友在台灣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經對我不起，我也不念舊惡，時予資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錢，我也盡己之力順應所求。平日看到別人不慎遺失錢財，一副焦急的模樣，自然會升起惻隱之心，還自願出錢幫助，解決困難。我不富有，但肯散財，我不曾因此而貧窮，“錢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復何求？只是有些厚顏之士，往往獅子大開口，索資數万乃至百萬，雖說錢是用來消災解難，但我不願給予，因為金錢是淨財，不能讓它成為髒錢。
我於各處弘法時，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蒐集。早期迫於經濟窮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飯錢，以充購買之資；為了節省運費，我總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里迢迢親自將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譏議，認為我是在跑單幫，經營生意，我從不加以辯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陳列館”；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國西來寺建了“佛教寶藏館”；現在，我又為巴黎古堡道場蒐集佛教法物。所有這些館內的一品一物，無不是我多年來如此苦心的蒐集。成立以來，雖然年年均因維護費用的龐大開銷而入不敷出，但是，從來賓讚許的聲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來的信念：“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實則蘊涵了無比豐沛的生命，以其簡潔有力的方式，無言地宣說了佛教悠久偉大的歷史、文化、藝術，這種帶給人們精神上的建設，才是無價的財寶。錢財不只是用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更應該用來莊嚴眾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經有一個貧窮的小女孩，因人介紹，前來找我，表示要跟隨我學習佛法。那時，我自己托身何處都感困難，只有婉言拒絕，但在她臨走時，我又非常不忍，當下即掏出身上僅有的五十元相贈，以為她另尋佛學院，作為學道之資。沒想到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她居然以十萬倍的捐款作為報答，並且護法護僧，不遺餘力。她，就是素有“黃仙姑”之稱的黃麗明居士。對於此事，她津津樂道，而我更加確定：錢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還有百千萬倍的利息。布施金錢，不是用來買一份虛名，不是在於數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誠心來贏得自己的歡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於弟子徒眾間，解囊紓困。佛光山單位與單位間，有時或因權責問題，或因財務困難，或因立場不同，而對某些需要用錢的個案爭論計較。我知道後，一句我出這筆錢，自能化干戈為玉帛。佛光山多年來平安和諧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穫嗎？因此，我始終堅持：“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為我有這種“錢，用了才是自己的”的理念與不儲財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著“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風來安僧辦道，多年來，不但未曾有些許盈餘，反而負債累累；雖然日日難過，但也日日過去，倒也相安無事。佛光山沒有人搶著去噹噹家住持，爭著去管理財務，大家憑著一股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服務社會，奉獻眾生，說來也是我的福氣，比擁有金錢更具有意義啊！
反觀濤濤濁世中，一些人坐擁財富珍寶，出入汽車洋房，一旦死後，屍骨未寒，不肖子孫即為分配財產而爭論不休。生前的所有錢財不但帶不走，尚且形成後世的禍源，寧不悲乎？還有一些人，汲汲營營，貪圖小利，放高利貸，招人標會，於金錢之積聚無所不用其極，到頭來倒債倒會，一生的辛苦還是歸為別人所有，寧無悔乎？在兩千五百年前，佛陀即已說明：財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盜賊、暴政和不肖子孫，因此教我們要布施結緣。有一首詩將這些情況描寫得十分貼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捨萬文收，
與君寄在堅牢庫，汝及子孫享不休。
過去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一文不名，但是我從不自認貧乏，反而覺得世間處處都是財富：一句好話、一件好事、一個方便、一點友誼……都是彌足珍貴。後來我有了供養，只以為這是宿因所現的福報，實不足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錢如水，必須要流動，才能產生大用；漸而體悟到如何用錢，是一種甚深的智慧。而用錢最好使大眾都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般若寶藏，才能使自己永遠享有用錢的快樂。所以，我深深覺得：擁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以智慧來代替金錢
有一次，佛光山舉行徒眾財務講習會時，我問與會的大家：“你們知道佛光山處理財務有哪些原則？請大家舉手發表。”在眾多的弟子當中，依諦一馬當先地舉手，他從位子上站起來說：“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師父您常說的'要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確，我一生處理財務的原則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智慧來代替金錢”。凡事不一定要用金錢去莊嚴，但要用智慧。
過去有一句俗語： “有錢能使鬼推磨。”說明了一般人對金錢的看法。其實一個人不論富有到什麼程度，也無法永遠持有，佛經上說：“財物為五家所共有。”所謂的五家，就是指大火、大水、盜賊、貪官污吏及不肖子孫。這五者足以使我們的錢財銷毀殆盡，更何況金錢也不是萬能的。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奴隸，但是買不到人緣；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群眾，但是買不到人心；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魚肉，但是買不到食慾；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高樓大廈，但是買不到自在歡喜；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華衣美服，但是買不到氣質；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股票，但是買不到心滿意足；再多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床鋪，但是買不到睡眠。最重要的是，再多的金錢買得到世間的物質，甚至書籍，但是買不到智慧，因此智慧才是人類最寶貴的資源。
像春秋戰國時代，說客遊走於燕、齊、韓、魏、秦、楚、趙各國之間，消弭了許多兵戎殘殺，就是因為他們擁有智慧的辯才；策士與君王一席話之後，往往位居極品，也是因為他們擁有智慧的頭腦；諸葛孔明雖然起於布衣，人力、物力、地利均不及曹操、孫權，但是因為他擁有智慧的策略，所以能夠與強權周旋，偏安蜀中，最後終能與魏、吳鼎足而立。所以歷朝以來，帝王善於傳世者，不但為太子物色智慧超群的老師，而且將他們的地位提昇在丞相之上；在各種兵法中，軍事家都是運用智慧，運籌於斗室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現代民主憲政所謂的“內閣” 制度，也是因為當初是在一個小房子裡面決定國家的政策方針，所以有此名稱。 “內閣”看起來不大，但智慧無邊，甚至牽一發動全身，可以影響到國家的政經局勢。
此外，人類文明之所以一日千里，不是金錢造就的，而是眾人智慧的結晶。像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讓知識的傳遞更進一步；瓦特發明蒸汽機，帶來了工業革命；萊特兄弟發明飛機，縮短了世界的距離；阿姆斯特朗登陸月球，更為宇宙的開發寫下劃時代的一頁。
兩千六百年前，佛教對智慧的修行就極為重視，並且稱最上乘的智慧為“般若”，一般的智慧有善有惡，但是“般若智慧”是純善無染的。經典中說“般若智慧”如目，能引導其他五度到達圓滿的彼岸；又說“般若智慧”是諸佛之母，因為十方諸佛皆由“般若智慧”而誕生。像文殊菩薩之所以位於菩薩之首，而且是七佛之師，就是因為他長於“般若智慧”；舍利弗之所以成為佛陀的首座弟子，而且被任命為第一位沙彌羅羅的剃度師父，也是因為他擁有“般若智慧”；妙慧童女能受到諸大菩薩的禮敬，也是因為她的智慧超凡，能言人所未能言，道人所未能道；龍樹之所以被尊為佛教八宗的共主，也是因為他的智慧過人，著書立說，破邪顯正。
我從小生長在農村貧苦的家庭裡，經常衣食不周，因此就想到要用“智慧來代替金錢”。夏天的時候，稀飯到隔日就有餿味，我學習鄉人用韭菜和在裡面，再煮一次，就可以消除怪味；剩下的菜餚，我也知道要放在清涼的地方，可以維持不壞，第二天還能再吃；即使是燒一根木柴，我總想到如何讓火維持久一點；寫一封信，我也是將用過的舊信封套反過來再用一次。
及至出家學佛，由於正處於兵連禍結的時代，民生困乏，寺院經濟更是拮据，僧侶們大都過著清貧的生活，襪子、鞋子的底破了，就拿厚紙板墊補；衣服破了一個洞，就將報紙糊成硬紙，代替面料縫成補丁。我就在那種環境之下，學會廢物利用的智慧。我在佛學院讀書的時候，曾經自己動手用樹枝木板釘成一個籃球架，也經常將剩飯、剩菜煮成一鍋美味的炒飯，和同學們共享。因此，我經常很自豪地說：“即使是殘兵敗卒，我也要像韓信一樣，能調禦成為勝利之師。”
如今我看到現代人，也許是經濟發達，購物方便，需要什麼東西，總是一想到需要，就買現成的。我常想：如果有智慧品，為什麼非要花錢呢？如同撰寫文章，重在表情達意，通順流暢，我不太計較文字的工整對仗，所以我批改文稿的時候，如果有意義相同、可以代替的字，即使文辭再美，我也不輕易為人更動。物品也是如此，重在實用大方，我不一定要用精雕細琢的藝術品。像佛光山的佛像，並非金、銀、木、石的雕刻品，而是用水泥打造而成，但外相莊嚴肅穆，一樣能引發信徒的信心道念，因此來此朝拜的善男信女超過數千萬人以上。
我記得多年前走訪印度時，曾經看到一對雕工精美的大理石燈籠，價值十多萬台幣，當時在佛光山擔任都監院院長的慈惠十分中意，建議我將它們買回去裝飾佛殿，我問他：“你是怕佛光山沒有東西可以給小偷覬覦嗎？你當家當了那麼久，難道沒有感覺到全佛光山雖然殿堂那麼多，但是我從來都不掛念有人會興起歹念，你有沒有想過是什麼原因呢？”慈惠恍然大悟，多年之後，他談及此事，向大家說從這裡學會了善用因緣的智慧。一個善知因果的人，不但自己不種惡因，而且也會設想周到，不讓別人種下惡因，所以不會產生惡的果報。
我不但不花昂貴的代價來購買器具用品，甚至佛光山很多辦公桌椅都是從別人休業的公司行號裡搬回的舊貨，有些家具則是信徒淘汰更新而廢棄不用，我們撿回來使用至今。公家物品固然如此，私人用品也是一樣，即使是一雙筷子、一個碗也有生命，我也是反复盡量使用，讓它的生命延長。甚至佛光山有上百億的建設經費，我也從沒有為自己買過一張辦公桌。我不是不會用錢，但是我就是不為自己花錢。當初佛光山初期的建設，沒有建築師，沒有辦公室，當然更沒有辦公桌，我和包工蕭頂順先生都是站在路上指手畫腳一番，一棟一棟的建築物就完成了。我做事的原則是：用心去成就一切，用智慧去成就一切，而不要用金錢去堆砌一切。
記得在開山之初，我也請了一名劉姓建築師幫我設計了一座寺院大樓的藍圖，當他將設計模型拿給我看的時候，眉飛色舞地說道：“這棟大樓的建築即使在一百年之後，還是很合乎時代潮流。”我當即告訴他：“一百年之後，我們都已經不在世間了，更何況寺院建築最重要的是莊嚴、實用，不在於式樣新潮。”因此，佛光山就沒有再請過建築師設計。
雖然沒有建築師設計，但佛光山的大雄寶殿外觀富麗堂皇，多少年來，不知贏得多少人讚美。像畫棟雕樑的色彩是台灣一位油漆匠的研究作品，而人人稱道圖案優美的天花板，不過是三夾板漆上油漆而已。所以，我們不一定要用金錢來做事，發揮我們的智慧，一樣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一天上午，我站在佛光山的門口，觀察到徒眾們一部車子、一部車子接二連三地開到城裡去辦事，我當時很訝異：為什麼大家不坐一部車子下山，如此一來，不是既可以辦事，又能夠節省能源嗎？雖然“佛佛道同，光光無礙”，但“千年暗室，一燈自明”，如果一燈能抵無盡燈，也未嘗不好。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佛教界還沒有人用汽車時，我為了弘法方便，買了一部九人座的“載卡多”，因為常識不夠，請工廠將它改裝成二十六人的座車，每次出門，我都招呼徒眾學生們一起上車，那種“皆大歡喜”的情景，至今想來，仍然覺得趣味無窮。所以我常常告示徒眾：節省是智慧，忍耐是智慧，善於處理是智慧，能將世間萬物提綱挈領，化繁為簡，運用自如，能為大眾所用，就是一種智慧。
現代人甚麼物品不用了，即使出於愛惜的心態，將它們放在倉庫裡，我覺得也是一種浪費，因為一放進倉庫就不再聞問，再好的東西也等同廢物。所以我主張不設置倉庫，我認為只要你會運用，破銅爛鐵都能派上用場，所以基本上，世上沒有廢物。如果自己不用，能讓他人使用，就是一種智慧的考驗了。
記得三四十年前，我希望把靜態的佛教帶動起來，常常舉辦一些社教活動。有人批評我：“沒有錢，還辦什麼活動？”其實我辦活動，一切從簡，不但沒有花什麼錢，而且還有結餘。因為辦活動可以陶鑄思想，凝聚力量，這些價值都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所以我力排眾議，一次一次地辦下來，不但吸收了許多青年人學佛，而且培訓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干部。我們同心協力，將佛教從宜蘭發展到台灣各個角落，從島內發展到世界各個城市。近十年來，我們所辦的一些大型活動，如“回歸佛陀的時代”、“禪淨密三修法會”、“慈悲愛心列車活動”、“恭迎佛牙祈福法會”、“籌募佛光大學基金園遊會”，乃至每年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的大型佛學講座等等，動輒數以萬計的人前來參加，大家看到台上台下飛天躍舞，莊嚴堂皇，實際上除了很多義工前來幫忙外，許多道具都是我們自己製作，用碎布拼湊而成，甚至自己穿袍搭衣，莊嚴場面，無形中發揮了淨化人心的力量，凡此都肯定了金錢不是萬能的，唯有散播佛法的智慧，用慈悲融和大眾，才能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安和樂利。
在佛經中記載：一位善生長者得到了世間最稀有的栴檀香木做的金色盒子，他立即向大眾宣布：“我要將這稀有的寶貝贈送給世間最貧窮的人。”許多貧窮的人來向善生長者索討這個金盒子，但是善生長者都說：“你不是世上最貧窮的人。”大家認為他根本沒有誠意要將這個金盒子送出去，因此要他說出世上最窮的人是誰。善生長者於是告召大眾：“他不是別人，他就是我們的國王。”國王聽說此事，心裡很生氣，派人把善生長者抓去，將他帶到收藏珍寶的庫房，那裡的金銀財寶，多得不可勝數，但是善生長者還是認為國王是世上最貧窮的人，因為國王雖然有錢，卻不知道做福利人群的事情。
其實世上像國王這樣“最貧窮的富人”多得不勝枚舉，我有幸能在佛法的薰陶下，認識到智慧才是人生真正的寶藏。雖然我沒有錢，但是我很會用錢，像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增設佛殿，但我卻用來建設講堂及會堂，因為我覺得身為出家人，應該運用自己的智慧走向社會，弘法利生，不一定把興隆佛教的責任交給大雄寶殿的佛祖。
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擴建寮房，但我卻用來建設教室及圖書館，因為我認為佛子們應該讓眾生都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添置莊嚴器具，但我卻用來建設會議室及談話室，因為我要讓寺院道場成為智慧的殿堂；過去的寺廟有了錢，就購買房地田產，但我卻用來興學校，辦雜誌，因為我要將佛陀的智慧傳播十方；過去的寺廟一有餘錢，就儲存起來，但我卻將錢用在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事業，甚至將明年、後年的預算都在今年用光了。雖然如此，我未曾因此而煩惱，因為我對於錢的看法是“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更何況沒有錢，就沒有紛爭，就不會為子孫留下禍端。七十多年來，我從來不曾為自己積存一點錢，我覺得這是一種最有智慧的做法。
我不但在支出上秉持“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作風，在收入方面，我也從大眾智慧上著眼，而非用金錢來計算盈虧。像《佛光大辭典》一套成本要新臺幣七千元，但我以每套四千元出售，結果前來購買者趨之若鶩；《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一套成本要新臺幣一萬一千元，我半價出售，立刻增加五千套的銷路，既減少了倉儲費用，也讓更多的人共用佛教的智慧。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是為了弘道，豈是一般的圖利者？但想當初我提出這個建議時，多少徒眾都不以為然哩！
記得四十年前，我辦“每月印經會”，助印費每本一元，連印刷的成本都不夠，但我能維持不輟，每個月還有盈餘去印更多的經本，這是因為我對於參加印經的人並不計較捐款數目的多寡。後來我辦《佛光小叢書》的助印會，每本助印費只收十元，每年送出去的小叢書在百萬本以上。不要看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它不知讓多少失意的人絕處逢生，讓多少失和的夫妻破鏡重圓，這種智慧的力量哪裡是金錢所能比擬呢？
三十多年前，東方佛教學院開建的時候，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元，但是捐獻一間教室的功德款只需要五萬元。當時擔任會計的徒眾不時來和我說：“師父！一間教室成本十八萬，您只收五萬，這樣不行啊！我們會虧本，建不起來的。”我也知道五萬元不夠成本，但是我以這種方式，在全世界建了十六所佛教學院，用佛法的智慧不知為佛教界增加多少事業，培養了多少人才。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年舉行萬緣法會，凡參加者，我們為他消災祈福，每人只收一百元，連飯錢都不夠；從臺北到高雄佛光山的朝山專車，其中包括三天兩宿五餐的費用，我們也只收二百元，連來回的油費都不夠。弟子們對此都不抱樂觀態度，認為我是在做虧本的事情，但是這麼多年來，佛光山不但不因此而關門，而且前來參訪的人越來越多。我常想：如果來的一百個人當中能有一個人認識佛法的美妙，並且將妙法帶回家庭，帶到社會，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大眾之福。所以，我們不要用金錢去衡量一切事情，尤其佛法是無價的，我們應該廣為流通，讓大家都懂得用智慧來莊嚴這個世界。
現在的社會大眾開口閉口都是錢，甚至傳播媒體也常在推算誰有錢，誰沒有錢，佛光山也因此常遭受池魚之殃。像前幾年，有人在算佛光山的房地產有多少，後來又有人為宗教團體的財產排名，結果佛光山瞠乎其後。其實不管佛光山有錢沒錢，佛光山的建設都不是用金錢塑造的，也不是個人的，而是萬萬千千的佛光人所共有的，是用他們的誠心、智慧、勞力建設起來的。所以我覺得，看佛光山乃至看一切的事業團體，不要看錢有多少，應該看組成的分子用他們的智慧做了多少事，成就了多少功德。試問他們的發心能算得窮盡嗎？
目前很多國家外交界有所謂的“金錢外交”，工商界有所謂的“錢上滾錢”，社會上有所謂的“拜金主義”，國防上也主張花多少錢去購買武器。其實在“金錢外交”之外，我們還可以運用智慧去進行文教外交、宗教外交；在“錢上滾錢”之餘，我們應該想到經濟的成長只是富裕的指標之一，大眾生活素質的提升，人民智慧水準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拜金主義”已給社會帶來無窮的災害，為下一代灌輸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都具備做人處世的智慧，才是當務之急。如今，在一片經濟衰退的骨牌效應中，在戰亂四起的世局當前，希望大家都能傳播“以智慧來代替金錢”的觀念。金錢固然要緊，智慧更為重要，讓我們的民眾不因為金錢的有無而動搖志節，讓我們的社稷擁有更高的智慧去面對危難的考驗。
“智慧！智慧！”我們要高呼：“般若智慧才是世間至寶！”
貧窮就是罪
我初入叢林古寺參學時，發現有些人以穿襤褸衣衫為標榜，有些人以吃餿飯剩菜為修行，有些人裝窮賣傻，揚言金錢名利是毒蛇猛獸，故以貧窮為清高。有一天，我聽到一位在客堂服務的知客師大實法師痛切地說道：“貧窮！貧窮！大家都崇尚貧窮，極樂淨土的七寶樓閣、黃金鋪地的莊嚴世界，由誰來完成呢？實際上，貧窮就是罪惡啊！”
這番剴切的指陳，如雷擊頂般穿過我的耳際，我開始反复思維。當年，戰禍連綿，國勢維艱，民間建設固然百廢待興，寺院經濟更是蕭條不振。貧窮，已是舉國普遍的現象。那時，家師志開上人擔任棲霞山寺監院，他不但從不喊窮，也不叫苦，反而從開源節流上著手，設置果菜農場，實踐自耕自食；創建炭窯紙坊，提倡勞動生產，對於寺內經濟的自給自足可說貢獻至大！而棲霞律學院、私立宗仰中學，也因此而能成辦。我們每日勤苦作務，以稀粥、雜糧、豆渣果腹，卻將豆腐菜餚留起來供給信徒施主。仔細想來，這不就是以行動告訴大家：真正的貧窮是坐以待斃，是心內能源的枯竭墮落。佛教要有錢才能辦事業，要有錢才能和大眾結緣。我恍然大悟：貧窮，怎麼不是罪惡的淵藪呢？
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能夠很快地契悟“貧窮就是罪惡”的道理，與我童年的經歷有著莫大的關係。記得小時家境清寒，我曾經沿街叫賣，貼補家計，也曾經牧牛拾荒維生，我從不因為貧窮而感到自卑，因為我自覺有能力去幫忙父母分憂解勞，是一件很光榮的事。為了取悅經年臥病的母親，我還常常為她講述一些七言俚語故事，古人寒窗苦讀、忠孝節義的事蹟，卻也因此而深深地印入我小小的心靈，成為我日後行事的準繩。從小我就體悟到：貧與富，對於個人而言，只不過是自己心理上的價值認同而已，但如果國家社會大眾貧窮凍餒，將會引發無窮罪惡的問題。
儘管叢林物質生活十分缺乏，平日還要接受師長們無理的要求、無情的打罵，我卻沒有絲毫怨尤。我反而感謝老師們引導我進入真理的領域，我感恩常住給我一個安身的道場，我感激十方信施滋潤我的色身，我感念芸芸眾生供給我們生活所需。雖然大殿裡的佛祖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為我剃度的恩師也未曾給予我好言安慰，我仍然感激佛陀攝我以正法，家師賜我以慧命。每於晨昏自想，自己何功何德，而能承受種種供養？於是，我發奮讀書，勤於作務，我立誓要將全副身心奉獻塵剎，也因此，我在參學期間，過得分外法喜。我深深覺得，我們不必要求形相上的物質，也毋庸企盼別人施予溫情，只要我們懂得知足、感恩、奉獻、結緣，一切的榮華富貴都在自己的方寸之間。
離開祖庭白塔山大覺寺，來到華藏寺擔任監寺時，我才二十二歲。那時，國難方殷，財政瓦解，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往往扛了一大袋鈔票出去，才換回一瓶油、一包鹽。一日三餐，我們都以乾粥糊口，還要費盡氣力與保守的舊僧周旋。雖是貧乏已極，我們並不感到灰心，因為我們以佛教的興衰為己任，所以我們每天都活得很充實，而我們所共同擁有的理想與抱負，就是心中那不滅的能源，它鼓舞著我們為法忘軀，為教犧牲，在所不惜。
一九四九年，我赤手空拳從大陸來到台灣，可說是一貧如洗。我的一雙木屐穿了兩年，連底都見地了；身上僅有的一件短褂，也縫縫補補地穿了三年。同參道友紛紛出去趕法會，做佛事，回來又是錢，又是禮品，大家圍成一團，彼此炫耀自己的收穫，熱鬧非凡；我卻連擁有一支筆、一張紙都萬分困難。有些信徒憐憫我貧窮，勸我放棄撰文投稿，隨著寺眾去趕經懺，作法會，但我未曾動心，因為我時時刻刻都覺得天地萬物與我同在，身外的財富雖然短缺，我更應該開拓心中的能源。清晨時分，當我獨自拖著板車，到幾公里外的市集去買菜時，天上的孤星殘月、路旁的花草樹木，都成為我的法侶道友；當我在庭院灑掃扒糞時，我默默祈禱芸芸眾生皆能掃除煩惱塵垢；當我到寺外幫忙收租時，我感謝山河大地供我馳騁遨遊；當我看護病人、掩埋死屍時，無常的訊息使我警惕自己，要在佛道上精進不懈。我感到自己非常的富裕，因為宇宙的森羅萬像都是我心中的禪悅法喜，而寫作發表則是為了讓別人分享自己所體驗到的無上法樂。
雖然我很能隨緣度日，但我並非是一個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的人。當因緣成熟時，我毅然告別最初掛單的寺院，開始為我的志向——振興佛教，努力奮鬥。於是我晝夜六時接引佛子，櫛風沐雨，弘法利生。回想我當時身無長物，卻能為佛教開展出一片新的契機，其理無他，只在於我不忍見佛教貧窮若此，所以我發願要力爭上游，為佛教和眾生創造美好而富有的世界。我在此奉勸天下的年輕人，自己可以不積聚外財，但不能不開發心內的智慧寶藏；自己可以無財無勢，但不能不立志為國家社會開創富強安樂。
多年來，我雖然忙於說法度眾，但從未離開佛教文化的工作崗位。後來，我以著述所得，也蒙信徒贊助，購買了一棟精巧的普門精舍，住在裡面，讀書寫作倒也逍遙自在，然而為了能為佛教多貢獻心力，我還是將房子賣了，買下佛光山，創辦佛學院，為佛教作育英才。雖然我耗財費力，不曾擁有什麼，但是我享有一切努力的成果；為了創建佛光山，雖然我負債累累，卻從不感到貧窮，因為我時時心甘情願地將身心獻予十方塵剎。
三十年前，佛光山原是一片竹林密布的荒山，當時，有人曾經怪我，為什麼好好的都市不住，卻要到窮鄉僻壤的地方來拓地墾荒？但一股信心支持著我弘法興學。多年來，我們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披荊斬棘，與洪水搏鬥，與悍民周旋，終於開闢出佛光山這座道場來。天下無難事，一切的空無貧乏不是阻力，信心、誠心、耐力、毅力，就是最寶貴的財富。等待、拖延、猶豫、無恆，才是貧窮的根源。莊嚴富麗的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秉持四十八願，於無量阿僧只劫中完成，我們要在人間建設富裕安詳的淨土，當然也不能坐等諸佛菩薩的加持現身，而應該效法他們的慈心悲願，認真地去創造自己的未來。
起初決意創辦佛學院時，我身無分文，但我以為，信心就是我的財富。因此，我力排眾議，著手辦學。果然，一間間佛學院就這樣辦起來了。當來山信徒日增時，為了安頓他們的心靈，我計劃建設佛殿。那時我手無寸銀，然而自念社會大眾就是我的財富，於是，靠著“十方來，十方去”的理念，一座座的殿堂也設立起來了。後來，朝山禮佛的善男信女絡繹不絕，由於不忍看到他們食宿不便，我又打算興建朝山會館。雖然掌管財務的楊慈滿居士一再向我報告，已經借貸無門，我還是擇善固執，因為我確信，我的人格信用和信徒的發心淨財就是財富啊！現在，不是又增加了一棟棟的殿堂、一間間別分院來為信眾服務嗎？貧窮不是藉口，只要我們心中有佛法、有慈悲、有智慧、有願力、有社會、有信徒，“真空”就能生出“妙有”來。
我經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沒有讀過師範學校，怎麼會辦教育呢？你也沒有學過建築，怎麼會建房子呢？”不錯，我既沒有讀過師範，也沒有學過建築，但過去當我還在佛教學院求學時，我就想過，將來如果我辦教育，我要如何計劃教學，我要如何實踐理想？我從大陸來到台灣，又從台灣弘法到世界，我走過很多地方，見過很多房子，每去一處，我都很留意當地建築的結構、樣式、格局、環境，並且設身處地思量，如果我是工程師，應該如何設計這棟房子？應該如何規劃這塊土地？由於平日的用心，一旦機緣成熟，不論籌辦學校，或是創建道場，一切構想早已成竹在胸，自能水到渠成。如果你問我有什麼秘訣？我只能說，自己比別人會利用零碎時間，多留心萬事萬物而已。天地萬物，一切現成，只看我們有沒有巧思慧心，將宇宙萬有化為自己的財富罷了。而心裡貧窮的人，只知不勞而獲，向外貪求現成，結果越貪越窮。幾曾見過貪婪慳吝的人能發財呢？能捨才能得啊！
幾十年來，我陸陸續續地看到，幼年的一些同道在生活艱難的壓力下，紛紛另作打算，有些人則被金錢名利埋葬，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在惋惜之餘，我不禁為自己感到慶幸，如果當年在困苦的環境下，自憐自艾，不能在心內挖掘寶藏，成為自己的動力，或者短視近利，只貪圖眼前現實的利益，又怎能堅守佛教的生活與心中的抱負呢？直到現在，我一直認為，物質上的空無，正是生命歷程中的試金石。
金錢固然是煩惱禍患的根源，但淨財也是學佛修道的資糧，是弘法事業的基礎。人間的佛陀其實正是富貴人生的提倡者，他固然以毒蛇來比喻黃金，但也主張賺取淨財，擁有適當的物質生活。在《六方禮經》中，他指導善生如何運用金錢；在《彌陀經》、《藥師經》等寶典中，他描繪諸佛的淨土都是黃金鋪地、七寶樓閣，可見佛教並不排斥清淨的富有。
秉持著佛陀的遺教，我倡導“儲財於信徒”的理念，對於十方的供養，我取之有道，我不敢受太大的信施，而要求信眾在不自苦、不自惱的情況下量力布施，因為我覺得正信佛法的弟子要重視自己家庭以及事業的需要。我也興建現代化的各種硬件設備，使佛弟子們都能在清淨舒適的環境裡修行學道，事半功倍。我認為對於財富珍寶，乃至其他五欲，能做到不貪不拒，才是佛陀所說的“中道”生活。
我在大陸曾經遊走大江南北，參訪過各個名山古剎；到了台灣寶島，我又與台灣佛教共同成長。多年來的閱歷，使我深深感慨，佛教界和任何團體一樣，財產不在患寡，而患不均；對於錢財的處理運用，不在有無多少，而在概念的正不正確，以及會不會用錢。有錢而不會用錢，和貧窮一樣匱乏。所以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因此，當我創建佛光山時，便首先確立佛教處理錢財的方法。我告訴佛光山的徒眾，佛教振興之道，在於佛教有人才、有淨財、有道業、有事業。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缺乏淨財，無法成事。此外，我手擬佛光人守則，明定佛光人不能私自化緣、私建道場、私置產業、私蓄錢財，而且申令管錢的人，不可掌權；掌權的人，則不能管錢；大職事有權，小職事管錢。
有錢，要為佛教和社會用了，不可儲存。很多人看到佛光山一棟棟金碧輝煌的建築，但很少有人知道佛光山經常無隔宿之糧，甚至一直舉債度日。我最高興的倒不是將十方信施淨財用於建設道場，我最歡喜的事是將錢財培養了人才。一千多個僧寶，他們弘教說法，長於解除信徒疑難；他們主持道場，善於行政法務；他們在世界各地參學，通曉各國語言；他們把佛教帶向人間化、現代化、生活化、國際化，這是對信徒布施淨財的最大的回饋。此外他們還編印佛教大藏經、佛學詞典，發行雜誌書刊，其他興辦養老育幼、施診醫療等種種公益慈善事業，就更不在話下了。
社會上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他們無視於佛光山對佛教發展以及社會教化的貢獻，批評佛光山商業化，指佛光山很有錢。其實，佛光山不是很有錢，而是很會用錢，今年的錢用出去了，明年乃至後年的錢也用出去了。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的生活下，我們將每一分淨財都用在培養人才、弘法利生的佛教事業上。佛光山不矯情，視金錢為罪惡，也不濫用金錢，積聚金錢，使金錢成為罪惡的淵源。我們的信念是要藉著佛教的力量，把苦難的娑婆世界建設成富樂的人間淨土。
有人曾對我說：“真可惜你出家了！要不然你會和王永慶一樣有錢。”王永慶先生是傑出的大企業家，他的財富，我怎能比？所以，對於這些話，我始終不以為意，但是我們出家人，出家無家，只要我們安於八正道、六波羅蜜，無住而住，正可以處處無家，處處為家；三千大千世界，宇宙萬物都在我的心中。我富有三千，王永慶先生又何能與我相比？出家無子，只要我們擁有天下父母心，天下人都是我們的兒女；出家無財，只要我們運用般若智慧，秉持慈心悲願，到處都是自家的寶藏。因此，我深深感謝有這份福德因緣得以出家為僧。
一九九三年初，我返鄉探親，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贈我一偈，其中的一句是：“富有三千界，貴為人天師。”這可說是我出家半甲子以來，心境上自我期許的寫照了！
錯誤不能一直下去
記得二十多年前一次法會的前夕，我到會場巡視，發覺所有的設計、佈置都不合理想，便將主事的弟子叫來問話，她皺著眉頭表示：“明天法會就要開始了，無法再作任何改變。”我當下責問她：“你要知道，錯誤不能一直下去！”結果大家連夜拆除，重新佈置。第二天，人人稱讚會場莊嚴殊勝，有如靈山再現。弟子伏首認錯，對我說道：“還好是當初師父的一句'錯誤不能一直下去'。”“錯誤不能一直下去”不但是我經常拿來課徒的警語，也是我一生處事的原則。
許多人覺得一點點的錯誤，何必那麼斤斤計較？其實，小錯誤如果任意不管，就會鑄成大錯誤。過去有一個死囚在臨刑前，要求吸吮母親的奶水，當母親解開衣服時，他一口咬下母親的乳頭，憤憤地說道：“小時候我偷了別人的東西，你不但不罵我，還誇我聰明，現在我到了這個地步，都是你造成的！”這則耳熟能詳的故事無非告訴我們：小錯誤也要注意，否則一直下去，將會貽害終生。歷史上，如戰國時代，燕國由於中了田單的連環計，一戰而潰；趙王因為聽信謠言，不顧眾人的勸諫，陣前換將，讓僅知“紙上談兵”的趙括率軍攻秦，結果一敗塗地。目前的社會新聞中，像不久前，台北捷運局因為一個小小的匣門沒有鎖好，使得兩名孩童觸電喪生；某街道一個小小的坑洞多日來沒有修補，以致經常發生車禍，造成人命的傷亡。凡此都說明了因循苟且，讓錯誤一直下去，足以釀成不可彌補的災禍。
其實，錯誤具有教育的功能，但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搪塞諉過，讓它一直下去。像唐太宗因為具有“錯誤不能一直下去”的決心，察納雅言，從善如流，所以成就了無可匹敵的大唐盛世。羅斯福總統也是以坦承己過而著稱政壇，在他還是紐約市長的時候，曾面對大眾，訴說自己因一時不察通過議案，結果贏得了更多人的尊敬。高僧大德中因糾正過失而開悟見性者更是不乏其人，像德山宣鑑禪師因為答不出賣燒餅老婆婆的問題，知道自己所知有限，為了不讓錯誤一直下去，即刻將自己所著的《青龍疏鈔》燒毀，繼續參學，終於在龍潭禪師座下悟道；白雲守端禪師因為老師的一句“你連一個臉色都放不下，還不如廟前耍猴把戲的小丑”，而心生慚愧，努力參禪，因為他能秉持“不讓錯誤一直下去”的毅力，時時注意自己的舉心動念，所以也獲得了開悟。可以說，綜觀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因為對於自己一點的錯誤都不肯放過，所以能日新又新，不斷進步。
我從小因為做事也力求完善，所以經常獲得親友的稱讚，不料出家之後，卻經常遭到家師無情的斥責，剛開始時也曾覺得百般委屈，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恍然大悟：家師之所以採取“以無理對有理”、“以無情對有情”的方式來教導我，是希望我能秉持認錯的態度行事，不要像一般人一樣犯了“死不認錯”的毛病。後來，我一生走來都十分注意通盤考慮，“不讓錯誤一直下去”，對於日後的弘法事業產生莫大的助益。
我二十歲時，從佛學院結業出來，曾極力主張僧伽也要加入社會生產工作。來到台灣之後，聽到慈航法師對我開示時說：“僧伽出家是要立志做人天師範，如果也要開工廠，難道要做工人嗎？如果也要開商店，難道要做商人嗎？”
我聞言若有所悟，知道錯誤的宣導不能一直下去，當即發願：“我所要從事的生產工作，是要為信徒生產正信，為社會生產感恩，為大眾生產善緣，為國家生產慈悲，而不是生產工人、商人……”後來我開創佛光山，訂立“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為開山宗旨，並以“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為佛光人工作信條，實際上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萌發意念，再經過多年以來的醞釀所產生的。
要做到不讓錯誤一直下去，除了必須接受別人的勸告之外，能夠時時反省，自我觀照，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佛陀不但經常強調自覺覺他，而且教導我們要以達到覺行圓滿為修行的最高境界。像中國南北朝時代的道生大師，不惜生命，提出“一闡提也能成佛” 的主張；泰國的蒙昆貼牟尼法師不懼迫害，以自己修持所證，倡導“法身”的理念，就是在秉持“不讓錯誤一直下去”的精神，讓佛教的真理得到高度的發揚，以裨益更多的眾生。
我雖無古聖先賢的通達智慧，但有幸蒙受叢林大海的陶鑄，歷經大時代的變遷，在一番身心洗練之後，我逐漸釐清佛教未來的方向，立志效法六祖惠能大師和太虛大師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破除積弊已久的觀念及措施，“不讓錯誤一直下去”！在諸多佛教革新的事件當中，尤以一九一二年仁山長老為革新佛教而大鬧金山寺的事件最為大快人心，因為此舉促使中國佛教會催生成立，讓風雨晦暗的佛教出現了一絲曙光。直到抗日戰爭之後，當我等五位焦山佛學院的青年學生被推選列席旁聽中國佛教會的會議時，我的心中即刻為之一振，以為施展抱負的時機終於來臨了，不料時局生變，未能實現理想。
剛來到台灣的時候，看到當地佛教落後的情形，回想過去大陸叢林參學的盛況，曾以“回憶比現實美麗”為題撰稿，抒發撫今追昔之感慨。當這篇文章發表在《人生》雜誌，再度映入我的眼簾時，卻不禁感到赧然，自覺回憶雖然能夠作為藉鏡，但一味沉湎其中，就如同“白頭宮女話當年”一樣，也是錯誤的， “不能一直下去”，不如改善現況，前瞻未來更有意義。
當時民風保守，再加上長久以來，“山林佛教”的形態深入人心，佛教成為一種老年人的宗教。因為出了家之後，沒有什麼事情可做，許多有知識、有抱負的青年僧尼因為不甘願將歲月消磨在早晚課誦及打掃環境之中，只有易裝再入社會；一些在家的佛教青年男女起初也是滿懷虔誠悲願，皈依三寶，希望能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一己之力，但法師們除了教他們拜佛、念佛以外，沒有餘事可做，最後也只有隱遁山林或離開佛教一途。目睹佛教留不住人才，庸才方能在佛教生存，我深深感到：這種錯誤的接引方式如果一直下去，將使得佛教益加衰微，遑論光大佛教，弘法利生！
因此，我不但大聲疾呼，籲請佛教的長老們愛護青年，創辦佛化事業；自己也身體力行，即使在生活最艱困的時候，仍節衣縮食，將所有的齋供、錢拿來作為維持佛教事業的經費，結果佛教事業，如文化、教育、慈善等，不但利益了社會大眾，也為佛教培養了許多人才。例如，籌設佛光大學和西來大學的慈惠、在世界各國設立寺院的慈莊、慈容，都是當初佛教文化服務處的基本幹部；為我在幼稚園、育幼院帶領小朋友的依來、蕭碧涼等，都成為傑出人才。幫我辦理佛教學院的慈嘉、依空、依恆、依淳、依華、依法、慧開、慧寬等，都是由於佛教事業而接引他們進入佛門；現時在世界各地建寺的依寬、慧禮、慧應、永祥、永全、滿禎、覺穆等，也成為經驗豐富的工程專家；在朝山會館、麻竹園、雲居樓服務的蕭慧華、黃美華、吳秀月、妙晉等，都因展現了行政管理的才華，而被大眾推選為佛光山宗務委員的候選人；曾經擔任典座的依恆、依果、永度、永均等多位弟子，現在也住持一方，領眾熏修。在出版事業、編藏及書記室工作多年的慈怡、依晟、永明、永進、永莊、滿光、滿濟、滿果等人，則是推動現代佛教文化發展的功臣。
事業固然具有養眾、教眾的功能，但如果沉溺其中，只知向前奔馳，不知向後觀照，行之久矣，也會發生錯誤。所以數年前，我陸續闢建關房、禪堂、淨業林、禮懺堂，好讓徒眾們在工作之餘，輪流靜修，但規定修持階段到了一定的時日，就必須出來為大眾服務，因為養深積厚，充實自我雖然是重要的，但是身為佛子，如果不能將修持帶到日常生活，不能將修持運用在工作上，甚至不能將弘法視為自己的家務，不能將利生當成自己的事業，就是錯誤的。
過去常聽人說：“中國人像一盤散沙。”佛教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時時思考其中的原因，後來發現這是由於長久以來，中國人，尤其是佛教徒，不知道組織的重要，不強調製度落實才有以致之。其實，在佛陀時代的僧團就是一個講究現代化的組織，它的布薩舉過制度，它的羯磨議事制度，甚至比現代國家的法律程序還要來得細密周全；它通達人性的管理方式，它權巧變通的律儀規章，也足以媲美當今任何的團體機構。可惜的是，後代的佛子不知道靈活運用，擴而充之。所以，雖然歷史上曾有高僧大德如道安、百丈等人融古匯今，編纂僧尼規範，撰修叢林清規，但終因後繼無人或宗派分歧等因素，不能流傳久遠。
“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同樣的，沒有組織製度，如何凝聚成員的力量？有鑑於“錯誤不能一直下去”，我在早年成立念佛會，在壽山寺時，就著手擬訂寺院規範組織及辦法章程，後來闢建佛光山，更大刀闊斧地建立制度法規，並藉此剷除教界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例如：修行人擁有日用物資雖然不是罪惡，但如果不能清貧守道，乃至遭致譏嫌，就是錯誤的。所以，佛光人不准戴台幣兩千元以上的手錶，不可用台幣五百元以上的念珠，不准私置產業，不准私蓄財物。化緣如果能化到對方的歡喜，化到大眾的善緣，固然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僧眾不憑自己的智慧道德苦勞犧牲來奉獻眾生，卻先想到別人的供養恭敬，從而損失了佛教的尊嚴、佛教的公益，就是錯誤的。所以佛光人不准私自化緣、不准私建道場、不可以經懺化緣為事業。度人出家固然功德無量，但如果濫收徒眾，致使僧團水平降低，甚至造成徒眾各自衛護自己的師父，鬧得人我是非烏煙瘴氣，就會變成嚴重的錯誤。所以，佛光人不准私收徒眾，不准私交信徒。人才派到外地駐守，固然可以多方學習，但如果放任不管，任其行事，也是錯誤的，所以佛光山實行輪調及巡監製度。
所謂“會得香雲蓋，到處吃素菜”，經懺佛事本來是佛教了生脫死，弘法度眾的法門之一，長久以來，卻因為維生容易，而成為一些僧侶的職業。眼看不知多少出家眾埋沒大志，墮落僧格；多少社會人士誤解佛教，喪失道心！在深惡痛絕之下，我決定從自己做起，不讓錯誤一直下去，所以凡有人要求我做功德佛事，一定要先成為我的會員或佛教信徒，否則我都堅持拒絕，甚至為此不惜得罪名門大戶。但久而久之，我發現經懺佛事雖然行久弊生，卻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每個人根性不同，有些信徒可以一輩子不聽經聞法，但是百年之後，卻不能不找法師念經超薦；有些信徒可以在平日不參加法會誦經，但是在喜慶節日，卻一定要延請法師念經祝愿；甚至有些人任你舌燦蓮花，講盡了佛教的道理，他也不信，但是參加了一場功德佛事之後，立刻就被莊嚴的壇場所攝受而皈依三寶。自忖：對於經懺佛事如果一味抱持禁止的態度，徒然失去了度眾的方便，也是錯誤的，所以後來我訂出一套程序、辦法予以淨化改善，並且一再告誡弟子們，要讓經懺佛事做得莊嚴如法，而不以熱鬧應酬為能事；要讓經懺佛事作為和信徒結緣的方式之一，而不流於世俗經營；要讓經懺佛事能真正地超度亡者，安慰生者，成為一種了生脫死的修持，而不是虛假的應付；要讓經懺佛事促使大家了解佛教對日常生活的美化作用與實用價值，而不只是死後的追思。
三四十年前，佛寺爭相舉行法會，但都是以誦經消災、聚會吃齋為號召，徒有法會之名，而無法會之實。因此，我除了在例行法會中添增說法項目之外，更應當時信徒的喜好需求，到處成立念佛會，在共修中兼帶講經，一方面讓大家知道佛教的好處，吸引更多的人前來學佛；另一方面藉此提高佛教徒的水平。不久，佛教果然適應大家的根機，逐漸興盛起來。記得當時我曾有一理想：“希望將來有一天，世界各地的信徒都能在周末同一時刻，同聲念佛。”
二三十年後，這個願望果真實現了，我卻又在佛光山開會中提議：“為大眾在周末假日籌劃多樣化的弘法活動。”有些弟子不能了解，前來問我：“師父！週末同時同聲念佛，不是您過去一向的理念嗎？為什麼突然要改呢？”我回答他們：“因為時代不斷地變化，念佛會有其時代的意義及功能，在目前多元化的社會裡，如果我們依舊以過去的方式一成不變地推行念佛共修，就是錯誤的！”
一九九七年，佛光山封山之後，首度推出“假日修道會”，列出禮懺、坐禪、念佛、朝山、抄經、齋戒、佛學講座、頭陀義工、親子營、青少年營等十種修持方法，供參加者選擇，就是一種嘗試性的突破。從目前各界紛紛組隊報名參加的情況看來，當初的決定是正確的，從而更加警惕自己：“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無論是內修或外弘，故步自封，墨守成規，都是錯誤的，不能一直下去，我們必須像海水一樣，時時激盪，時時更新，才能具有充沛的活力。”
舍利弗曾經問佛陀：“為什麼您制定的戒律，有時開，有時遮呢？”佛陀回答他：“這是為了因時制宜，因為有些事情，在此時應該要這樣做，在彼時必須要那樣做。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把握自利利他的原則來行事。”又說：“我所製訂的戒律，如果在其他地方不宜實施，就不要實行。”偉哉佛言！什麼事該不該做，必須因人、地、時、物等背景的不同而靈活變通，否則也是一種錯誤的繼續，為害或許更深。例如：慈悲為懷是對的，但如果放縱歹徒，姑息養奸，就是錯誤的；隨緣無求是好的，但如果喪失原則，不知變通，就是錯誤的；男婚女嫁是對的，但如果認識不清，勉強湊合，就是錯誤的；養兒育女是好的，但如果視為己物，任意處置，就是錯誤的；孝順父母是對的，但如果助其惡行，耽誤前途，就是錯誤的；廣交朋友是好的，但如果結黨組派，陷害他人，就是錯誤的；考試選才是對的，但如果偏重成績，選人失當，就是錯誤的；出國深造是好的，但如果浮誇虛榮，不切實際，就是錯誤的。錯誤有時是因為自己的一念之差，有時是由於前人的偏差誤導，但無論如何，一旦發現了錯誤，就必須要以無比的決心及毅力，阻止它一直下去，唯其如此，才能圓滿自己的人生，促進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