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書是記載我從西元二○○一年至二○○二年之間所發生的身邊事；不論大事小事，凡是能夠讓我忙著奉獻的人、教我學習成長的事，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在這兩年之中，幾乎天天遇到這種好人，撞見這種好事，對我而言，便是真正的大好年了。
　　
　　依照一般常情來說，活到像我這把年紀的人，早就應該退休，以便頤養天年，或者及時閉門思過，多念阿彌陀佛，少管世間閒事了。可是我的想法不同，能以老病之軀，尚可廢物利用，豈不就是化腐朽為神奇嗎？能在娑婆世界，運用佛法，廣結眾生善緣，豈不就是速疾成佛的大菩提道呢？
　　
　　在這兩年之中，經常看病吃藥，東半球西半球為我檢查、給藥、治病的醫生，超過十位，每位醫生都會為我活動日程的緊密忙碌而擔心，往往責怪我的隨身弟子們不懂得替師父把關；有時也有人會怪我不懂得節制，為什麼不把一些日常的工作分配交代給弟子們去做呢？對於這些忠告，我當然感謝。不過，我有自己的哲學，我雖然需要看醫生，卻只會選擇性地接受建議，甚至他們給的處方和藥物，我也不一定照單使用。
　　
　　不是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諺語嗎？不是有「各人吃飯各人飽」的諺語嗎？不是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諺語嗎？所以，弟子們也都在忙他們自己的份內事，我這個做師父的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只要還能行動，也就應該把師父的份內事，盡心盡力地做好。
　　
　　曾經有位醫生發現，對我久勸無效，便安慰我說：「師父像是毛竹小扁擔，挑起貨來，彎而不斷，相信您老會長壽的。」另外有位醫師發現，無法勸我，便讚歎我說：「機器不常用，就會生鏽，身體不勞動，病得更多。」可不是嗎？也許我是生就了一付勞碌命的賤骨頭，每逢忙碌異常的時候，雖會感到疲累，但總不致累得躺下，縱然抱病工作，也無法因病請假，事實上我也不知道向誰去請假；反而是當我忙過之後，如果休息一下，就會覺得病況更重。因此我要以「忙人時間最多，勤勞健康最好」的兩句話來自勉勉人。至此我也能夠體會到百丈懷海大師（西元七二○─八一四年）為什麼活到九十多歲時，還要堅持「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勞動觀念了。
　　
　　我也一向認為：「培福的人有福，享福的人損福。」成佛之道的菩提資糧，就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就是大智慧度，就是莊嚴國土，就是成熟眾生；能助國土清淨，能助眾生離苦，便是悲智雙運、福慧兼修，便是我們三寶弟子的本份中事。我在這已經過了七十歲的兩年之間，還能有許多人讓我忙著奉獻，還能有許多事教我學習成長，對我而言，豈不是真正大好年嗎？我在過去的兩年之間，發生在身邊的人和事還真不少，不論是給我折磨、給我榮譽，讓我忙碌、讓我風光，使我哀傷、使我歡笑，活得卻是非常踏實。
　　
　　在本書中，可以看到有許多際遇，都是我生命史上的突出點，好像是群峰起伏，萬山仰岳，例如歌仔戲的天王巨星楊麗花，以及中國現代舞的祭酒林懷民，分別為法鼓山募款籌建大學而義演；接受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的邀請，分別參與了兩場都是諾貝爾獎得主級的大師的公開座談會；第一次訪問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兩個晚上的演講，每場都有來自該國各地的聽眾六、七千人，其中有八百多人新發心皈依；建築了十二年的法鼓山第一工區，終於落成啟用，開創了我們這個團體的新紀元；結合台灣十大電視媒體的經營者及資深主播，推出大好年中的「大好月」運動，引起全民響應「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的一片大好；第一次應邀前往墨西哥，為西班牙語系人士主持禪七。此外，又獲得兩個高層級的獎項，那是由內政部長頒發的宗教領袖「專業一等獎章」，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為我的新著《天台心鑰》，頒發「學術著作獎」；作為佛教界的唯一代表，應邀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大會，發表演說；作為漢傳佛教的精神領袖，被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推選為主席團主席，並被禮請作為大會的第一位主題演說人；法鼓山五百人的「大陸佛教古蹟巡禮團」，應大陸官方及民間的雙重邀請，訪問了六個省二十七座古道場；把山東四門塔流轉到台灣法鼓山的石雕古佛頭像，捐贈並護送回其原處，使之身首復合，造成世界性的熱門新聞；尚有多次成千上萬人的大型活動，在這兩年之間發生。
　　
　　凡此種種，看來好像是非常光彩、非常順利的兩年，其實，決計不是由於我有什麼能耐，主要是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的四眾，以及整個大環境中的許多人，所做的努力和貢獻，我除了運用佛法，自己什麼也沒有，只是仰仗三寶加被，和諸佛菩薩的慈悲，給了我許多機會，讓我做了一點份內事而已。
　　
　　另有許多的不如意事，除了不宜寫的，有的則在本書中可以見到，例如我常不得不抱病工作；台灣發生了桃芝颱風、納莉颱風、象神颱風；美國遭受了九一一恐怖事件；好多次使我悲傷落淚，哀痛得不能自抑。加上凡要成事，必須有人來做，凡是有人的環境，必定有個性的差異、意見的分歧、私利與公益的矛盾；有許多事，雖然大家代我分擔處理了，但是遇到非常棘手的問題，就不得不要我來頭痛了，而且這樣的事著實還不少。
　　
　　像我們這樣一個非營利事業的大團體，僧團有人有事，外護有人有事，與國內外的大環境互動，也有人和事。如果不是我已學佛數十年，會經常勉勵自己「要以慈悲對待人，要以智慧處理事」、「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否則的話，我可能早已被許多人氣死了！被許多事累死了！正因為我是學佛的人，所以還能用「忙得快樂，累得歡喜」來鼓勵自己。雖然忙碌，雖然疲累，雖然多病，雖已衰老，還能從翻山越嶺似的波濤起伏中，平安地走過來。
　　
　　我真慶幸自己是學佛的人，我也要感恩在我周遭的人，不論內部的人或外部的人，對我都很慈悲：支持我的理念，包容我的缺陷。因此，不論是從正面襄助，或者是從反面激盪，都能使我成長，所以叫我年年都過大好年。
　　
　　本書是我的第十三冊傳記和遊記，一共四十五節，經過四個時段，前後費時一年有半，也是在忙裡偷閒中，由我口述、姚世莊筆錄，經我反覆修訂，才以電腦打字成稿，交給法鼓文化編輯部編印出版，在此一併感謝與本書相關的菩薩們，我也以這本書的出版，奉獻給你們。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嚴自序於美國紐約上州象岡道場正在主持話頭禪十期間，這也是在美國舉辦的第一○○期精進禪期，所以值得誌念。

一、大好年運動
　　
　　在二○○○年下半年，我就提出了一個大好年的觀念，並且用毛筆寫了，準備提供《法鼓》雜誌刊用。當時因為台灣地區的社會風氣好像越來越壞，從媒體上看到有關各界公眾人物的報導等，似乎多半是在做壞事、說壞話，所以鬧得人心惶惶。有人向我建議，要我登高一呼，扭轉這樣的社會風氣；同時，我也發覺到我們這個團體中，有許多熱心奉獻的菩薩們，多半不善於言辭，不會把法鼓山的理念向社會普遍傳遞，即使我們做了許多好事，使得自己和家庭改善了很多，但就是不會把自己的經驗轉告他人，這是受了一般人所說「默默行善，不求人知」觀念的影響，以至於「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縱然十步之內就有芳草，結果由於媒體的渲染，看來，反倒好像滿眼都是毒花敗草。所以我也呼籲我們的團體以及社會的大眾，要練習著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那就會帶來年年都是大好年的社會環境。
　　
　　我所指的說好話，不是巧言令色、阿諛諂媚、奉承討好、一味的順從，而不分是非、善惡、好壞，那是鄉愿愚癡。真正的好話，是對他人有利，也對自己有益，至少有益於人而無損於己；更進一步，唯有只想到有益於人，不考慮是否有利於己的問題。即使檢討自己，而把慚愧和懺悔的經驗與人家分享，說的也算是好話。如果能夠用佛法的智慧，用慈悲的語言及觀點來勉勵他人，那當然更能夠為他人解決問題和提昇人品，這就是說的大好話，做的大好事了。
　　
　　本來只是希望在我們法鼓山的內部，推行大好年的運動，結果台中市的悅眾菩薩賴氏兩兄弟，看到了我用毛筆寫的「大好年」三個字，非常歡喜，就設計了一張配有一個古色古香大圖案的新春標貼，由法鼓山護法總會印製了數萬張，分贈給需要的會員們。因此在農曆年前，全台灣的大街小巷，許多人家的大門上和客廳內，都張貼了這三個字，甚至許多非會員也紛紛的來索取。就這樣，二○○一年就變成了台灣大好年的運動年。
　　
　　為了這項運動的推展，首先由我們的法行會籌畫，於一月十一日，邀請了香港、台灣十餘位演藝界的巨星，包括張學友、楊麗花、陳亞蘭、吳念真、吳宗憲、張清芳、羅大佑、柯受良、趙傳、何潤東、康康等，藉台泥大樓士敏廳，和我同台見證「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每一個人都說出幾句「要說好話、要做好事、要轉好運」的心內話來。這是一場非常溫馨和令人振奮的活動，雖然僅僅一小時，卻吸引了大批媒體記者的採訪，其實，這十幾位演藝界人士，能夠請到其中任何一位，就是一項新聞，何況讓他們同台出現，所以轟動了整個台灣社會，最後在知名電視新聞主播葉樹姍主持下，要我帶領著台上台下的與會全體人員，共同為大好年祈願：大家說好話，大家做好事，大家轉好運；好話大家說，好事大家做，好運大家轉。

由於這個大好年運動，熱心的演藝界人士，便為法鼓山分別舉辦了三場義演。
　　
　　第一場是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假台北市立社會教育館，演出一場「法鼓之音演唱會」的音樂會，是由法鼓山合唱團與名聲樂家女高音周雅萍的合作演出。一千三百多張門票的收入，全數捐作法鼓山公益慈善之用。我當時正在美國主持禪七，雖然未能親自參與，卻為他們寫了如下幾句祝福的話：好音樂，好歌曲，迎接大好年；演唱的，欣賞的，同結法鼓緣。
　　
　　第二場則是由陳亞蘭向她的老師楊麗花作的建議，於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晚上，在台南藝術中心演藝廳，義演一場民間故事的好戲《梁山伯與祝英台》。所有二千一百多張門票收入，全數捐作法鼓山的慈善基金；楊麗花的先生洪文棟醫師，也以他的「六桂慈善基金會」捐出了一百二十萬元，共同來響應法鼓山大好年運動。當時我正在法鼓山主持第一屆社會菁英禪七，所以未能親自前往，但是所有被稱為「愛心券」的義賣門票，在開演前幾天就被認購一空，甚至有許多觀眾，是為了看這場義演，而從全省各地專程南下的。同時也安排了台南及高雄地區的低收入戶和獨居老人，免費入場欣賞。法行會的菩薩們，也為此一連忙了兩三個月。這場戲是由楊麗花飾演小生梁山伯，許秀年飾演旦角祝英台，陳亞蘭飾演書僮四九。既有愛情故事賺人眼淚，也有陳亞蘭的逗趣演出，博得滿堂的歡笑。

　楊麗花小姐在我們法鼓山奠基大典時，曾經和陳麗麗小姐同台演出特別節目，這是第二度為法鼓山奉獻。楊麗花的歌仔戲，成名而受歡迎已逾半個世紀，既有唱工及演技的藝術地位，也有教忠教孝善惡因果的教育功能，她是長青樹，溫暖了幾個世代的台灣民心。陳亞蘭在四年前皈依三寶之後，經常參與法鼓山的義工活動，甚至於每年的農曆春節，多半是到農禪寺和僧團團聚，已經是法鼓山團體內的一份子了。
　　
　　第三場是在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林懷民先生的雲門舞集假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國家戲劇院，為法鼓山新成立的「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義演一場他新編的現代舞作品《竹夢》。據說這也是他們為公益慈善事業團體所作的第一次義演。其實，雲門舞集本身的經濟狀況也是捉襟見肘，能夠對我們慷慨相助，真使我感動不已。那是在二○○○年我問林懷民先生，有沒有可能由法鼓山和雲門舞集合作，對社會做些什麼？他不假思索的給了我一個承諾：「雲門舞集願為法鼓山提供一場義演。」而且不需要我們提供任何條件，原因是他慨歎今日台灣的社會，普遍不重視人文，而我們法鼓山特別成立了對人文社會關懷的獎助學術基金會，這正是社會需要，也是他所希望做的。
　　
　　《竹夢》這場新編的舞作，是描寫春夏秋冬四季的情景，舞台上稀稀落落的一片竹林，舞者們穿梭在竹林間，用舞姿及燈光、布景、音效等表現出八種情節：晨霧、春風、夏暄、曲徑、秋興、雨霽、午夜、冬雪。林懷民說這裡邊沒有故事，而我這個第一次進入戲劇院的人，卻看出那八種情景，就是代表著一年四季萬物生息的故事。以我這個不懂舞蹈藝術的人看來，台上舞者們所表現的肢體語言，已經出神入化，所以我說，舞台上見到的都不是人，而是春夏秋冬的精神。
　　
　　同時我也在終場時，除了被請上台去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之外，也說出了我的體會：「春夏秋冬在竹林裡是一場夢，舞蹈表演終了，就是夢醒了，說明如夢如幻，即是空，那不就是佛法嗎？」因此，也贏得台下全體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支具有超高水準的舞作，結合了宗教、哲學、武術、音樂、繪畫、建築、景觀、服裝等各種各樣的精華，用舞蹈來呈現在觀眾面前；它又是結合了東西方思想的內涵和舞蹈的技巧，融匯成為雲門舞集所獨有的特色。但是如果沒有一點人文的修養基礎，要欣賞雲門舞集，所看到的，恐怕只是舞者們的精彩表演了。

　這場義演也是由法行會策畫推銷門票的義賣，有的人認購了十張、二十張，乃至一百張票，他們自己只要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的則提供法鼓山作為公關之用，招待歷年來對法鼓山提供各項服務支援的各界貴賓，所以那一場義演的觀眾水準，非常的高，包括孫運璿、馬英九、陳奇祿、李鍾桂、陳郁秀、詹天性、鄭石岩、黃俊傑等，大家都能看得懂這場舞作的內涵，這使得林懷民及全體舞者們也非常的歡喜。
　　
　　以上三場義演，在同一個季節完成，為我們募款是一種創舉，對於法鼓山理念的推廣，更具有其深遠的意義和影響。周雅萍是國際級的聲樂家，在現代音樂界有她相當高的地位；楊麗花是本土歌仔戲的天王，對於台灣鄉親之中，她有非常大的親和力；林懷民是台灣現代舞的前輩，目前許多現代舞的老師，都是出於他的門下，他所編的舞作，不僅在台灣本土受到普遍的愛好，也在世界的舞蹈界享有盛名。他們都在為法鼓山的理念而提供義演，實在是我們的光榮，令我們感恩不已。

　二、我的書法
　　
　　誰都知道我沒有練過字，也沒有時間來練習書法，不過我喜歡欣賞書法與繪畫，有時候我會讀書法而不是臨摹書法，所以平常不會為人寫字，除非必要，偶爾會提筆亂塗幾下。十幾年前，我曾在弟子們的慫恿下，寫了十幾幅字，竟然成為高價搶購的義賣品，於是有人將它們製版複印了幾千張，陸續當作獎品送人，以至於有一次「何創時書藝館」也向我索取書法展出。因此，我的書法變成了許多人希望珍藏懸掛的所謂墨寶，尤其是我親筆寫的「四眾佛子共勉語」印本，幾乎每一位法鼓山的悅眾菩薩家中，都會懸掛。
　　
　　二○○一年元月，台北大學的校長李建興博士，還特地到農禪寺向我求取一幅字，為他們大學校園內的校湖命名，請我寫了「心湖」二字，勒石立於湖畔。我說恐怕將來會有非佛教徒把它毀掉，李校長說：「法師不僅是現代的高僧，也是當今台灣象徵著智慧的高人，你不排斥任何宗教以及任何思想型態的人，所以不會有人來毀掉你所題字的石碑。」等我寫完之後，自己看來還覺得滿意，且於二○○二年五月十一日下午舉行了「心湖石」揭幕典禮。但願真如李校長所說，不會有人破壞。不過我們歷代的中國人，不但會創造文物，也很會破壞文物，今後能不能夠逃過這樣的宿命，要看我們這個民族的後代子孫了。

　　到了二月十三日，國內的公共電視台向日本的NHK電視台，買下了一套有關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地理紀錄片，來請我為它中文的主題命名，並揮毫題字。這部紀錄片的製作，歷時十多年，橫跨了印度、泰國、緬甸、錫蘭、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台灣以及西藏高原等地，詳細紀錄了佛教傳播的遺跡實況，包括尚未遭到徹底破壞以前的阿富汗境內巴米揚大石佛。本來擔心像我這樣的字，能夠放到節目製作的片頭上去跟廣大的觀眾見面嗎？
　　
　　但是非常奇怪的，我就是沒有勇氣說「不」，因為這是一項弘法的工作，對我來講，不僅是一份責任，也是一份光榮。
　　
　　不過答應之後，他們派了一個錄影小組，到我們基金會辦公室要我當場捉筆揮毫。最初我以為是寫小楷，最多是中楷或大楷，想不到臨時給我一支特大號的毛筆，希望我寫斗書，一整張宣紙，只橫寫了五個字「佛陀的本懷」。說也奇怪，運筆之時，如有神助，五個字一揮而就，當我寫完一張再寫一張，連寫了四張，而攝影師的鏡頭，總是慢了半拍，他們希望我能夠以分解的動作，慢慢的寫，結果一共寫了八張，幾乎每張都可以用，而他們最後所選擇的，卻是一幅略為變體的書法；我認為不好，但他們說很好，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藝術吧！或許要以不同的用心和角度來看，可以說它美，也可以說它是不美了。
　　
　　過了幾天，何創時基金會為了舉辦第二次歷代高僧書法展，又向我徵求一幅作品，我就做了一個順水人情，把其中一幅比較看得順眼的「佛陀的本懷」，送給該會。
　　
　　到了四月十一日，我出席行政院文建會為我及黃海岱、王叔岷、葉石濤等四人，在歷史博物館舉辦的年度文化獎受獎人著作資料特展開幕典禮，發現我在四人之中年齡最輕、資料最多、著作量最龐大，所占展出空間也最寬闊，對其他三位，我真有些不好意思。隨後又前往何創時書藝館參觀，共有展品八十餘件，是從宋明以來漢藏高僧的珍貴墨寶真跡。而我的那一幅，因為畫幅較大，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是被掛在展覽室最中央的位置，只要一跨進門，從任何角度，那幅字都會進入你的眼底，使我覺得非常汗顏，比起各家的墨寶，我的字哪能算是什麼書法，竟然會被掛在如此醒目的地方。

　　三、我的演講
　　
　　二○○一年上半年回到台灣期間，除了在法鼓山內部的大小場合所做的幾十次開示及演講之外，也對外應邀做了兩場演講。
　　
　　第一場是應國防部的邀請，二月十四日上午在陽明山中山樓介壽堂，為一百五十位少將以上的高級軍官上了一堂課，那是「九十年度國軍高級幹部研習會」的系列課程之一。本來有三個梯次分別要我去做三個場次的演講，因我太忙，只講了一場，其餘兩場是用我第一場的錄影帶來取代，我的講題是「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我指出科技與人文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化對於科技的認知與使用，當比二十世紀更成熟，更能造福人類，減少對人類的傷殘。新世紀的體驗，應當以科技做為人文關懷的資源與工具，用人文精神處理科技的後遺症，而環保則是此一體驗的落實工作。因此，法鼓山提倡「心五四運動」，落實心靈、禮儀、生活、自然等四種環保，不但能解決過去因疏忽所遺留下的問題，也能開創美好的未來。
　　
　　我並且強調個體與整體的關連，分析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會產生矛盾、衝突的主因之一，是沒有整體意識，但是在科技的促進之下，人類愈來愈能朝向整體溝通，也愈來愈有共同體的自覺，這是人心的潮流。若只堅持自我、國家、族群的利益，是不符合時代所趨的，反而要以消融自我來成長自我。擴大關懷是成長的重要課題，如何著手這個課題，我提出「心五四運動」的作法，並一一解釋，提供在場者具體的參考。
　　
　　這項課程是國防部為了讓軍中的將官們，除了加強軍事戰略以及組織管理的事業之外，更希望提昇他們的人文素養和與科技運作的互動。所以除了由我擔任他們的講師之外，也請到了李遠哲、陳朝威、蔡明憲、趙麗雲、明居正以及陳水扁總統等七位，擔任特別講座。
　　
　　第二場演講是由交通大學校長，也是航空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張俊彥博士為我作的安排，為中華航空公司一級主管以上的幹部，以「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為題，在松山機場航空大廈禮堂，做了兩個小時的演講，我說：(1)所謂「安心」，心安就能平安，心能夠自在無礙，才能處處平安；自在是不受成見的拘束，以具有彈性的態度處理人、事、物的問題；同時是以平常心面對順境和逆境，隨時珍惜現在擁有的，踏實走過人生的每一個段落。對人要有慈悲心，對己要有智慧心，那就是我常說的：「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也就是以慈悲對待人，用智慧處理事。以平等心關愛周遭所有的人，即是慈悲心；不以個人的利害得失做考量，而處理一切的事，即是智慧心。(2)所謂「安身」，是要懂得珍惜愛護自己的生命，善用自己的身體來成長自己，利益他人，發揮利人利己的最大功能。(3)所謂「安家」，是在於家人之間互相的學習、諒解、包容、關懷。日奉千金還不及每天說一兩句體諒、慰問和勉勵的話，而且家庭是可以從夫妻兩個人的小家庭，延伸到自己所住社群的家庭，乃至以地球村為整體的大家庭。(4)所謂「安業」，是要對於自己當前所從事的工作及職務，盡心盡力，盡分負責，縱然在下一個小時你就要離開現在這個工作崗位，也要把正在做的工作全力做好。至於廣義的來說，佛法所說的身口意三業清淨，才是真正的做到了安業的要求。

　　這次出席演講會的，除了總經理因病未能出席，包括董事長、副總經理以及各處室的一級主管四十多人，還有員工的眷屬二百多人，把演講廳擠得水洩不通，連走道也坐滿了人。嗣後，在三月十三日，華航董事長李雲寧夫婦、總經理宗才怡女士、副總經理周國興及張良士兩對夫婦，一行七人，又到農禪寺繼續和我討論有關於宗教及社會人心的問題。多年來，我對中華航空公司一向非常關心，他們的前任董事長蔣洪彝也與法鼓山常有來往，雖然我在國際上走動搭乘華航班機的機會不多，而蔣董事長卻把我們的《人生》雜誌，列為機上的讀物之一。

四、兩場高峰座談會
　　
　　我們法鼓山基金會在一九九九年底，就思考著在西元二千年，主辦一場我和諾貝爾獎得主的世紀關懷座談會。經過研究和試探結果，就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在二○○○年四月十四日，假台北圓山飯店辦了一場「追求卓越││大師對談會」，因為他是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所以滿了這個願。到了今年（二○○一年），又有兩場和諾貝爾獎得主座談的盛會在台灣舉行，我很榮幸，也都被邀請成為與談人之一。
　　
　　這要追溯到去年（二○○○年）我在新竹的交通及清華兩所大學，參與科技與人文座談之時，清大的校長劉炯朗博士就當面邀請我，出席清華大學九十週年校慶，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博士，以及武俠小說泰斗作家金庸先生等，舉辦一場世紀性的人文與科技高峰座談會。當時交通大學的校長張俊彥博士也在座，就預約我出席他們創校一○五年校慶，參加類似的一場世紀高峰座談會。
　　
　　交通大學後邀請，卻先舉辦了。這是在二○○一年四月十三日假該校的資訊館，舉辦了一場陣容空前的座談會，題為「科技與人文大師論壇」。與談人有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哈佛大學數學講座教授丘成桐、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教育部長）有馬朗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江崎於玲奈、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以及我等六人，由為我主持《大法鼓》節目的資深主播陳月卿擔任主持人。他們之中有兩位是諾貝爾獎的得主，一位是大教育家，一位是大數學家，還有一位是機電工程學的權威，都是在國際學術界頂尖的知名人士，我是唯一代表人文關懷的宗教學家。

　　最初我還不知道應該要講些什麼，幸虧事前要我提出一篇五分鐘的講稿，作為討論的基本資料。我提出了三個論點：科技與人文、無常與永續、自私與無我。以下將它的內容照錄如下：
　　
　　科技與人文的關係，本來就應該是合作無間的，人文的施設，必須是合情合理的、是有益於人類大眾的、是美化人生的。能夠通過時空的考驗，便具有科學的精神。科技的發明，必須是為人類生活品質的豐富、生命內涵的充實、生存環境的保護。換句話說，科技的發明，必須是為人文作服務，並且當以人文精神為主導。人文與科學的兩者之間並無矛盾，能夠經得起時空考驗的一切施設，便是最好的人文科學。今日人類所面臨的高科技問題，主要是恐懼高科技技術的迅速發展，會為地球世界，帶來不可預測的危機，例如生化科技中的基因工程，施之於植物與動物，給未來的自然生態及人類的生命，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如果直接施之於人類，除了親族倫理的考量，對於生理病變的未知數，更應該審慎的預防。
　　
　　無常是一切現象的自然律則，也唯有無常的事實是永遠不變的真理。中國的陰陽五行，主張生剋變化，印度佛教的緣起論，主張萬象都是緣生緣滅，出生和成長的過程，就是衰老和消失的過程。因此，自然環境是變化不已的，人文環境是變化不已的，乃至每一個人的身心狀態也是變化不已的。這種無常的變化，為人類留下了文化史，也為人類展示出無限可能的將來性，所以無常即是永續，它可以讓人類感受到消極面的無奈，更可以讓人類創造欣欣向榮、日新又新的許多願景。問題點是新興高科技的迅速發展，必須隨時隨地考慮到自然生態的平衡，在無常的變化之中，要注意到地球生態的永續性。值得我們警惕的是，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很少思考到消長互動的自然規律，以致快速地破壞了各種地球資源，使得大量的生物種類，迅速消失，也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伏下不可預知的隱憂。
　　
　　自私自利的自我意識，本來就是一切眾生的本能，也是人類生存發展求進步的原動力。不過徹底的自私，便是無我的奉獻，自私是為了自求安樂的保障，最可靠的保障，是讓我們所處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獲得整體和持續的安全。這是宗教家及哲學家的心懷，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家及企業工商界的領導人士，也都必須具有宗教家的情操及哲學家的素養，因為高科技的發明以及高科技商品的生產，均和地球生態的平衡及永續，息息相關。一不小心，便可能害人害己，貽患無窮！為了因應人類的需要，應該鼓勵高科技的開發，但是，我們必須呼籲：每一項高科技的發明和生產，首先要考慮到它與地球生態環境及人文精神的平衡性及永續性。任何一項高科技的生產品及進入人類的生活圈中之前，必須已經知道它的副作用及後遺症是什麼？必須已將其副作用及後遺症的可能發生率降至最低，也必須已經知道如何予以補救的技術。否則的話，寧可接受失敗的事實，也不可貿然向市場銷售。這種人道的素養，一般人稱為無我，其實是將個人的小我融入於宇宙全體的大我。至於真正的無我，是指只有以智慧與慈悲來利益眾生，絕不考慮對於自己的有利或無利。
　　
　　在這場座談會中，雖然各人的專業領域都不相同，但是談論的焦點卻是一致的，譬如有馬教授說：「亞洲各國面對新世紀的挑戰，不能僅倚靠自然科學家，人文科學家的培養也是很重要的，且應該在此時重新審視宗教的重要性。」而江崎教授也說：「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應該結合宗教教育和家庭教育，成為一種新的倫理教育。例如依基因工程來複製人類，必須注意到家庭的倫理問題，否則會為人類世界帶來嚴重的世界危機。」這兩位日本貴賓，所主張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環境的改革，幾乎和台灣教改會所主張的論點相同。會中，李遠哲和張俊彥同時都認為國內的科技教育，只注意到應用的科學技術，而忽略了哲學理論的科學基礎，所以有科技和人文矛盾、分歧的隱憂，應該重視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那就會使得科技為人類來服務了。丘成桐先生則是主張用數學來做為教育的重心，那是對人心最適合，也是最人性化的；但是他沒有指出更具體的例子來，所以有幾個人提出問題請教他時，都沒有得到比較滿意的回應，也許數學的哲學太難懂了，但他並沒有反對自然和人文的天人合一，正如江崎教授所說：「以前的科學家是大自然的旁觀者，現在則是參與者。」至於我所特別強調的是：「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家及企業工商界的領導人士，也都必須具有宗教家的情操及哲學家的素養。」
　　
　　第二場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由清大舉辦的校慶座談會，定名為「大師真情－歲月的智慧」，從主題看，就知道相當人文和柔性。與會的座談人共有四位，年高七十八歲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博士、七十七歲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鏞）、前清大校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博士及我本人，由電視節目名主持人蔡康永主持。我們這四個人之中，有兩位是科學家，一位小說家，一位宗教家，劉兆玄先生則具備了兩種身分，他在大學時代曾經以上官鼎的筆名，寫了好幾部相當出色的武俠小說，很受到金庸的賞識和佩服，後來因為出國留學沒有再寫，金庸甚至玩笑著說：「如果上官鼎繼續在武林中活躍下來的話，金庸就要受到威脅了。」

　　當天的主題，不是要我們談個人的學問，而是談談個人的身世以及生命中的趣事。所以，楊振寧博士並沒有談他的物理學，倒是講了他對愛因斯坦這個人一生的看法，然後他就說自己的一生是非常幸運的，二十六歲就得到博士學位，然後又得到諾貝爾獎，他相信他自己的志向、毅力，和時代環境有著很大的關係。楊博士也勸現代的年輕人，要專心的投入，要有一個研究的目標，只是靠熟練的研究技術，那並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於能否掌握整體領域的開創性及前瞻性，這才是致勝之道。
　　
　　至於金庸先生，在大學時代一心想做個外交官，結果沒有做成，反而成為辦報的新聞從業人員。他一邊為他的《明報》寫政治評論，同時為了要吸引固定的讀者，也開始創作武俠小說在《明報》上連載，結果一部又一部的繼續寫下去，成了欲罷不能之勢。他說，寫小說本來是很好玩的，但如果每天需要提供稿子給報紙刊出，就會有一些壓力，這就不是好玩的事了。而且他每天要用一枝筆，同時來扮演兩個角色，那就是政治評論和武俠小說，這兩種心態和感受完全不同，需要閱讀的資料也是彼此互不相關，最初他還覺得有一點奇怪，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同時他也談到了學佛的經過，他並沒有拜過任何老師，完全是憑他自己的喜愛而讀了不少的佛書，對於傳統的中國佛教，他比較喜歡禪宗，而對印度的佛學，則是傾心於《阿含》。
　　
　　金庸也看過我的《正信的佛教》，所以在座談會上，每當楊振寧和金庸提起佛教和宗教時，就會先問問我的意見。譬如楊振寧提出了一個問題：「佛教為什麼沒有像基督教那樣強大的教會組織？以致於佛教的力量是分散的。」
　　
　　我先請金庸回答，金庸客氣的要我表示意見，我說：「這跟政治的體制和教會的性質有關，最初的羅馬教會以及中古時代的天主教，是跟政治不能分割的，一直到了英國近代的教會，國王還是兼任最高宗教領袖的身分，所以，就有許多的宗教戰爭也因此而發生。但是佛教一向對政治、政府，採取不干預、也不參與的原則；佛教徒彼此之間，沒有縱橫面的組織體系，而又彼此互相承認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沒有組織，也沒有戰爭，這跟西方的教會組織是完全不相同的。」
　　
　　接著又談到了知識及智慧的差異問題，金庸說：「知識是後天的，智慧是先天的，有時候知識可以幫助智慧，但是有知識的人並不等於有智慧的人。」我給他補充的意見有兩點：「知識、學問、經驗是依靠自我中心學來的，智慧不是知識、學問、經驗，那是放下自我中心的態度。」這也是我常常在禪七之中說的幾句話。
　　
　　至於劉兆玄先生在這一場座談會中，因為年齡最輕，所以發言也最少，主持人問他：「做為一個武俠小說家，又變成了教授，然後又從政，再從政治的舞台，回到了教書的崗位，在這些轉變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不能適應的狀況發生？」他說：「沒有，寫武俠小說是興趣，同時也是一份收入相當好的工作。然而為了要出國留學，把書讀好，就放棄了武俠小說的寫作。後來從教書到擔任校長的行政工作，最後做到交通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就是做一樣學一樣，也很快就能適應。現在又回到學校教書，也沒有覺得什麼不一樣。」不過他認為有一點非常重要的事，希望能跟年輕人分享，那就是不論做什麼，必須要有恆心和毅力；人不能夠三心兩意，猶豫不決，否則做任何事都很難成功，這也是我們四位與談人共同的經驗。
　　
　　以上兩場世紀性及國際性的高峰座談會，讓我接觸到了中、日兩國三位諾貝爾獎的得主，四位世界級的教育家和科學家，一位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武俠小說家，我則是一位平凡的僧侶。只是我已經有過多場和諾貝爾獎得主（包括達賴喇嘛，共有四位），以及和科技界、人文界的大師們進行對談、座談的紀錄，所以也被列為同一層次的與談人，這是我在兩三年前所無法預料的事。
　　
　　每次在出席這樣高峰性質的論談之前，我必須要對主題及其目的，下過一番功夫，同時對於同台討論的每一位與談學者，也盡量收集有關他們的背景資料和他們的若干著作，加以學習和瞭解，所以也讓我成長了很多。不僅在台上向他們領教，就是在上台之前，也已經接受了許多以往我所不知道的知識學問，和他們的立身處世之道。我會閱讀他們的傳記及其代表作品，例如為了要跟楊振寧和金庸同台，我就要設法知道他們的學思歷程，甚至於幾部代表性的武俠小說，雖然上台之後不一定會對每一個人的專長做深入的探討，但在見面之時，說出幾句他們所熟悉的語言，總是比較容易把彼此的距離拉近，而被看作是他們的朋友。也許就是這樣的原因，我這個人似乎是能受到各方面所歡迎的對象了。
　　
　　在這些機會中，我必須要說幾句非常感恩的話，那就是作為一個佛教的中國和尚，能夠受到學術界這麼的重視和尊敬，只有在這個時代的環境下才有可能。所以時勢造英雄，如果我沒有在台灣，也沒有其他宗教師早年給我逆向的激勵，恐怕我這個人就沒有機會參與如此超高層次的學者論談。

五、宗教高峰會到了台灣

二○○一年的四月份，我好像特別的忙碌，除了幾項大活動之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八日期間，第二度訪問台灣，我們法鼓山也是主要的協辦單位之一，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和物力。原先預定四月二日晚上在福華飯店會面一個小時，因我有病而取消，四月七日我整天都在中視攝影棚預錄《不一樣的聲音》，下午五時半趕去見他，並且陪伴他出席離台前的記者會。我在會場時坐在他的右首，傾聽他與記者之間的活動對答，最後應記者要求，要我發表談話，我只說了一句：「今天我只是來看一個老朋友的。」
　　
　　我每次跟他見面，總是感覺好像多生多劫以來就是熟朋友、老朋友了，彼此合掌彎腰、互握雙手、互觸頭額、互獻哈達，這一次增加了一項西式的禮節，就是互相擁抱。記者會中，由中央社的游祥洲居士等，贈送他一冊達賴喇嘛從小到現在的珍貴照片集，其中有一張他被母親抱在懷中兩歲時的小兒照，他顯得非常歡喜，特別指給我看，連連的說：「This is me. This is me……。」然後我就把這張照片顯示給媒體記者群，也被大群的照相機和鎂光燈當作一個焦點，讓會場顯得非常溫馨；他在回答記者的問題之時，也不斷朝著我看，好像是很有信心的在問我：「我這樣子講，對嗎？哦？」
　　
　　我所說的宗教高峰會到了台灣，是由於主導二○○○年八月在聯合國召開世界宗教高峰會議的祕書長巴瓦．金先生（Bawa Jain），以及那場高峰會的副主席迪娜．梅瑞恩女士（DenaMerriam），應法鼓山的邀請，在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的四天之間，來到台灣訪問。除了參觀農禪寺、法鼓山、靈鷲山等道場，也拜會了總統陳水扁先生、副總統呂秀蓮女士以及立法院王金平院長。意義最深遠的是，法鼓山為他們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了一場三小時的「宗教與世界和平及心靈環保座談會」，除了邀請中華民國各宗教界的領導人，也請到了工商界、學術界、政治界的領袖們。首先是由我引言和發表對世界和平及心靈環保的想法和做法，然後有二十多位與會人士，各自宣讀了五分鐘的講詞，也請巴瓦．金先生說明他這一次來到台灣的因緣和目的，最後共同簽署了去年在聯合國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高峰會（The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ritual Leaders）中，所通過的「世界宗教領袖的和平宣言」（A Commitment to World Peace by World Religious Leaders）。除了陳水扁總統是在事後補簽之外，當場簽名的人士有二十五位，分別是：
　　
　　副總統呂秀蓮女士、行政院長張俊雄先生、立法院長王金平先生、巴瓦．金先生、迪娜．梅瑞恩女士、內政部長張博雅女士、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李振清先生、全國工業總會理事林坤鐘先生、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先生、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法師、靈鷲山創辦人心道法師、聖靈寺住持今能法師、南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慧開法師、中台佛教學院院長見滌法師、華梵大學校長馬遜女士、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講師悟觀法師、國立藝術學院教務長及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惠敏法師、天主教男修會會長聯合會主席柯博識神父、道教協會理事長高忠信先生、道教協會祕書長張檉先生、伊斯蘭教協會祕書長倪國安先生、一貫道總會祕書長李玉柱先生、一貫道總會副祕書長蕭家振先生、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先生。

　像這樣高層級的出席名單，共同參與一場宗教與精神的座談會，在中華民國的宗教界來講，應該是第一次。它包括了政府、教育、工商以及各宗教全國性的領導人士，共處一堂；舉行如此精緻的會議，在大多數狀況下是很難辦到的。遺憾的是，天主教的主教團正在舉行重要會議，樞機主教及主教等都缺了席，但是他們派了兩位神父作代表，並且向座談會表達歉意。此外，基督教雖然我們也接觸了長老教會等幾個團體，但他們都採取觀望的態度。比較起來，天主教從于斌主教開始，就開始與其他的宗教做朋友，所以和太虛大師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的組織。而基督教新教的各教派，不要說對其他的宗教拒絕來往，就是在他們自己的許多教派之間，也是很少互相往來，除了極少數開明的基督徒願意用個人身分和我們佛教徒接觸之外，要他們站在教會代表身分的立場，應邀來參與我們的互動，尚待付出耐心。
　　
　　話說回來，我為什麼會邀請這兩位貴賓到台灣訪問，這是由於二○○○年十二月下旬，巴瓦和迪娜兩位，專程到紐約的東初禪寺來看我，並且提出要到台灣訪問的意願。因為他們正計畫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希望海峽兩岸都能成立一個跨宗教領袖顧問群，然後兩岸以宗教的關係來影響社會和政府，共同為永久的和平而努力。從去年八月以來，他們已經將這項活動在英國、印度、瑞士、哥倫比亞等地順利推展，相信中國大陸和中華民國的台灣也有這樣的可能，而且我自己就是這個高峰會的顧問，所以希望我能在台灣扮演溝通、協調、整合的聯繫人（coordinator）；因此，我一口答應由我們法鼓山基金會出函邀請。
　　
　　由於這個高峰會組織不是聯合國的直屬機構，而是接受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先生授權所組成的外圍機構，所以連我們內部的幾位高級職員，對他們的來訪都不太重視，認為我們的團體可能會被利用。這種小心謹慎的態度當然很好，但如果能親自看到去年在聯合國召開的大會，就不會對他們產生疑慮了。經過我一再的強調，舉辦這項活動對我們在國際上的能見度，甚至兩岸關係、整個世界的前瞻性來說，都會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在最後的兩個月期間，才分別朝兩個方向來積極籌備：
　　
　　第一個方向是找場地、邀請參與座談會的貴賓、收集資料、編印議程手冊、安排行程和接待的人員。既然是國際性的會議，為了精簡時間，現場提供有同步翻譯的設備和人員，這在我們法鼓山是第一次經驗，即使是國內的各種國際會議，能有如此的準備，也是不多見的。
　　
　　第二個方向則是編譯一冊具有國際水準的文獻集，那就是《世界宗教領袖的和平宣言》，它的內容有七篇文章、兩篇附錄，都跟世界宗教及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有關。文章包括：(1)高峰會宗旨，(2)高峰會宣言，(3)我在高峰會的主題演講，(4)我在高峰會環保組的演講，(5)我給高峰會「衝突與轉化」組的講稿(6)我在出席高峰會之後寫的回憶錄(7)中華民國立法院將我在高峰會的主題演講詞，列入國會紀錄的七十三位立法委員提案文。至於兩篇附錄則是： (1)〈地球憲章〉（Earth Charter），(2)〈法鼓山人間淨土〉。這本書是由楊慧華菩薩擔任主編，法鼓山國際事務組的常智師及謝安健等擔任中譯英、英譯中的工作，由基金會祕書室總其成。這套文獻，有著精美的印刷和封面，再配以精心設計的錦盒；同時也製作了介紹我在聯合國大會堂和國內外弘講以及指導禪修的CD片。所以讓巴瓦先生感到非常歡喜，並且向我另外索取二十五份，準備分送高峰會的相關宗教領袖。

　六、終於去成了馬來西亞
　　
　　二○○一年上半年我在台灣的四個月期間，活動非常頻繁，除了開會、會客、上課、講開示、改作業、指導論文，同時也主持了一期社會菁英禪七、四十九日的默照禪、社會菁英禪三、一千五百人的皈依大典、一千二百人的菩薩戒、五十四對新人的佛化聯合婚禮，還有為智諭法師主持讚頌會、為傳悔法師主持入殮儀式、為護法會的勸募會員回山新春祝福、新勸募會員授證、兩場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六千悅眾菩薩「成長課程」，引導大家齊心發願：「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來吧！」
　　
　　一直忙到四月下旬，在我返回美國之前，終於抽出五天的時間去了一趟馬來西亞。
　　
　　在十九年前，我就曾應邀訪問馬來西亞，結果到了新加坡，因為害了帶狀皰疹而趕回台灣，未能如願。第二次是在兩年前，當地已經租好了場地，售完了門票，我因為害病，只到了新加坡而未進入與它毗鄰的馬來西亞，使得他們兩度失望，引起了許多怨言。有一位林孝雲女士，先後曾經在台北的農禪寺打過幾次禪七，去年冬天，又到美國參加我的禪七，對於我未能實踐去馬來西亞弘法的諾言，耿耿於懷，一再要求，希望我能騰出時間去馬來西亞走一趟。並且向我建議，不要再先到新加坡或香港才到馬來西亞，否則可能又會節外生枝。後來是由法鼓山護法會美國分會總幹事龔天傑居士，親自先去了一趟馬來西亞，瞭解當地的狀況之後，也積極向我勸說，應該前往訪問。因此就排定了日程，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我終於去了一趟馬來西亞。
　　
　　當消息傳出之後，就有不少台灣的信眾希望組團隨我訪問馬來西亞，因此就由果肇法師、施建昌、廖雲蓮等人成立籌備小組，邀請護法總會的陳嘉男會長擔任團長，周文進擔任副團長，很快的，就有二百八十多位報名，而組成了法鼓山海外聽經弘法團。以上幾位籌備人員之中的施、廖二人，對於組團朝聖護法的運作，已經非常熟悉，所以還是請他們二人負起總責，然後再從團員之中，物色各組的工作人員，例如攝影、車長、總務、財務、交通等的職掌。
　　
　　以往每次組團去大陸、日本、香港，我都會主持幾次的籌備會議，這次一方面我實在是太忙了，抽不出時間來，一方面他們已是識途老馬，我也放心一切的運作由他們自己去自由發揮；甚至於在行前說明會中，我也只是用十分鐘的錄影帶，來向大家鼓勵。結果真的籌備得非常完善，從團員紀念冊內容的周詳細緻，就可以看出要比以往的每一次做得更好；其中收有我的一篇口文，很值得今後組團出國的參考，茲錄如下：
　　
　　聖嚴師父叮嚀語
　　
　　諸位菩薩，我是聖嚴師父，有幾句話與諸位勉勵。我們曾經以團體方式去過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等地，大家是以朝聖的心態隨行，這次到馬來西亞，諸位菩薩跟著我一起走，實際上我不是團長和領隊，我也沒有辦法一路上照顧大家，大家要彼此照顧自己，希望大家能夠把法鼓山的精神，法鼓山的形象，以身作則，用我們萬行菩薩的言行在馬來西亞產生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功能，因此首先要非常重視禮儀、禮貌，穿的衣服，不能隨便，不可花花綠綠，或者各穿各的。也請大家團體行動，不能有太多個人的行動。
　　
　　我們重視環保，所謂環保除了禮儀外，到任何地方不要製造垃圾，不要大聲喧嘩，秩序不要混亂，一路上在上下飛機車輛，不能爭先恐後。吃飯、進旅館、進房間、分床鋪，請大家不要你爭我搶，不要在旅行中產生一些不愉快的狀況，這些可能是因為出門千日好不如在家一日安，特別是一個團體，出門的時候會有許多臨時發生的狀況，要請大家包涵，否則的話就會影響整個團體的形象。我在馬來西亞只有三天時間，讓大家在那邊當作師父親近，能夠把法鼓山的形象留在馬來西亞的就是你們，也可以說我用口說法，你們諸位是用行動來說法，這樣才能將法鼓山的精神，法鼓山的理念傳遞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信眾對我們這次的訪問，抱著非常高的期望，就是盼我們去了以後，能夠將法鼓山的理念在馬來西亞落實推廣。我個人能夠做的是非常有限的，都是要靠諸位菩薩共同來努力，我們才能把這趟任務完成。
　　
　　除了到馬來西亞之外，還有一部分的菩薩要到美國，同樣的狀況在來回美國的路上，以及到了美國，我可能與你們坐同一班飛機，也可能常常與你們不在一起，我沒有辦法每天與你們叮嚀，所以說要請諸位菩薩在行程中，能夠自行作一些對法鼓山理念的介紹，對心五四運動的推廣，對大好年運動的練習。也好像說這次行程不僅僅是聽師父的演講，而是大家能夠共同在一起成長，我想這是最大的收穫、功能，我要拜託大家，感謝大家，祝福大家。阿彌陀佛！
　　
　　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們一行二百八十六人，分搭長榮、中華兩家航空公司的班機，經過四個半小時的飛行，抵達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有當地華僑數十人在機場迎接，他們都是這一場弘法大會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了大會主席丹斯里李金友及陳美雲夫婦顧問、繼程法師、鍾漢源居士、工作委員會主席林孝雲、副主席戚舜琴、總幹事陳和錦、副總幹事黃凱、財務組長溫薪玉、義工組長黃永輝等人。我們被接往距離機場約五十分鐘車程的綠野度假村及皇宮酒店，那都是由李金友居士所經營的兩個觀光旅館。大部分的團員都住在綠野，因為兩場演講、一場座談會以及兩場聯誼會，地點都在綠野度假村及其近旁的綠野國際工商展覽廳；加上一個大型的綠野購物中心和許多的別墅區，構成了一個綠野集團，都是李金友居士所經營的。　　

　　這位李居士才四十多歲，白手起家，原來是一大片產錫的廢礦場，被他購下後，經營成了今天的「綠野」王國。他也深得現任馬來西亞總理瑪哈迪的信任和倚重，因為他對馬國的貢獻很大，所以他是馬國年紀最輕的一位「丹斯里」；那是馬國國王所封的第二等勳爵，相當於侯爵而僅次於王爵的地位。
　　
　　當把行李安頓之後，我就開始接見大批的媒體記者，向他們說明，這一次我是抱著賠罪和懺悔的心情來到馬來西亞，希望大家能夠原諒我，過去兩次因病爽約的罪過。我也讚歎馬來西亞，是一個亞洲地區最安定、最美麗、最友善的多種民族、多元宗教和平相處的國家，所以也希望來這裏向大家學習，同時感謝馬來西亞的佛友們對我這樣殷切的期待。
　　
　　我講了十五分鐘的話之後，僅有一位《慈悲》雜誌的主編提出兩個問題，其他的媒體，則都希望我能給他們個別獨家採訪的機會。由於馬來西亞的華文報紙彼此競爭相當激烈，因此都希望能獨家得到他們所想採訪的內容，這樣一來，我就只好在緊密的行程中插進好多次接受專訪的時間，其中包括了《中國報》、《光明日報》、《南洋商報》、《福報》、《亞洲週刊》等，這也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經驗。以往不論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乃至於歐美等地，招待新聞記者時，從來沒有每一家媒體都要求分別獨家採訪。
　　
　　馬來西亞的面積相當於台灣的十倍，人口數則跟台灣相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馬來的巫族，百分之二十五是華人，百分之五是印度人，華僑人口大約五百多萬，而幾家報紙和雜誌，就是要分食這塊大餅。所以我能體會，而且也願意被接受採訪佛教的消息，這也等於是助我弘揚佛法，當然沒有拒絕的理由。而其中的《中國報》是當地的大報，《福報》和《慈悲》是佛教的兩份專業雜誌，《亞洲週刊》是香港的政論雜誌。我在當地的五天之間，各報社每天都有半版乃至於整版的照片及文字報導，他們把我來到馬來西亞訪問，看做是國際性的重要新聞，因為我在台灣的若干重要消息，都會透過電視媒體，傳到馬來西亞的華人家庭之中。譬如陳水扁總統來看我、和諾貝爾獎得主座談以及剛剛才與金庸對談的消息和鏡頭等，都曾出現在馬來西亞的華文媒體上。
　　
　　四月二十五日，我去訪問了馬來西亞佛教總會的主席寂晃長老，他的道場叫做妙應寺。下午到吉隆坡的近郊八打靈，為法鼓山馬來西亞分會的開幕灑淨。那個地方兩層樓，一共是三千平方英呎，月租是馬幣三千，相當於一千美元。由於馬國的生活水準較低、收入少，所以物價也便宜，和台灣比起來，物價可以相差到兩三倍。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旅館為企業界菁英舉行了一場座談會，到場者有二百多人，由《中國報》的總編輯潘友來先生主持，首先由我以「佛法與企業」為主題演講，半小時之後，就由聽眾自由發問；其中有一位亞洲大趨勢研究所負責人馮久玲女士，所提問的禪與股票，令人印象最深。當時還有人問起如何因應當前經濟的景氣下滑以及高失業率的危機，我說要將逆境視為助緣，在成功時要有失敗的準備，在下坡時要作上坡的準備，如果沒有勇氣面對危機，才是最大的危機。當天說的這幾句話，就都成了次日各報的大標題。

　二十七日的白天，我接受了《福報》和《亞洲週刊》的獨家訪問，下午參觀了當地的超級商場。《亞洲週刊》是香港一份政論及時事的著名刊物，行銷全球華人社會，它的駐馬特派員祝家華，為我寫的專訪，於五月七日刊出，現在照錄如下：
　　
　　現年七十一歲的聖嚴法師，祖籍江蘇人，是台灣法鼓山創辦人。法師多年來解行雙修，除了指導坐禪，並著書用現代語言詮釋佛法，更在國內外開設多個道場，從早期農禪寺、中華佛學研究所，到法鼓山文教事業，包括美國禪修中心，台灣法鼓僧伽大學、法鼓大學、法鼓文化公司。
　　
　　聖嚴法師十四歲出家，稍後隨軍來台度過十年的軍旅生涯，三十歲二度出家後閉關六年，並到日本留學六年，成為台灣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出家人。法師在佛學學術有成，著作等身，但是他在日本求學就發願「要作大宗教家，不作宗教學者」；因此法鼓山的弘願是從事「大學院教育、大關懷教育、大普化教育」。聖嚴法師去年八月受邀到聯合國出席「千禧年世界宗教與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也頻頻出席宗教和科技、環保等會議。
　　
　　聖嚴法師四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到大馬弘法，引起熱烈迴響。他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暢談佛法如何面對科技、複製人、政教合一、法輪功等問題，法師說：「佛法救世是救完整的地球生態環境，救人不只是眼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永遠的人。」以下是訪談的內容摘要：
　　
　　問：當今人類雖然科技進步神速，但是面對的問題卻更多，如環保危機、道德淪喪、政治混亂等，人類的文明是否生病了呢？
　　
　　答：文明和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如果單單從科技文明來看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我們的文明的確害病了。但是，現在也有很多新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以及宗教家等，已經警覺到物質文明的危機，他們都在思考如何從物質文明回頭。科技物質文明只是帶來生活工具的便利，對於甚麼是快樂、平安以及幸福，現在這些價值觀混淆了。因此，物質工具的便利不能提高生活的品質，生活品質要精神文明的開發、體驗以及實踐。如果生活環境、價值觀混亂，生活在裏頭的人們就不快樂，緊張以及恐懼。工具越多，帶來危機也多，欲望更強，所以必須精神文明的平衡。二十一世紀的新文化就是要科技和人文的結合。科技的發展帶動經濟的成長，不一定沒有好處，問題在人們的價值觀。人的價值觀就和宗教信仰有關係。一些目前的救世、環保等概念很模糊，佛法講環保是說救地球完整的生態環境，救人不只是眼前個人，而是永遠的人。如果人的價值只是眼前的人，為了自己，那就太自私了，我們救人救世救地球，要將時間放在長遠來看。
　　
　　問：雖然人類進入科技資訊世紀，但是人類對自我的認識還是很缺乏，譬如人們如何思考、記憶等還不太清楚，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答：幾乎我們每個人的眼睛都往外看，我們花很多時間在研究外在的社會、環境和他人，但是比較少研究自己。我們應該多觀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思想和人格，一般上我們都不太清楚。但是，我們內心潛在的邪惡念頭，常常不願意承認或看清楚，這些念頭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的人格，因此我們傷害了別人也不知道，這就需要宗教的修養，就是反省的能力，但是我們都很少做，有時做錯事而不願意承認。
　　
　　問：基因工程進展神速，複製人的出現指日可待，這些基因科技對人類的自我認識有幫助嗎？佛法如何看待複製人？
　　
　　答：我對基因工程不太了解，目前還在發展中。現在的技術只是用在複製動物，像羊牛狗，還沒有複製人。將來這些複製基因工程，可能會產生基因的突變，而這突變是病變，現在複製動物還可以控制，複製人的問題就很多。以佛法來說，人的轉世是看人的願力及業力，怎樣的業力轉怎樣的世，就是佛法說的因緣，以佛法的立場來說，我們沒有反對複製人，只是希望在沒有十分把握之前，不要複製人，不然可能會對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以佛法來說，複製人長相是一樣，但是轉世的神識不一樣，是另一個生命，人的神識不能分割，所以說複製科學家就是同樣的科學家，那是不可能的。
　　
　　問：宗教教育雖然很重要，但是當前的教育制度沒有宗教教育，教育體系出現甚麼問題？
　　
　　答：現在社會是多元化的社會，要用政治的力量通過政令使學校來教授特定的宗教教育，目前是行不通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宗教學的課程，讓孩子們瞭解宗教信仰是有用的，我們需要健康的宗教教育，要以人的立場說明宗教，如果從神或靈的立場來思考宗教，就會有大的差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需要宗教，政府要提倡健康的宗教教育，宗教師要努力傳教，把宗教融入生活。
　　
　　問：近當代以來，宗教逐漸復興，尤其是回教通過政教合一，影響迅速擴大，像阿富汗的滅佛像，過去阿富汗和東南亞都是佛教聖地，如今都是回教為主地區，佛教是否消極呢？
　　
　　答：回教勢力通過政治力量迅速擴大或侵略，現在社會是不會發生的。阿富汗是蠻幹才會那樣。現在的世界潮流是宗教自由，幾乎每個國家都是以宗教信仰自由立憲的。一些阿拉伯國家雖然政權很強，但是政治和宗教領袖不完全一樣，所以慢慢也會逐漸政教分離。佛教認為政教分離是好的，因為佛教是來分享、奉獻的，因此別人不會害怕變成佛教徒，不會恐懼佛教，政府也不會擔心佛教來奪權。佛教徒不消極，不是任人宰割，最壞是逃走。
　　
　　問：中國大陸的佛教在衰退，但是佛法曾經興隆，也已經融入中華文化，是否中華文化哪裡出了問題？鎮壓法輪功是否對呢？
　　
　　答：這要看如何來看？短期來說，可以是危機，但是從長期來看，好的東西會在磨難後留下來。中國過去的歷史上也有過幾次滅佛，有很長時間、也有很短時間的。大陸佛教的破壞，主要是在文革破四舊時期，當時所有的宗教都被破壞，過後慢慢在恢復。中共不是怕宗教，而是怕宗教徒變成大集團的群眾運動，有組織的宗教集團會影響政治的穩定，怕宗教的群眾鬧事。將來政治越來越開明，宗教活動就不會太受限制。過去二、三十年前的台灣也是這樣，宗教徒不能辦大集會，解嚴之後才開放。法輪功的問題要從甚麼立場看，如果像香港的中立立場，就沒有問題。我是從局外人看，不能說好或不好，對真正的佛教徒來說，沒有影響，因為他們知道甚麼是正信的佛教，法輪功用了佛教的「法輪」兩個字，雖不是佛教，沒有關係的，佛教界應該擔心的是有沒有好的人才去宣傳和弘揚佛法。

問：法鼓大學何時開課？你對佛教事業有怎樣的宏願？
　　
　　答：法鼓大學兩年後正式開課，僧學部今年將開學。法鼓大學將以十二系九個研究所為目標，學生人數是四千人左右，是理論和實踐並重的精緻大學。我沒有甚麼宏願，只是在「盡形壽，獻生命。」
　　
　　至於我的兩場大型演講，二十六日晚上的講題是「修行在紅塵」，我本來準備了滿多的資料，結果一點也沒用上，只是把人間佛教由人成佛的方法和道理，向大家做了介紹，並且說明修行佛法有五個層次，是以人天善法為基礎，如果加上解脫道及菩薩道就能成佛了。解脫道就是聲聞和緣覺，聲聞三生六十劫可以解脫成阿羅漢，緣覺四生一百劫成辟支佛，菩薩三祇百劫而成佛，加起來一共是五個層次。而菩薩道則必須具備人天善法的五戒十善，和解脫道的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以及菩薩道的六度萬行。我請大家不要誤會，認為解脫道只有出家人才能修，事實上，任何一個層次，不論是出家或是在家，都可以修的，所以叫作「修行在紅塵」。
　　
　　二十七日晚上演講的主題為「聖嚴法師說禪」。我將次第禪定和中國的禪法做了簡略的介紹，然後把我們初級禪訓班的課程，濃縮成一個小時，為大家介紹打坐的基本方法，以及如何將禪修的方法和觀念，用在平常生活之中。
　　
　　這兩個晚上，每晚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聽眾六、七千人，即使是在台灣，也可算是不尋常的，這使我相當的意外，馬來西亞的華人佛教徒居然會有這麼多，而且其中半數以上的聽眾，都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聽說其中有不少的人，都看過我的一、兩種著作。那兩晚的聽眾之中，有幾位是當地華人界的領袖人士，除了李金友夫婦，尚有拿督（爵位）黃家泉及胡亞橋、部長林時清及黃家定、華人婦女總會的會長陳真達、中華民國駐馬代表處祕書紀小雲。演講結束之後，當場原地為全部的聽眾說三皈五戒，最初登記皈依的只有四十幾位，念完三皈五戒詞之後，竟然有八百多位來填寫皈依表，希望得到法名，這也大大出乎主辦單位的意料之外。
　　
　　我的馬來西亞弘法之行，就在大家依依不捨的情況下落幕，但是林孝雲與當地護法信眾他們的工作，卻是才要正式開始，我真要感恩他們，所以要在這裡說一聲：「謝謝你們！願護法龍天，十方三寶，保佑你們！」

七、台灣信眾組團到美國探源
　　
　　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馬來西亞弘法結束回到了台灣之後，二十九日又有一個八十人的護法團隨我飛到美國，在象岡道場為他們舉行二日禪修的活動。這些人多半沒有去馬來西亞，而是專程來到美國，所以二者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是組團隨我去作聽眾，後者則是為了要看看法鼓山的美國道場，究竟長成什麼樣子。
　　
　　說起象岡道場，我要追溯一下我在美國弘法的過程。一九七五年底到了美國，一九七七年在美國佛教會主持了生平第一次禪七，以後又陸續主持了幾次，禪眾多數是西方青年，只有二、三位是中國人；一九七九年在紐約皇后區成立禪中心，一九八七年禪中心遷至更大的現址，前後都以「東初禪寺」為中文命名；一九九七年在紐約上州成立了「象岡道場」，英文名稱是Dharma Drum Mountain Buddhist Association（法鼓山佛教會）。
　　
　　象岡道場距離市區兩個小時車程，原來叫作矮松林（Pine Bush），我們先購進了八十多英畝，到一九九九年增購毗鄰的三十多英畝。那是一個平緩的丘陵地山坡，背後躺著一座綿亙數英哩的山峰，印第安語稱它為Shawangank，意思是「白色的山」，因為整座山的石頭都是白色的石灰岩，而且遠看山峰的形狀，有一點像象的鼻子，又像是象的背脊，所以取它的譯音和形狀，將中文名為「象岡道場」。它雖然沒有什麼好的地理形勢，卻也差強人意，其左側有一方湖泊，約五、六英畝大小，本來是一個溪流形成的山谷，不知道是哪一年有人在它的出口處築起一個水壩，就成了半天然半人工的小湖，終年都有山泉從遠處流入，又從壩的下方形成瀑布，再流至下游的溪中，然後在道場的正前方迂迴後，蜿蜒流向遠方的平原。

　這個地方一年四季的景色，變化非常明顯：隆冬的雪景，春天的嫩綠，夏天的濃蔭，秋天的紅葉；再加上有幾百種鳴禽，棲息在周圍的原始林中；其他還有野鹿、浣熊、美洲熊、水獺、加拿大鵝、野火雞、土撥鼠；當然，也有松鼠、烏龜、蛇、青蛙、螢火蟲等，因為沒有人會傷害牠們，所以跟人滿接近的。我經常喜歡在林間的小徑上散步，偶爾會想起《湖濱散記》這本書，作者提到了在林間、湖畔的生活體驗，又看到了一年四季生滅榮枯等變化的幻景，這在市區是無法體會到的。有時候，我會在湖邊溪旁的樹下，聆聽水聲、風聲、鳥聲，漸漸就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和時空的感覺，所以我是非常喜歡那個地方的。
　　
　　象岡道場原來是天主教女青年會的夏令營，後來教會的勢力漸漸式微，就把它分割開，出售作為住宅及度假的旅館，由於旅館生意清淡，維持困難，才向房地產市場推出。最初出價頗高，談了兩年都未能成交，本來他們開價美金九十萬，後來議價到六十五萬成交，這樣的價格應該算是公道的。可是，原先雖然有餐廳、活動中心、宿舍以及六個木棚，但是只有一棟宿舍是可以實際使用的，其他的都沒有暖氣的設備，秋冬兩季就不能辦任何活動了。於是我們就不得不在原來的齋堂和活動中心，加裝暖氣設備，也把牆壁、窗戶徹底換新，以防止冷風內襲，並且把餐廳改作禪堂，活動中心作為齋堂。
　　
　　同時我們也請到一位建築師，為我們進行禪堂整建和加建的設計。一九九九年工程發包，原本預定半年完成，結果由於我們不懂法律，也不懂工程，受到承包商一再的玩弄花樣，增加預算，拖延工期。再加上建築師是一位唯美主義者，希望完成他理想中的作品，沒有預算的概念，一再變更設計；沒有考慮到我們的成本和希望早日完工的迫切感。因此，一拖再拖，工程才完成了三分之二，預算卻已超支了四分之一。直到今年（二○○一年）三月，好在來了一位常忍居士，為我們循法律途徑，和承包商解除了合約，現在正在委託另外一位承包商來收拾殘局，完成未竣的工程。所以當台灣的訪問團來到象岡時，只能透過窗戶，向內看到施工中的新禪堂。至於齋堂，則是一屋數用，當做是吃飯、打坐、開會，以及男眾的寮房；另外一棟宿舍，也僅僅可供女眾住宿之用。
　　
　　打從他們到了美國的第一天，看到座落在市區的東初禪寺，是那麼的簡單，連師父的小房間在內，都沒有床舖。到了象岡之後，發現他們也必須用自己攜帶的睡袋席地而臥，不僅沒有床鋪，沒有套房，甚至也需要睡在客廳的地板上。
　　
　　因此就有人問：「師父在美國，為什麼會這樣的簡陋窮困。」我說：「因為不可能向美國人募到多少錢，我們辦活動收的費用，只能夠支付活動本身，其他都是靠零星的捐款。到現在為止，在經濟方面支援我們比較大額款項，累計超過一萬美金以上的，大概不會多於三十個人。其中也只有一位是支持較多的，我們每次增購房屋，都是向他無息貸款，然後由他分月捐款，我們再分別開出收據，直到他的捐款全數抵了我們的借款，就算結帳。我們也不敢予取予求，所以經常都在捉襟見肘的狀況下，慢慢的經營和發展。原則上，我們絕對不用台灣的捐款來支援美國的道場，相反的，倒是我們會將美國募得的款項寄回台灣，作為法鼓山的建築費用。
　　
　　這使得台灣來的信眾們非常感動，有的希望能夠給象岡布施不足的工程費用，卻被我婉言拒絕。目的是不希望因此而影響台灣所需要的募款情況，更不希望向同樣的信眾重複募款，以致造成他們太重的負擔，同時也希望美國道場能夠在艱苦的狀況下，自給自足；因為我知道，道場經常沒有錢才是最健康的，而我這個人就是在這種狀況下走過來的。　

　　我在象岡道場的禪堂告訴他們，這次的美國之行，應該是為法鼓山尋根，這使得大家感到相當驚訝，但卻又是事實，所以大家都覺得是不虛此行。尤其我也帶他們到莊嚴寺，拜訪了沈家楨居士，他們並且異口同聲向沈老說了一句非常感恩的話：「謝謝沈老居士，給了我們這麼好的一位師父。」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我告訴他們諸位，到美國這裏，才是真正的探源之行，那是因為當我留學日本的時候，在經費上支持我最多的人，是在美國的沈家楨先生。我在日本學成之後，並沒有引起國內對我的重視，但是卻被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先生聘請到了紐約，擔任大覺寺住持及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同時學習英語，開始在美國弘揚佛法，然後完成初級、中級、高級的禪修課程和禪七的模式，帶回了台灣，才被肯定接受而發展成今天台灣也有推廣禪修的空間。
　　
　　我也是先到了美國，才被國內文化大學聘請擔任佛學研究所所長；經過改良的菩薩戒授戒儀範，也是我先在美國東初禪寺開始傳授的；四十九天的默照禪七，亦由象岡道場奠定其內容。即使是「法鼓山」的命名，也是一九八二年我先在美國成立了法鼓出版社（Dharma Drum Publications），到一九八九年，才有台灣法鼓山的那塊土地和我們現在的團體。因此我要說，他們是來美國為法鼓山作探源之旅的，這使他們感到此行的意義，真的不同尋常了。

　八、聖嚴人文獎的始末
　　
　　從二○○一年五月初到七月初的兩個月時間，我在美國也非常的忙碌。除了每週日在東初禪寺講經，每週五晚上有中英文佛學講師訓練的課程，還主持了兩個為期十四天的禪七，同時也完成了一冊約十萬字的《天台心鑰-教觀綱宗貫註》。此外為了籌畫設立一個國際性的「聖嚴人文獎」，而去了總部設立在美國紐約的羅德泛國際公關公司（Ruder Finn,Inc.），與他們的總裁大衛．藩（David Finn）及其身為副總裁的女兒迪娜．梅瑞恩，舉行了幾次原則性的會議，讓他們瞭解我們要設立這個獎項的性質、宗旨和目的。
　　
　　他們感到非常的興奮，因為我們希望以法鼓山正在推動的心靈環保，來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作為對於全世界的人文關懷，所以他們願意全力協助。同時我也告訴他們，初步的計畫是每年頒發一名美金五十萬元的獎金，其意義和重要性，不僅僅是在獎金，而是在於讓受獎者，感受到這是一份非常難得的光榮。尤其希望藉此頒獎活動，引起全世界對於人文關懷的普遍重視和持久推廣，以期帶來全球性的人類平安和永續性的生態保護。
　　
　　在第二次的會議中，這家國際公關公司，向我提出了一張頒獎的工作流程及時間表，希望到西元二○○三年，能夠藉聯合國的大廳舉行首屆頒獎典禮。然而此時我們台灣法鼓山基金會的公關文宣室以及幾位公關顧問，卻主張要我踩煞車，因為他們開了幾次會議，將評估的結果，傳真給我建言，每次都是要求我終止這項計畫。他們的理由有兩點：第一，這個獎項最好先從台灣做起，因為捐款人是在台灣，應該對台灣這塊土地多盡一些心力；第二，聽說這家國際公關公司要求的服務費用之高是很嚇人的，可能會是天價，不是我們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所能負擔得起的，而且預期的效果也不一定能夠得到。
　　
　　在第三次會議時，羅德泛公關公司列出了一張籌備工作經費的預算表，倒是相當保守，而且讓我們有能力接受。因此，我於九月二十七日在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的董事會中，提出了這項議案的報告，獲得全體董事們的一致通過，並建議我下一次到紐約的時候，就可以帶著一位有會計師背景的董事為代表，跟羅德泛公關公司進行工作合約的簽署了。
　　
　　但是，就在這幾個月之間，台灣和美國乃至於全世界都發生了幾次的大災難，這包括了七月三十一日台灣的桃芝颱風，它造成花蓮縣及南投縣兩個地區的和重創；九月十七日的納莉颱風，又造成台灣全面性的水患和土石流大災害；九月十一日美國紐約的曼哈頓，發生了中東恐怖份子劫機事件，撞損了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子星大樓，華盛頓五角大廈也被撞毀了一小部分，因此使得全球震驚，美國的小布希總統，立即宣布說，這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世界性戰爭。
　　
　　十月上旬，美國便開始對藏匿回教恐怖組織首領賓拉登的阿富汗，發動大規模的飛彈及飛機空襲轟炸，接著全美又遭受炭疽熱病菌的郵件攻擊，全國都被籠罩在驚疑的氣氛之中。再加上台灣以及大陸之間的關係，也持續在互不信任之中，所以我就考慮到，這項世界性的「聖嚴人文獎」的推出時機，應該尚未成熟。到了十一月上旬，我就通知羅德泛公關公司，暫時擱下這項計畫了。
　　
　　這個獎項其實已經醞釀了兩年，目的是為了把法鼓山的理念以及我正在推動的心靈環保與世界接軌，與全人類分享。最早就有人提議獎項的名目最好是用我的名字，譬如像諾貝爾獎、洛克菲勒獎、和田獎、麥克塞塞獎等都是用人名，但我總覺得不太妥當，因為捐款人不是我，如果用他人的捐款而讓我來出名，豈不成了沽名釣譽、甚至是欺世盜名。特別是我本人就主持這項獎金的籌募和頒發，縱然無人批評，自己也覺得應該避嫌。因此曾有人建議，稱其為「世紀人文獎」、「台灣人文獎」、「東方人文獎」或「世界人文獎」等，最後我同意採用「世紀人文獎」這個名稱。可是當我跟羅德泛公關公司的正、副總裁請教之後，他們仍然建議我採用「聖嚴人文獎」。因緣就是如此，我決定將這個獎項暫時停止進行了。雖然捐款人施炳煌和吳宜嬅夫婦已委託我全權處理，但我還是覺得在今天這樣的時機，應該要重新思考才對。

 

九、桃芝颱風
　　
　　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凌晨，南投和花蓮地區因為桃芝颱風的過境，造成慘重的災情，除了財產的損失，死亡和失蹤的人數超過二百一十四位，這是由於一九九九年台灣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山坡的土質鬆動，一遇到大雨，幾乎每一條山谷的溪流，都成了宣洩土石流的河道。颱災發生後，我們法鼓山便立即成立了救災協調指揮中心。
　　
　　八月一日，我親自到了花蓮縣的災區訪問，那是萬榮鄉的見晴村、光復鄉的大興村以及鳳林鄉的榮民醫院。除了慰問災民，探視災情，也為罹難者祈福，很巧的，在榮民醫院罹難者遺體的停放處，遇到了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
　　
　　當天晚上，我在法鼓山花蓮辦事處，宣布成立全省第六個「安心服務站」，以便繼續為花蓮地區的災民服務，為他們做心靈的重建工作。其他的五個安心服務站，則是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分別成立在南投及台中地區，直到過了兩年的今天，仍然在為災區的民眾，做著心靈撫慰的服務。
　　
　　八月二日，由數位僧俗弟子，包括果東師、花蓮港警所副局長陳治明、花蓮師院前任校長陳伯璋等陪同下，我到南投災區訪問竹山鎮的秀林里和延正里，最嚴重的是延正里的木屐寮，幾個村落已被沖毀，成了一片零亂的河床。在那裡已看不到任何一間房屋，只見到幾台怪手，像大海撈針似地在那兒挖掘，希望尋找到罹難者的遺體。其實這是非常的渺茫，因為根本不知道究竟那些遺體是被洪水挾帶而下的土石流沖到哪兒去了，或者被土石流掩埋在數公尺深的什麼地方了，當時只見一片空空蕩蕩的河谷，劫後的亂石堆和灰沙土，形成了悲慘肅殺的景象，我只有在那兒為倖存者祝福，也為那些罹難者祈禱。

　我正在延正里災區現場探問災民之時，有一位年輕人陪著他父親，非常激動地向我傾訴：他家於九二一地震中，已傾家蕩產，兩年來借錢經營蔬菜農場，又被土石流沖刷一空，老天為何如此的無情？他家也未做惡事！我只有告訴他：我自己就是從一次又一次天災及兵災之中走過來的，只要尚有命在，災難的痛苦，會使我們歷練得更為堅強。那青年聽畢，心情頓時緩和下來。

就在同一個時地，有一位穿著法鼓山義工服的中年女士，拿著一張報紙告訴我說，報載的圖片及故事就是她的家，那個家，便是在延正里的河谷上游地點，在一夕之間都化為烏有，如今已是一片荒郊亂石。我問她：「既是受災戶，怎麼也隨著我來救災呢？」她回說：「房屋沒有了，人都還平安，現在不參加救災，就沒有感恩的機會了。」
　　
　　下午我們驅車到了水里鄉的鄉公所，那是在山區之中的一條小街，我希望去訪問災區的現場，卻由於時間已經不早，而且山區隨時可能會下雨，再加上道路已是柔腸寸斷，為了不讓我涉險，當地人都勸我不要深入災區，這還包括了水里鄉以及信義鄉的兩位鄉長，都希望我等到道路暢通時再來。
　　
　　到了八月七日，我還是放心不下，又率領了幾位弟子，第二度到達南投的水里鄉和信義鄉，幸虧那一天我有兩位居士護法，一位是張葆樺，她跟當地的青年救國團和張老師的組織關係非常密切和熟悉；另外一位則是楊蓓，因為她的先生是在警界服務的高級警官，與在災區服務的警察機構和救難機構負責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因此我們一到水里鄉，就坐上了警察車，並且由救難隊帶路。當我們經過信義鄉拜會鄉長和民政課長時，他們都說道路還無法通車，山邊原有的道路，已被大水沖刷得不見蹤影，只要一入災區就沒有車道，正由工程單位和國軍，在趕著搶修出一條穿越溪谷的便道，而且只要上游的山區一陣大雨，山谷的溪水馬上暴漲。以我這麼大年齡的老和尚，到山地災區跋山涉水，不僅是冒險，根本就是有危險。但是我說：「只要有人能到的地方，我一定要去，車子能夠開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我能步行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吧！」
　　
　　結果真的讓我如願以償，我們的車子顛顛簸簸的，從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發，由法鼓山台中安心服務站鍾金雄站長，會同救難協會的宋先生和公園管理處警察大隊的曹先生，並派了黃先生和陳先生兩位警員，再加上青年救國團的卓先生，一共三輛車，陪我們到了發生災情的幾個地方，包括水里鄉的新山、郡坑、上安，和信義鄉的筆石、同富、久美，每一個有人罹難失蹤的地方，我們都會停下來慰問他們的遺屬，以及為亡者誦念祈福。
　　
　　這一路上，看到最慘的景象就是筆石，幾個村落都被土石流在剎那之間夷為平地，在那兒只看到兩位罹難者的家屬，站在亂石堆中默默的焚燒紙錢，我就越過了亂石和水道去慰問他們。他們兩位都住在台北，其中有一位先生，他住在筆石的十一位家人全部失蹤，正在燒冥紙的地方就是他原來的家，現在已是堆滿了亂石的河床，我要送他慰問金，他跪下來感恩的說他家屬的遺體也沒找到，有了錢也沒用，現在更需要錢的，是還活著而已無家可歸的人了。
　　
　　現場除了工程人員在搶修道路，只見到一台怪手，在非常無奈和無助的狀況下，尋尋覓覓地希望挖掘到罹難者的遺體。但是偌大的一片災區，又如何能知道哪兒有被土石流埋葬的遺體呢？所以我安慰和鼓勵那位怪手的司機，要他默念「阿彌陀佛」，一邊是為往生者祈福，一邊也為他自己安心，說不定會有感應，讓他找到失蹤了的遺體。
　　
　　在上安村的地方，有一戶臨溪而住的人家，聽說有兩位老人家住在二樓，當土石流奔騰而下的時候，就把這戶人家一、二樓的牆壁沖潰，只剩下柱架及二樓的樓板，二個老人不見了，樓板上留下來的是一塊和房間差不多大小的石頭，這可以想像當時的土石流是多麼的凶猛可怕，據說那兩位老人家的遺體到現在也還沒有找到。
　　
　　在新山村的街上見到一戶人家，由於山上沖瀉而下的土石流，撞進了他們的地下室，當時正好有一對青年夫婦在地下室工作，所以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瞬息間就被土石流活埋在地下室了，這已不是用「驚心動魄」這四個字可以形容的了。

　　在久美村有幾戶人家，本來是臨溪而住，那真是世外桃源，幽靜而又便利，結果這次颱風所帶來的土石流，不僅僅房子被沖掉，連地基也都給沖刷得無影無蹤，住在屋中的人當然也都失蹤了。據說這不是一夕之間的事，根本就是發生在眨眼之間的事。
　　
　　其中有兩個例子，可以值得後人借鏡學習的：
　　
　　第一個例子發生在花蓮縣的見晴村，那是個山地原住民部落，以及在南投縣竹山鎮秀林里的一個非常秀麗的山村。這兩個地方都曾經歷過兩次或三次土石流的災難，他們的村長和里長對於颱風過境時所可能帶來的土石流，已經有了高度的警覺心，所以這次桃芝颱風帶來大量的雨水時，就挨家挨戶呼籲村民避難至比較安全的地方，因此這兩個村里雖然房子裡全部都是土石流，或者一樓已遭土石流埋沒，但是並沒有人員傷亡。
　　
　　另外一個例子則發生在南投水里鄉，有一戶人家的屋主，發現家裡地面本來是有大量的雨水進入，突然間進水中斷了，他就預感大禍馬上就要臨頭，雖然外邊正在下著傾盆大雨，還是立即帶著大人小孩離開那棟房子，往高處的山坡躲避，當他們才逃到山坡上站定，他們的家已經被土石流一下子沖擊得消失在滔滔的黃水之中。原因是當他家裏的水流停止時，正好是屋後的溪流被山上滾下的大量石塊堵住，形成了臨時的水壩，當水量越來越多時，就會潰堤而下，形成了滔滔的洪流。如果這位先生沒有常識，就不會有這個警戒心，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經過了九二一大地震，這一次又見到桃芝颱風所帶來的災難慘狀，都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得的人生閱歷，佛說「國土危脆，世事無常」，這就是現成的教材。我總覺得，這麼多人受到災難，而我自己還很安全，不但沒有為自己慶幸，倒覺得非常的罪過，這應該是我們這個時代、這個環境之中，人間大眾的共業招感，卻讓那些人代替我們罹難。所以任何地方一遇到災難，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去慰問他們的家屬，請他們用佛法安心，同時也用佛法來為罹難者祈福，願他們平安的離開人間，求生佛國淨土。

一○、納莉颱風和象神感應
　　
　　桃芝颱風給台灣造成的災害，還沒有等到喘息的機會，接著九月十七日納莉颱風又從台北登陸，這是在大家的記憶中不曾有過的怪颱，它只是一個輕度颱風，風速每小時也只有三至六公里，可是它在外海盤旋遊走了好幾天，在台灣的東北方海面進進出出、來來去去、扭扭拐拐好幾趟，所以攝取了大量的水氣，登陸之後又慢吞吞地移動，連續降下了空前的雨量。依據基隆市的記錄，平常要下一年的雨水，竟在十七、十八日兩天之中就超過了；也可以說，在兩天之中，下了比平常一年的雨量還要多，豈能不造成災害。
　　
　　通常形容暴雨為傾盆大雨，而這次我所見到的，根本就像是連續不斷的瀑布，從空中鋪天蓋地的傾瀉而下，在雨中行走之時的能見度，比濃霧還低，撐起雨傘，根本擋不住雨水的沖擊力。所以在一天之間，大台北地區到處都是一片汪洋，基隆、汐止、內湖的淹水深度高達二樓，而台北捷運的地下隧道，都變成海水倒灌及雨水奔騰的洩洪道了。此次單是在台北市區，就有約六千多棟大樓的地下室進水，三十七萬多戶停電，九十一萬多戶斷水。
　　
　　位在台北市關渡平原的農禪寺，也是淪於一片澤國之中。我們的房子本來就不高，淹泡在水中之後顯得更低，所以當我出外關懷時，必須要坐著橡皮筏，並且穿上高及胸部的連靴塑膠衣褲，在水中行走的感覺，就好像是在游泳，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驗。記得在五、六年前，賀伯颱風所造成的水災，還沒有這一次嚴重，但由於有過那次經驗，這一次農禪寺全體動員，預先把所有的物品都架高起來，所以損失不多。
　　
　　但是廚房的鍋灶仍然被淹沒在水中，必須在大殿後方架起臨時的鍋爐，在水中炊煮麵條，除了供應寺內的住眾，也接濟周遭的鄰居。同時，由全體住眾與數百位義工菩薩，每天做出六千個素食便當，派專人分送到台北市嚴重的受災戶，以及在災區救災的市府人員和國軍官兵，這項為災區提供飲食的救援工作，一直延續到九月二十二日，才告終止，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的經驗。雖然在這場水患中死亡和失蹤的人數只有一百多位，卻是台北市百年未見的一次大水患。

我們法鼓山的會員大部分是住在大台北地區，雖然多多少少有一些損失，所幸人員全部平安，不僅能照顧自己，還能夠在此次水患之中全力以赴的照顧鄰里災民，出錢出力，參與全面的救災活動。有幾個例子非常值得讚歎，那就是內湖地區的李謀塗居士，他住的樓下一層全部進水，同樣也是斷炊的受災戶，但他為了幫助鄰里的受災戶解決飲食問題，就設法涉水買了炒麵，一家一家的分送。
　　
　　另有一位住在台北的居士，他自家地下室進水，就去中南部向朋友借來抽水馬達，還多借了幾台，分別轉借給其他的大樓使用，協助他們把地下室的積水抽出。
　　
　　還有一位是家住台中東勢法鼓山安心服務站附近的黃居士，在納莉颱風水患期間，由於台北缺少蔬菜，所以每天從東勢收集了當地信眾們供養的各種瓜果蔬菜，以小貨車送交到台北農禪寺，給我們做成便當，救濟各戶嗷嗷待哺的災民。
　　
　　此外尚有許多的會員，先把自家庭院中的水漬物品、垃圾、污泥等收拾乾淨之後，就幫助鄰居清理家園，以及跨區支援其他的受災戶清洗環境；也有我們助念團的菩薩，日以繼夜的奔走在醫院、殯儀館以及罹難者和失蹤者的家庭之間，作慰訪助念的服務。正好法鼓山的慈善基金會也已訓練了一批慰訪員，這陣子就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從以上種種例子可以知道，如果能夠把大悲願心投入救人濟世的工作，自己的身心一定是健康的、平安的，縱然也是處身於災區的受災戶，但在心靈和精神面的成長，卻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佛說菩薩道要在眾生群中求，我也常說，菩薩若要救苦救難，往往是先從受苦受難之中走過來的。基於這個信念，我也時常以之勉勵自己，並勉勵大眾，要學習著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忍能忍，才是標準的菩薩行，三世諸佛成佛，也都是從歷劫的菩薩行中走過來的。可惜中國所謂的大乘佛教徒，多半有兩種心態，一是希望自己速疾成就，趕快成佛，追求所謂「即身成佛、立地成佛」，未想發大悲心救助眾生，實際上那是自私鬼，豈能成佛；另外一種則認為，只要懂得佛學的名相和道理越多，就等於是修行越好，結果卻是紙上談兵，不切實際。這兩類人都是與人無益，與世無用，對他們自己也無實利，這既不是解脫道，也不是菩薩道，乃為似是而非的假佛教徒。
　　
　　在這次水患期間，我們法鼓山的僧俗四眾，幾乎挨家挨戶去為罹難者及失蹤者的家庭做慰訪，除了心理上的幫助，也在物質上提供了適當的援助。我們分別在台北市、台北縣和基隆市的殯儀館，為亡者舉辦了佛化聯合奠祭典禮。十月一日是農曆的八月十五中秋節，我們原本預定要在法鼓山舉辦擴大的中秋聯誼晚會，便臨時改變為三時繫念的大法會，為台灣水災及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中罹難的菩薩們超度，並為國內外全體眾生消災祈福。通常，參加中秋晚會的人數最多五、六百人，而當天的三時繫念法會，參加共修的卻有三千多人。
　　
　　對於那些罹難者及失蹤者的感受和想法，我發表了兩篇短文，以及一篇祝禱詞，茲錄其中之要點如下：
　　
　　我深切感受到，災難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息息相關的。因為這塊土地是我們大家所共同居住的，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災難，都是彼此互相關連的，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照顧災區災情的責任。
　　
　　有人認為，受難的災民是由於造了惡業，自作自受。這是錯誤的！這場大災難，其實是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共同的業力招感，卻由災區的民眾為我們承受了，我們應該抱有慚愧及感恩的心。而他們如同菩薩的示現，更是為了激發我們的慈悲心，讓我們提高警覺，反省檢討，知道今後該如何防災，進一步思考該如何與環境和諧共處。生命是無限光輝的延伸，人生是無數任務的一站。肉體的生命雖都是無常的，功德的慧命卻又是永續的。在災難中失去生命的人們，都是現身說法的菩薩，都是教導後人的老師。
　　
　　因此，颱風所帶來大水患，看起來也有正負兩面，負面就是人員的傷亡和財物的損失，正面則是得到了寶貴的經驗，並且喚起了大眾的愛心。許多人原來不知道自己可以做菩薩，更不能肯定其他的人就是菩薩，經過災難的考驗之後，就可以發現每一個人的內心，都存有菩薩的慈悲種子。對於法鼓山來說，我們因此而要感恩的事情太多了，對信眾們的熱忱，以及社會人士對我們的期待和勉勵，我們雖然做得不夠多也不夠好，但是在許多的災區都可以看到我們法鼓山的義工群，在媒體上也頻頻出現法鼓山在各災區做救災服務的消息報導。
　　
　　颱風對台灣來講，雖然每次都有損失，也並不完全沒有好處，譬如說台灣是一個島嶼，沒有內陸腹地的大湖泊，也沒有高山大川的水資源，如果一年乾旱下來，或者兩年沒有颱風，台灣不僅農田都成龜裂的焦土，連飲用的水源也會枯竭。如果要求永遠風調雨順，吹的風都是和熙的春風，下的雨都是適量的及時雨，只有利益而沒有傷害，那恐怕很難得了。

　對我們金山的法鼓山來講，似乎每次颱風都會造成一些損失，但也不是全無好處。譬如說，兩條溪流的駁坎，每一次颱風過後，總有一些地方需要花錢填補整修。特別是去年十月的象神颱風，使我們花了大筆的金錢，做睦鄰支援整修工程，若從工務部分的角度來看，那的確是一場災難。
　　
　　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在一夜之間，便把兩條包抄在法鼓山左右兩側的野溪，沖成了既寬廣又有深度的兩條河流，自是好事。從上游沖下了大量的巨型石塊，大的有數噸重，小的也有百把公斤，當時在山中的常住眾果治等人，整夜都聽到溪裏似有連續雷鳴砲轟的巨響，原來就是那些大石塊成群結隊，好像泡泡棉一樣，順著洪流滾滾而下，以致山鳴谷應，聲勢浩蕩，但是對我們跨溪而建的橋樑，卻毫髮無損。其實這正是讓我已祈求了十來年的一大喜事，真的要感謝象神的賜助。
　　
　　因為在十二年前物色到這一塊山坡地，命名為法鼓山以來，經常覺得由兩條野溪環抱著的法鼓山雖已很好，但是還不夠大好，因為兩溪雜草叢生，寬度太窄，深度太淺，處處是亂石，若非雨季，也留不住水，氣勢看起來就是不夠開朗。好幾次跟我們工務室主管陳洽由提出整治兩條溪流的想法，總是礙於它的產權屬於政府水利部門所有，如果私下整治，就會惹上侵損公有土地的罪名，但我總是常將這個心願，在腦中盤旋，在口中談論。
　　
　　所謂好山必有好水，青山要有綠水，不能夠整治這兩條野溪，總是覺得遺憾。結果卻由於象神颱風挾帶而來的大量雨水，為我們把這兩條野溪不僅是加寬了、加深了，原來的雜草也多數被清除了，由上游滾送下來的無數石塊，正好可以拿來做為整治河床、加固河岸的建築材料，這麼一來，兩條不搶眼的野溪，竟然就好像是從天上放下了兩條神龍，在我們法鼓山的兩側騰躍了起來。這樣一來，不但政府不加干涉我們整治，反過來要拜託我們協助整治。經過一年的整理，逐段堆砌之後，現在已經多了好幾個段落的親水區，也增加了幾處小瀑布的景觀。這使我不得不相信，這是觀音菩薩和當地護法神，所賜的一項用錢都買不到的大好禮物。

　一一、美國遭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晚上九時多，我在台北一位唐醫師的診所看病，正好發生震動全世界的紐約雙子星世界貿易中心大樓，遭到恐怖份子的劫機自殺撞擊，唐醫師的朋友給他電話要他打開電視，於是我就看到畫面上第一棟大樓已在冒黑煙，不久又看到一架客機，直直的對準另一棟大樓，攔腰撞了上去，立即發生熊熊的大火，看來好像是在做夢，也像是銀幕上虛擬的一種景象。電視的新聞播報員，正在以悲切、緊張、還帶著一些恐慌的語氣，連續的播報著這一件驚天動地的新聞。沒有多久，又在畫面上出現華盛頓特區國防部的五角大廈，也被恐怖份子駕機撞擊，在一片煙霧瀰漫之中，疑似還有其他的建築物遭到同樣的攻擊。又聽說有一架從新澤西州紐瓦克機場起飛的客機，在飛行途中墜毀，接著傳聞說還有五架遭劫持的飛機正在天空飛行，但不知他們的目標是在何處。報導中紐約市曼哈頓下城，除了警車及消防車出動，還有許多民眾愴惶逃走的鏡頭；也看到美國布希總統對全民及全世界發表演說，而白宮和國會大廈人員也緊急撤離。看來整個美國已籠罩在這股突發事件的緊張、恐慌、哀傷之中了。

　　在一小時之內，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兩座世貿大樓先後墜地倒塌。畫面上還看到第二棟大樓被撞擊之後，在頂樓上的窗口有許多人焦急的等待救援，可是在這種狀況下，已經註定了絕望的命運，我只有對著電視機念「阿彌陀佛」，祈禱有奇蹟出現，所以最後當兩座大樓全部塌倒的時候，我發現另外一位也在那邊看病的女士正暗暗的飲泣，而我身上的血液也似乎凝固了。

　　電視播報員初步報出的消息，說有一萬多人喪生，這在美國本土，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受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以來，尚未有過的大衝擊、大災難。珍珠港被襲的是海軍艦艇，這次則是無辜的平民遇到毀滅性的殺害。因此布希總統立即在佛羅里達州發布了第一次電視演說，宣稱這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戰爭，又說不但要嚴懲元凶，也要包庇元凶和支持恐怖組織的國家付出代價。於是在事件發生後的將近一個月，美國為了找到出生於沙烏地阿拉伯的恐怖份子首謀歐沙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鎖定阿富汗，而對阿富汗展開空襲。因為美國認為，九一一事件是一項計畫周密而龐大的恐怖行動，若非具有雄厚的資金、強大的後援、嚴格的訓練以及國際間的組織網，是不可能策畫成功的。根據美國的《華文世界週刊》報導，有下面的一段話：

　　這場僅持續兩個小時不到，顯然經過精心設計的恐怖行動，使樓高一一○層，矗立在紐約曼哈頓二十五年，被視為美國經濟實力與國力象徵的世貿雙子星大樓化為灰燼，美國首都內代表軍力的國防部五角大廈部分受損；五百多家全球頂尖的國際企業受到重創，五千多名無辜民眾與救難人員恐將罹難。

　　在事件發生之後，美國全國民眾都激起了愛國的情操，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都主張對恐怖組織採取全面報復的行動。但是我在九月十三日用中英文兩種語言，向全球的法鼓山體系以及媒體和通訊社，包括美聯社和法新社等，發出了一項和平博愛的呼籲，現在抄錄如下：

　　「除了共同為受難者祈禱，希望大眾以理性來面對，勿存怨恨心，勿再進一步引起宗教、國家的衝突。以博愛與慈悲，為人類的未來留下和平的契機。」法鼓山聖嚴法師在得知美國華府和紐約遭恐怖攻擊事件後，以沉痛、哀切的心情提出上述的呼籲。他並指出，應冷靜面對這一巨大的災難，以暴制暴絕非解決之道，只會進一步造成永無止盡的冤冤相報。

　　聖嚴法師表示，這是人類邁入二十一世紀初的一大悲劇，雖然事件發生在美國，但影響的卻是全世界每一個人，造成人心普遍惶惶不安，充滿恐懼。因此他特別呼籲全世界各宗教人士，一致為此事件祈禱，希望不論是東西方宗教，不分傳統或新興教派，不論教團大小，都能為災難後的全世界人心安定而努力。

　　對肇事者的處理，聖嚴法師也提出「應適當、合理處理，勿損及無辜」的呼籲，尤其不要採取報復性的手段，以免造成永無止盡的殘殺。聖嚴法師表示，主事者策動如此兇猛激烈的手段，必然有其長久以來所累積的因素，是由於信仰、思想的偏差與激進，造成行動的殘暴。

　　針對這一點，聖嚴法師再度嚴正指出，如果對所信仰的宗教，發現有與世界和平牴觸之時，應該做出新的詮釋。因為所有的宗教應該都是主張和平、寬恕、愛人、離地獄上天堂，為什麼還會有此殘暴的行動？

　　對於這一觀點，聖嚴法師是在西元二千年出席聯合國宗教及精神領袖高峰會議時，已於開幕演說中提出：「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如果發現你所信奉的教義，會有不能寬容其他的族群之點，或有與促進世界和平抵觸之處，都應該對這些教義，做出新的詮釋。」

　　而法鼓山體系，在聖嚴法師的緊急號召下，也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全球法鼓山各分支道場，為受災者祈福。位在紐約的東初禪寺也將全力投入救災的行動。

　　因為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不主張冤冤相報，否則因果循環永無了期。恐怖組織為什麼要仇視美國，必定有它的遠因和近因，多半是因為彼此沒有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和設想，只有站在自己的利益和主觀的立場來處理問題。這其中固然有所謂回教基本教義派激進份子的信仰，非常的極端；但同時也有西方國家沒有妥善處理的以阿宗教種族問題存在著；宗教衝突加上民族的利益和國土的爭奪，中東的問題永遠好像是世界的火藥庫，隨時都有一觸即發的危機存在。我是主張用人道的立場來思考，與他們做朋友，要比做敵人更好，不過需要付出相當大的耐心和努力，但是為了永久的和平起見，這項工程還是必須要做好，否則就算把恐怖主義的蓋達組織首謀賓拉登繩之以法，可能還會有另外的首謀出現，即使是沒有統一組織的首謀，也會引起更多零散的恐怖份子，到處遊走作案。與其火上加油，不如釜底抽薪，因此在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除了我不主張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行動之外，也有不少宗教界以及學術界的人士提出類似的看法。

　　自從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全世界的金融都受到重大的衝擊，據說每家飛往美國的航空公司，都受到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恐怖事件中被劫持而撞毀了四架飛機的美航及聯航，生意一落千丈，甚至有許多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都停到了沙漠裡邊的機場，暫時停飛。又據說在一個月中對阿富汗空襲的行動，耗費在軍事上的金錢，大約是十億美元，這還不包括雙子星大廈和五角大廈的損失在內，五千多位無辜民眾以及其財產的損失，也不在內。

　　更嚴重的是，九一一事件後，所謂生物戰爭的恐怖事件，也在美國形成一夕數驚的氣氛，那就是炭疽熱的細菌隨著郵件，似乎每一處都有可能遭到侵襲的危機。尤其是出門搭乘飛機旅行之時，在海關都要受到重重關卡的檢查，以致於許多人都取消到美國旅遊的行程。於是，美國，尤其是紐約，幾乎已被外國旅客視為險地危邦了。

　　因此，當我於十月中旬準備搭機赴美之時，也有不少信眾弟子向我勸請：「在這樣的狀況下，美國人都準備到外國避難，師父怎麼還要去啊？」

　　我的回答則是：「我是個宗教師，我個人的生命並不重要，當何處有受災的大眾需要用佛法來安心之時，我就應該到那個災區中去，和那些不安的大眾生活在一起，讓他們也能夠分享到使用佛法安心的好處。所以我在台灣時，哪個地方有災難我就到哪個地方，現在紐約有災難，人心不安，我也應該去跟他們共度難關。」

　　正由於如此，所以我在十月十六日回到紐約東初禪寺之後，就在十月十九日的晚間，對四十多位西方弟子分享危難中的安心法門；十月二十一日，為三百多位東西方信眾，談信心的力量和功能，其實講的也是危難中的安心法門；十月二十二日，在我出席聯合國宗教暨精神領袖高峰會的諮詢委員會中，我也向各宗教領袖分享了佛教的安心方法和觀念；十一月二日，到新澤西州的法鼓山北美年會上，同樣也奉獻了積極而樂觀的安心法門；十一月六日晚上，我在設於紐約曼哈頓八十二街的禪中心，做了一場對西方人的公開演講：「從禪的觀點談生與死」，也為聽眾提供了釋迦世尊遺留給我們的安心法門。

　　十一月十五日，我接受位於長島的紐約州立石溪大學的邀請，對五百多位聽眾做了一場公開演講，主題也是緊貼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如何用佛法來療傷，以及促進世界和平，事實上也是提供安心的法門；該校的一位教授事後說，這場演講是他最近所聽類似主題之中最有內容和最有用的。故得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紐約市地方報刊中的大報《新聞日報》（Newsday）頭版，刊出一篇自由作家A. John Gamble所寫占了三全頁的圖文專題報導。我的演講在紐約受到如此重視，也是第一次經驗。

　　十二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去加州洛杉磯的華僑文教第二服務中心，也做了一場公開演講，我的目的和功能也在安心。因此有一位美籍的西方女士非常感動的對我說：「在這個時候，我們真需要師父回來，讓我們安心，不要說聽到師父演講，能使我們安心，就是見到師父的身影，或知道師父是在美國，就有了安全感。」

　　這就是作為一個宗教師所能做和應該做的事，並不一定是我個人有什麼能耐和智慧，而是能夠讓人感受到對宗教虔誠的信仰。其實，一位有深厚宗教信仰和體驗的人，就能夠讓人有一種安全感；所以我每次在飛機上或者是在上機之前，往往有人來對我說：「因為是跟師父同機，所以感覺到非常的安全和幸運。」

　　美國是一個宗教多元化的國家，對各種宗教的宗教師多半都會給予相當程度的尊敬和信賴，所以我這次到美國來，的確能為美國這個社會帶來一些平安的訊息。

一二、忙碌的三個半月

　　從七月七日（二○○一年）回到台灣的當天，就有一連串的會議和談話，到了七月八日借北投中正高中大禮堂，舉行祈福皈依大典，有兩千多人參加。除了每天有許多的開示、會議和訪問之外，我也為中國電視公司的《不一樣的聲音》節目，錄製了夠播出四個月的節目；為華視的《大法鼓》錄製了六十多集。
　　
　　另有一個大型的活動，就是從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借基隆市月眉山靈泉寺，首次舉辦了大專青年禪修營，報到的人數是五百二十三位。它的特色是，招收的對象是各大專院校的菁英學生，他們都是各社團的幹部，其中有部分已經是佛教徒，或者已是我們法鼓山的信眾，也有許多是第一次接觸到佛教和禪法的修行，甚至還有基督徒在內。我每天給他們上課三次，每次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在那麼清幽安靜的深山中，的確能夠使得這些青年學子們收心、攝心、安心，並且在他們心中播下菩提的種子，不僅願意為社會服務，為佛教奉獻，其中還有幾位問起能不能夠接受他們出家。我的回答則是：「這次的禪修營，是為社會造就人文建設的人才，是為國家提供通識通才的教育。」我建議他們，如果想要發心出家，還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等他們讀完書，再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可能更好一些。
　　
　　事實上，我們不一定只有對大專青年提供禪修的觀念和方法，也對兒童和青少年，於每年寒暑假期間，提供生活環保營的教育活動；也就是說，從觀念的和生活的勤勞節儉，訓練每一位青少年及兒童，都能養成知福、惜福、培福、種福的正確觀念和好習慣。
　　
　　七月二十一日大專青年禪修營剛剛結束，下午我就趕到台中分院，為一百九十一位新勸募會員頒授會員證，同時接見兩位立法委員。到了次日二十二日上午，借逢甲大學大禮堂舉行皈依祈福法會，有兩千多人參加，聽我開示「大好年」的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的道理，席間有該校校長劉安之、副校長李元棟、學務長吳明雲，他們多半已經是法鼓山的信眾和會員。當天下午又到了苗栗縣文化局的中正堂，舉行皈依祈福法會，聽我開示「大好年」意涵的聽眾有一千一百多人。

　在桃芝颱風剛剛過境之後，我就於八月四日前往高雄，借高雄縣的勞工育樂中心舉辦了「聖嚴法師與當代名人座談會」，與談人有高雄市長謝長廷、中山大學校長劉維琪及高雄地檢處檢察長朱楠，由名導演、小說家吳念真主持。座談的主題是「跨越困境、拯救貧窮、安和樂利南台灣」，我在會中提到大家應隨時有面對挫折的危機感，即是「要有最壞的打算，和最好的準備」，遇到困難時心裏才不會過度慌亂。
　　
　　第二天上午，也在勞工育樂中心舉行皈依祈福法會，聽我講開示以及接受皈依的有一千八百多人，前任警政署署長姚高橋也接受了三皈五戒，同時跟隨了我兩天，最後一直把我送到小港機場離開高雄為止。當天下午為南部三百多位新勸募會員授證，並且開示心靈環保和三大教育的重要性、實用性。
　　
　　八月十八日下午，在台北借成淵高中大禮堂舉辦了北部地區九十年度新勸募會員的授證典禮，為五百五十多位新勸募會員完成了授證儀式。
　　
　　在這期間，我也接受了許多家平面和立體媒體的採訪，並且為張勝凱居士創辦的一份新的週刊《開放》，提供每週一篇的專欄，每次由他們的資深編輯到農禪寺採訪兩個小時，就可以提供六個單元之用。這是我在為《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中華日報》、《民生報》、《自由時報》、《天下》雜誌、《康健》雜誌等提供專欄及方塊之後，又一個比較穩定而且密集刊出的專欄，據說讀者的反應相當不錯，所以每次還被選譯成為英文，同時刊出。這份週刊雖然用的是英文名稱，但是每期只有少數幾篇是用中英文雙語呈現，這不僅受到中文讀者的歡迎，也吸引了英文的讀者群。以我的經驗，凡是在各報章雜誌連載的專欄，因為主題對一般讀者們的日常生活及立身處世，非常貼切實用，所以可算是一種通俗化的弘法方式。經過這種淺顯的日常文字接引，也有不少讀者對佛法產生興趣和信心，而成為正信的三寶弟子。多數的讀者雖然並沒有因此而學佛信佛，只要他們能夠運用我所提供的觀念和方法，幫助他們在身心方面做若干的調整，生活得更快樂、更積極一些，也等於是用佛法幫了他們的忙。
　　
　　八月三十一日，我接受台北市記者公會理事長，也就是《中華日報》董事長詹天性的邀請，到來來飯店出席記者節會議，並和考試院長許水德、立法院長王金平、監察院長錢復、司法院長翁岳生、台大校長陳維昭，共同頒發「光明面新聞報導記者及團體獎」。好幾年前我也曾經在這個公會舉辦的記者節大會上，做過一場演講，現在又把我這個老和尚和四位院長以及台大校長同被邀請為頒獎人，也是一項殊榮了。
　　
　　九月二十二日，我受全國教師會理事長張輝的邀請，擔任優良教師的三位頒獎人之一，另外兩人是王清峰律師和一位天主教修女。被教師會邀請為頒獎人，對我來說，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們邀請我的原因，就是認為我代表著社會的光明和溫暖，這與我正在提倡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的大好年運動有關。
　　
　　九月三日下午，我去佛光山的台北道場拜訪星雲法師。原因有二：第一是我們已經有多年不曾見面談談了；第二是由於佛光會的總會長吳伯雄先生對法鼓山也很照顧，今年上半年他就向我的顧問戚肩時將軍提起，是不是有可能由佛光山的星雲法師、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和法鼓山的我，共同舉辦一次安定社會人心的座談會。我是非常想念星雲法師的，因為他是我早年的老友、好友，近年來由於大家各自都在忙於弘法的事業，難得有機會見面，所以聽說他到了台北，我就特別前去拜訪。星雲法師只比我大兩歲，但是他的成就，以及對佛法的貢獻，對世人的影響，都遠遠在我之上，與其說我去看他，不如說我去向他致敬。
　　
　　見面時他跟我提到在明年（二○○二年）有一個向大陸法門寺迎請佛指舍利，到台灣巡迴供養的計畫，我當場欣然答應，如果也能夠在法鼓山展出供養，我很願意親自隨著他到大陸迎請。當天見面雖僅一個小時，卻很愉快。只是當初吳伯雄先生的提議，探詢星雲法師的意見，覺得可行；再跟證嚴法師近身的幾位弟子接觸，卻久久沒有回音了，這場座談會的建議，也就不了了之。
　　
　　在此期間，我還出席了三項學術會議：(1)九月十七日，我接受第四屆「弘一大師德學會議及論文發表會」會長侯秋東的邀請，出席閉幕典禮，擔任致詞。那正好是在納莉颱風登陸台灣北部的時候，因為他們邀請了兩岸三地的十九位學者發表論文，不能延期，所以風雨無阻。我參加他們最後一場的論文發表，接著由我做了半個小時的專題演講。我說我不是研究弘一大師的專家，卻是弘一大師的崇拜者和私淑者。他的《晚晴集》，讓我初知佛法的概要；我寫《戒律學綱要》時，參考了弘一大師的三十三種律學著作；林子青先生為他寫的兩種年譜，幾乎是我隨身經常攜帶的精神食糧；在台灣及大陸出版的《弘一大師法集》和《全集》兩套書，我不僅收藏，而且讓我得益良多；台海兩岸研究弘一大師的兩位專家林子青及陳慧劍，前者是我老師，後者是我知友，他們兩人的相關著作，都會供我參考；我們法鼓山雖不是南山宗的律家門庭，所用的標準字體，卻是集自弘一大師的墨寶，例如農禪寺三門橫額的「入慈悲門」四字，和進門處照壁上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八字，還有我們的信紙、信封、月曆等，都是採用弘一大師的墨寶集字。我的演講使得諸位與會學者聽了之後，錯認為我是研究弘一大師的專家，其實我不是研究他，而是尊敬他，讓他活在我們的生活中。(2)九月二十日，我出席了中國佛教會即將屆任期滿的理事長淨心法師主辦的「世界宗教合作會議」閉幕典禮，並請我發表專題演說：「宗教的瞭解與宗教的合作」。這場會議在圓山飯店舉行，邀請來自全球二十九個國家，二十多個不同的宗教，近一百四十位代表，是一個歷史性的大會。我能夠被邀請為閉幕典禮的主題演說人，是因為我曾經在西元二○○○年，出席了聯合國「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高峰會」，發表演說，受到大會注目和禮遇。淨心法師在籌備「世界宗教合作會議」的過程之中，我也曾協助他邀請到高峰會的祕書長巴瓦．金先生，並為他介紹了多位世界各宗教的領袖與會，所以也把我當成了世界級的宗教領袖看待。在我的專題演說中，特別強調互相尊重、彼此包容、異中求同的觀念；我也將那篇講詞的英文稿，提供高峰會作為參考資料。故在會議期間，巴瓦．金先生特別抽出時間，兩度到農禪寺訪談，請教我如何以宗教領袖的智慧來協助聯合國祕書長，解決世界宗教衝突的問題。正逢九一一事件之後，這類問題的解決，顯得更為迫切。(3)十月八日起一連三天，法鼓大學舉辦了名為「科技發展與人文重建」的學術研討會，開幕是借用國家圖書館，發表論文借用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這是由於行政院文建會為了紀念我於去年獲得終身文化獎，所以撥出一百萬元為我舉辦這次學術會議，這是國家給我的一種特別鼓勵。去年得獎時我已經得到六十萬元的獎金，我立刻捐給法鼓山人文社會獎助學術基金會，以作專款專用。得一次獎，國家給我兩次獎金，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榮譽。　

　難得的是，這次研討會是結合香港的中文大學、台灣的東華大學以及我們的法鼓大學共同協辦，由文建會出資主辦，法鼓大學承辦，李亦園、金耀基、喬健等諸教授為籌備委員，法鼓大學校長曾濟群博士為總聯絡的執行人。除了邀請到兩岸三地的優秀學者，最受矚目的則是中國大陸社會學泰斗、已過九十高齡的費孝通先生也提出了一篇論文，題為《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已在《中國時報》和《法鼓》雜誌同時刊出）。　

這次學術會議的另一項特色，是在開幕典禮的第二階段，分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的三位院士李亦園、金耀基、劉炯朗，和我舉行了一場人文與科技的對談會。因為這是為紀念我得獎而辦的，所以他們對我非常的客氣，當我提出該如何回歸人本的宗教情操，而主張應具有信仰、悲願、實踐的三要素，也就是佛教所說的信、願、行的三環扣之時，金院士和劉院士也都一致的贊成，他們說，不論是站在人文的立場或科技的立場，人人都應該具備這三個要素，並把它形容成為活水的源頭。接著又由林其賢教授介紹我的思想，曾濟群校長敘述我的行誼，把這個學術會議，一開始便營造出具有聖嚴味道的氣氛，真讓我感到不好意思！
　　
　　九月底與十月上旬的兩個星期之間，在法鼓山上也非常熱鬧。九月三十日我們開始啟用法鼓山的教育行政大樓、男眾寮、教職員暨貴賓宿舍，當天舉辦了七項活動：(1)中華佛學研究所創校二十週年慶典，(2)中華佛學研究所九十學年度，研究生畢業和結業典禮，(3)頒發中華佛學研究所第十三屆博士、碩士論文獎典禮，(4)佛學研究所校舍落成啟用典禮，(5)僧伽大學佛學院創校及開學典禮，(6)漢藏交流班開學典禮，(7)法鼓山護法會榮譽董事聯誼會。
　　
　　十月四日至十二日，我在法鼓山臨時寮，主持了第十九屆社會菁英禪修營，接連兩個梯次，共有二百多位社會領導階層人士參加，這是開辦十年以來的最後一屆。十年來已有一千五百多人接受了這項禪修課程，對台灣人心的安定和社會的淨化，有其廣泛的影響功能，因為我的年事已高，已經沒有過去那樣的體力，來親自全程帶領這樣的禪修營了。雖然越辦聲譽越好，我也必須宣布，這是最後一屆，所以趕來報名的人數，超出以往的一倍，就不得不增加了一個梯次；在此期間，我還要到僧伽大學上課、主持會議、出席研討會以及接見好幾批訪客，以至累得我精疲力盡。一直忙到十月十六日出國，搭上了長榮航空班機，才算有了連續十多個小時的休息。

一三、大好月的媒體響應
　　
　　我在二○○一年初跟法行會的執行長劉偉剛居士，以及幾位主要幹部交待了一項任務，就是如何使得「大好年」的號召，成為台灣全民響應的風潮，讓我們的社會大眾，養成說好話、做好事的習慣。因為近年的台灣，人心浮動，主要是大家都在揭人瘡疤、製造醜聞，繪聲繪影地張揚壞事、傳播壞話。新聞媒體的報導，也以所謂羶、色、腥的比率偏高，再加上一些所謂八卦雜誌製造八卦新聞，好像台灣這個社會環境中，充滿了奸邪、淫穢、謊騙等的罪惡，以至於青少年及兒童的心理，都受到影響，所以我們發起了「大好年」的號召。經過幾位菩薩們的籌畫和奔走，結合了十大電視台，希望大眾傳播媒體界的朋友們，也都來響應，共同來扭轉社會風氣，而展開了以九月份做為「大好月」的宣導活動。
　　
　　因此，在八月三十日下午，借台泥大樓召開「大好月」活動的記者會，由十家電視台的高層負責人及主播們共同主持。大家願意在九月一日至三十日之間，每天由各台的主播，在播報晚間新聞的重要時段裏，說一句好話，播一則好事，同時播放一支二十秒鐘的錄影帶廣告，名為「台灣大好」。記者會一開始先由各家的老闆致詞，勉勵大家說好話、做好事，並且和我共同簽署「大好月宣言」，再由各主播們，分別手持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等的標語牌，與我合影，當晚各電視台便以播報重要新聞的時段，報導了這項活動的現場實況，翌日各大平面媒體，也刊出了這個記者會的彩色畫面。　　

　當天出席人士有台視董事長賴國洲、總經理胡元輝、主播廖筱君；中視總經理江奉琪、副總經理曠湘霞、主播沈春華；華視總經理周榮生、副總經理徐璐、經理陳月卿、主播莊開文；三立電視台總經理張榮華、副總經理劉忠基、主播姜怡如；TVBS總經理李濤、主播蘇逸洪；東森總經理張樹森；民視總經理陳剛信、主播胡婉玲；公視總經理李永得、主播葉明蘭；年代執行董事王麟祥、主播葉樹姍；中天董事長簡漢生、主播李晶玉。
　　
　　像這樣一個場面，在媒體界是難得一見的，因為他們競爭激烈，彼此之間雖不能說是仇人或敵人，卻都是王不見王的競爭對手。由於我們法鼓山的菩薩，拿了我的名片一家一家去拜訪懇請，終於促成了這樣一個記者會。很難做到的事，竟然做到了，以此可見，想做好事的心，能凝聚大家的共識，拉近距離。雖然後來遇到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以及台灣九一七到九一九納莉颱風的施虐，中視、台視、華視、中天等都是受災戶，而且損失慘重，但他們還是把這個活動延續到九月三十日才圓滿。
　　
　　我們法鼓山製作的「台灣大好」公益廣告，雖然只有二十秒鐘，因為是請公益廣告的名製作人王念慈女士策畫，所以內容相當謹嚴，畫面極其溫馨而別緻。那是由我和三十位七、八歲的小學生，在台北圓山公園的大榕樹下，當了半天的演員，由我說出以下的幾句話：每人每天多說一句好話，多做一件好事，全台灣二千三百萬個小小的好，成就為一個大大的好。　

然後由我和小朋友們，異口同聲地祝福一句「台灣加油、台灣大好」。
　　
　　這個活動也是延續前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我們所提倡的「台灣加油」運動，由於大家的記憶猶新，所以獲得了大眾傳播界的普遍迴響。電子媒體除了上述的電視台外，還包括慈濟大愛電視台的參與，各大平面媒體，則包括了《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民生報》、《經濟日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大成報》等，都不只一次提供半頁大的篇幅刊出「說好話、做好事、轉好運，台灣大好」的廣告。那個畫面跟電視播出的相同，是我和三十位小朋友在以藍天白雲為背景的一棵大榕樹下，一齊合掌祈禱的情景。
　　
　　本來我們還計畫在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媒體的「大好月」活動圓滿的那一天晚上，借用台北市政府前廣場，籌辦一場萬人青年禪坐的大活動，以此作為「大好月」的句點，同時作為延伸「大好年」的另一個起點。準備邀請當紅的青年偶像明星及歌星，來參與帶動青年坐禪的風潮；原先已想到了一些人，也接洽了一些人，反映都不錯；尤其是參加過暑期大專菁英禪修營的五百多位青年，都願意成為大會的義工，用青年來關懷青年、以青年來帶動禪修風氣，許多大專學生都已躍躍欲試，相當興奮。萬想不到，九月份在國內外連續發生了幾次大災難，尤其是納莉颱風，為大台北地區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和傷害，所以這項計畫便胎死腹中，沒有辦成。
　　
　　為了募集九月二十九日萬人青年禪坐的經費，早在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天梁皇寶懺期間，便由果高師及廖雲蓮在農禪寺簡介館，舉辦了一次小型的義賣會，目標是台幣八百萬元。有一家珠寶公司、二位雕刻家及收藏家，提供了一批瓷燒和木雕的精品佛像。只是扣除他們收回最低的成本之外，能夠募到的款項，距離目標數還太遠，因此有人建議，請我寫幾幅字在會場展示，以便吸引信眾到會場參觀，勸請他們購買佛像。於是我就題了大小五幅字掛在會場的正面壁上，結果竟然變成了義賣品的重點，其中一幅「水月道場」四個大字的橫幅，第一位菩薩出價一百萬元，購進後便又立即捐了出來，被第二位菩薩出價二百萬買了回去，因此這幅字一共賣了三百萬元；另外一幅直寫的「空中三千」四個大字也賣了二百萬元。五幅字總共募得六百二十二萬元，再加義賣佛像所得，距離目標已相差不遠。我一向很少練字，決不可能賣字，當然也不會值錢，會有這樣的結果，都是這些發心的菩薩，為了促成萬人青年禪坐活動的費用，發了行大布施的供養心，我的字只是讓他人拿回家去作為紀念，如果真的掛在壁上，是會貽笑大方的。

　　雖然這次活動沒有辦成，推廣青年禪修的目標和方向，我們並沒有放棄，其實反而因此得到很大的鼓舞，故計畫在二○○二年春天，除了舉辦千人的大專青年禪修營和大專禪七，還會持續向大專青年推出禪修活動，定名為「哈禪E族」。它的意思是說，E世代的青年族群都來風靡於大智慧過生活的禪修活動。

　　一四、出席高峰會的諮詢委員會

　　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是我回到美國後第一個星期日，上午的公開演講題目是：「《三十七道品》中的『五根、五力』」，下午就主持東初禪寺和象岡道場兩個董事會。到了下午六時，我以既疲勞又有感冒的抱病之身，被一位居士駕車送到了位於紐約上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樸肯替克會議中心（The Pocantico Conference of the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隨行的人員有果元師和李世娟，一共三人，要在七點鐘以前趕到，以便參加歡迎晚宴，這次會議的英文名稱是Inaugural Steering Council Meeting for the 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與會的人員一共十八位，包括祕書長巴瓦．金、副主席迪娜．梅瑞恩、顧問大偉．藩，佛教領袖兩位，除了我尚有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校長，三位基督教領袖、三位回教領袖、二位猶太教領袖、印度教、東正教及美國原住民印地安領袖各一位，尚有兩位女士，一位是工商界領袖，另一位是來自南非的民權運動家。

　　這是在今年四月中旬，我為巴瓦．金先生、迪娜．梅瑞恩女士訪問台灣期間，舉辦了一次台灣各宗教及政商界高層領袖的圓桌會議，席間巴瓦．金先生就當面邀請我出席這一次的諮詢委員會，但是它的確切日期未能早日排出，所以使得我去墨西哥主持禪七的行程，作了兩次改變。為了世界和平，我願意提供我的心力，目的是從佛教的立場，運用智慧和慈悲的原則，建議世界各宗教之間，從現在開始，應該要為了全人類的福祉而互助合作；至於要採取怎麼樣的方法和步驟？建立多元化及包容性的宗教觀，乃是當務之急的事。

　　巴瓦．金先生對我的意見非常重視，所以在九月中旬，他到台灣出席世界宗教合作會議期間，又兩度跟我長談，向我請教十月份的諮詢委員會，應該有些什麼議題，希望我能夠提出具體的想法和做法。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如何成立常任理事會、如何產生常任理事、理事會的宗旨、使命、願景是什麼，我提供了一些建議，使他非常興奮和感動，所以希望我除了在會議臨場的建言之外，最好先用書面提出一篇講稿。

　　因此我以「宗教領袖的願景與使命」為題，寫了四頁二千多字的英文稿，在會前就用電子郵件寄給了他。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早晨第一場會議中，就由我擔任第一位祈禱人以及發表人，那篇講詞的內容，幾乎就成了這次會議的精神主軸。我在這篇講稿中提出了幾個重點：(1)對世界各宗教共同的三點認知； (2)人類常犯的兩個盲點；(3)在宗教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大家應該共同努力做到的三個重點；(4)對消弭反美恐怖暴行的觀點也提出了兩項建議；(5)對於協助中國大陸人民、提昇宗教信仰的品質方面，提出三項建議。所以這篇講稿成為去年我在聯合國演講之後，又一份與世界和平相關的重要文獻。同時我也在會議上建議大家，授權給巴瓦．金、迪娜．梅瑞恩和大衛．藩，根據我們這次會議的共識，去物色適當的宗教和精神領袖來擔任常任理事會的理事。

　　會議開始前，我的祈禱詞非常簡單，但是相當開放而有力，也受到與會大眾的讚歎，現把它抄錄如下：我們以至誠懇切之心，向世界各宗教信奉的真理及其守護者祈禱：願賜給全體人類大智慧，解除所有一切的危機及災難。願賜給全體人類大慈悲，帶來永遠持續的和平及幸福。願保佑地球世界的全體人類，彼此之間，永遠能夠相敬相愛。請我們大家，攝心內觀，冥想一分鐘。

　　到最後的綜合討論會中，我又提出四點願景，以促進世界和平：(1)重申去年高峰會中所提出的主張：各宗教為了世界和平的目的，應該重新詮釋各自神學中與此目的相衝突的部分。(2)世界貧富懸殊的問題，固然需要改善，但是最重要的是心靈的貧窮問題，要由各宗教的領袖們深加思考。(3)宗教多元化的時代已成為必然，各宗教的傳教工作宜加強共同性的宣導，在將各自的優點與他人分享的同時，必須互相學習彼此的長處，便能求同存異。(4)高峰會的理事會不是權力機構，而是為聯合國提供智慧、方法和步驟，來解決宗教種族的衝突，以及世界貧窮的問題，運用各宗教的關係和不同地域背景的特性，來協助他們解決當地的問題。

　　其實以上這四點，是我在這一年多以來，已經在好幾個場合跟巴瓦．金談過，應該就是這個理事會的宗旨、使命、願景的大方向。我很受這位耆那教徒的感動，他有世界觀、有慈悲心、而且有大願心，他為了這項任務，幾乎每天都在全球各國穿梭旅行，向世界各國的宗教、政治、工商領袖呼籲和請求。雖然他是一位在家人，卻有宗教師的強烈使命感。

 

　　一五、墨西哥海邊打禪七

　　到墨西哥主持禪七這個因緣，應該追溯到一九九三年，有一位墨西哥的女醫師蘿拉（Laura Del Valle），由於她朋友的介紹，千里迢迢來到紐約參加東初禪寺的禪七，圓滿的那一天她很誠懇的向我要求，希望我能夠到墨西哥，去指導他們的禪修團體，並且她還計畫要興建一座禪堂。當時我並沒有在意，心想哪有可能要建禪堂就能建得成的呢？沒想到她回到墨西哥之後，真的就著手在墨西哥中部Nayarit State的一個度假村的茶卡拉海灣（Chacala Bay），買下一片原始森林地，披荊斬棘，開始建築了四棟房子，包括禪堂、宿舍、齋堂、辦公室等，可以容納五十到六十個人共同修行。因此，她每年到紐約打七時，就會跟我舊話重提，我還是不敢相信她真的完成了一座禪堂。到了一九九八年，她拿了幾張禪堂的照片給我看，我才答應於一九九九年去她那邊主持一次禪七。遺憾的是臨行之前，我在台灣病了，雖然還是抱疾去了新加坡和德國，卻取消馬來西亞和墨西哥的行程，使她白白準備了半年，終於還是希望落空，非常的傷心。到了今年（二○○一年）春天，蘿拉照常來到紐約象岡參加默照禪七，再一次的舊話重提，我便決定排除萬難，確定這次去墨西哥的行程。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剛剛結束高峰會的諮詢委員會綜合討論之後，我就和果元師，乘計程車到甘迺迪機場，趕搭達美航空公司下午的班機，先到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Mexico City），然後轉機到達威爾塔港（Puerto Vallarta），再坐一個半小時的計程車，當我們抵達玉海禪堂（Mar De Jadr）的所在地時，總共經歷了十六個小時的旅途勞頓，當地時間已是午夜十二點多。下車時立即見到蘿拉和先我而到的英語翻譯葉姝蓁，她們已鵠候多時，在矇矓的月光下幫我們將行李送到寮房，然後帶領我們欣賞近在咫尺的晚間海景，傾聽海浪拍岸的潮聲。另外尚有兩位工作人員，則是我的電視節目《不一樣的聲音》的製作人張光斗、攝影師郭重光，已經從台灣經過東京、西雅圖，白天就已抵達該地，此時已相當疲倦的睡著了。

　　在紐約出發時，已是深秋，身上所穿的衣服，不但較厚，而且多了些，一到墨西哥機場，就必須一件一件脫掉，換上夏季輕薄涼爽的衣衫。當地的氣溫，比台北的夏季還要厲害，既悶熱且潮濕，白天是太陽好烈，晚上則是房屋的磚牆及屋頂的瓦片在散熱，室內就像蒸籠似的很熱。第一個晚上我幾乎無法入眠，到了將近天亮時，才感到有點涼爽，閤上一會兒眼。

　　我跟果元師是住在禪堂後側樓上的一間套房和夾層的一間閣樓，雖然空間夠大，可惜整天都會曬到太陽，而且未裝冷氣。這使我回憶到二十年前，第一次訪問新加坡時，輪流住在兩間寺院的經驗，悶熱、潮濕加上沒有冷氣，渾身上下，整日整夜都覺得黏黏的，連五臟六腑都好像是熱熱的，如果不多喝水、不多洗澡，就有麻煩了。那一次我在新加坡得了帶狀皰疹，只好提前回到台灣，所以這一次我以警覺心告訴自己，要多喝水、常沖涼。

　第二天休息了一個上午，蘿拉問我：「師父，是不是需要冷氣機？」我說：「當然需要，不過很麻煩吧？臨時要到哪裏去找？而且整棟房子也沒有預留安裝冷氣機的牆洞或窗孔。」結果她還是體諒我這個老人家，恐怕我經不起拉丁美洲的濕熱，找來一台冷氣機以及兩個工人，硬生生地把牆壁打了一個洞。可惜機器裝好之後，電力不夠，機器只會有一搭沒一搭地送熱風而沒有冷氣，折騰了兩天，才將一根高壓線拉到我的房間，以後的日子就好過多了。但我還是每天洗兩次澡，而且幾乎每一兩個小時，都要沖一次頭和洗一把臉；在那段時期，喝的水也特別多，一個星期之中，我們師徒兩人喝了將近三十加崙的礦泉水，這又是一項破紀錄的經驗。

　　離開紐約時，我尚在感冒，到墨西哥感冒好像沒有了，頭腦卻老是重重的、昏昏的，似乎睡眠不足，卻又無法熟睡，特別是在夜裏睡覺時，如果關著窗子，不是怕被冷氣吹到讓我著涼，就是怕關了冷氣熱得難受。如果開著窗子，禪堂屋頂的瓦片所散發出來的熱氣，一浪接一浪的侵入室內。還有距離禪堂的一丈開外就是海灘，不斷的有重重怒濤激起的轟隆之聲，讓人驚心動魄不容易入睡；這使我回想到民國三十八年，從上海乘登陸艇經過台灣海峽的途中，整日整夜可以聽到一群一群的海浪拍擊船殼的聲音。幸好我常在禪七中告訴人，如何能夠快速入眠的方法，所以不管怎麼樣，我還是睡著了。而張光斗他們所住的寮房，距離海灘有百把公尺遠，他還是感到海浪震撼的威力，以致每天早上都會很關心的來問我：「師父！昨夜睡得著嗎？」

　　禪七是從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開始，一共有五十六位禪眾，除了兩位來自美國德州的中國人，其他都是西方人。他們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其中有醫生、教師、商人、大學生以及退休工程師，應該都是中上層社會的人士，否則沒有時間，也不可能有這筆經費和興趣，讓他們來追求精神生活的體驗。進入禪七共修的日程之後，經過調查，其中有二十多位能夠聽英文，有幾位根本就是來墨西哥進修西班牙語的英、美人士。因此我用華語開示，先得翻譯成英語，再從英語翻譯成西班牙語。這樣使用三種語言上課的經驗，我已有很多次了；葉姝蓁的英語不錯，雖是第一次擔任口譯，還是很沉著的完成了這項任務。西班牙語的翻譯，主要是由已有十七年禪修經驗的一位男士擔任，他叫荷西．卡司泰魯（Jose Ma. Castelao），協助他翻譯的是蘿拉女士。我只負責觀念的開示和方法的指導，果元師需要講解規矩和帶領早晚課誦，以及引導大眾修行，還有代替我做初步的小參，也需要他們兩個人輪流翻譯成西班牙語。

　　這次參加禪七的禪眾，程度深淺不一，其中十多位已有十年以上的禪修經驗，將近二十位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禪修活動。這是由於蘿拉的估計錯誤，她最初以為我在墨西哥沒有人知道，同時收費很高，七天的時間需要繳納相當於該國一個中學教員半個月的薪水，恐怕不會有多少人來參加，所以只要報名，她都接受。可是，當她在網路上發布了我將去主持禪七的消息後，出乎意料之外，陸續來報名的人非常擁躍，以致有不少老修行都被擋在這一次的禪七門外。還好墨西哥人非常熱情，對於我和果元師也非常尊敬，雖有近半數是新發心的人士，但也並不難帶。最後在心得分享之中，我聽到他們的修行雖然不怎麼好，求法的誠心和修道的熱心，則是百分之百的，他們都希望我不要因為他們的程度不夠，就不再來了。

　　這次的默照禪七中，我依次教他們放鬆身心、放下身心，從心的集中和統一， 然後徹底放下；要他們以休假的心情、度假的態度，輕鬆愉快地練習禪修的方法，體驗禪修的生活。由於天氣太熱，我們也不嚴格要求，每天最熱的時段，便有一柱香和兩柱香的時間帶出禪堂，不是在沒有牆壁只有屋頂的齋堂經行，就是坐在用齋的椅子上用方法，有時候也在早晚和中午時分帶到沙灘上經行；每日讓他們有一、兩次在大游泳池嬉水的機會。所以與其說是在打禪七，還真有點像是在度假；但是又沒有音樂等的娛樂活動，加上不准講話，故又不像是在度假。因為禪堂裏真的非常悶熱，在禪堂打坐時的禪眾們，非常容易昏昏入睡，不斷地要求給他們打香板，來驅除瞌睡蟲。

　　我在這七天之中，把默照禪的淵源、理論、修持的次第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方法和功能，逐日的介紹給他們。由於需用三種語言，所以我特別謹慎，往往在重要的關鍵部分，會要求荷西先生在翻譯成西班牙語之後，再用英語向我重說一遍，確定沒有錯誤之後我才放心。這對於荷西先生非常受用，他一向用的是參公案，但是繃得太緊，所以使不上力，這次用了默照的方法，才真正體會到禪修的滋味；所以他說整個人好像是活潑了起來，並且還使他發現，最適合他用的方法不是參公案，應該是默照，所以他要求我接受他這樣一個弟子，以後繼續指導他努力下去。

墨西哥這個國家的原住民都是印地安人，聽說直到現在為止，尚有二十多種印地安土著的語言；十六世紀西班牙人統治了墨西哥，所以西班牙語成了他們法定的國語；由於有歐洲人不斷移民到墨西哥，和當地人通婚的結果，就成為現代的墨西哥人。目前墨西哥的人口有一億兩千萬，是拉丁美洲諸國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土地則是除了巴西之外的第二大國。全國有二十八個州，跟美國相連的邊界相當長，從西部的加州一直到南部的德州，兩國接壤的邊界，長達幾千英哩，他們跟美國雖僅一線之隔，但在經濟、文化、科技、政治、國防以及各方面的設施，都遠遠落在美國之後。本來美國的加州、新墨西哥州以及亞歷桑那州與德州的一部分，都是墨西哥的領土，在十八世紀跟美國打了敗仗之後，只好把許多土地割讓給美國，就像俄國將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一樣。然在美國政府的經營之下，即使是像亞歷桑那州那樣的沙漠，也能地盡其利、物盡其用。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指出，因為美國的社會開放，鼓勵多元文化，接受外來的優秀移民，所以不斷開發出新的文化，形成新的經濟動力，而墨西哥由於西班牙政府堅守天主教一元化的宗教政策，文化上比較保守，所以就遙遙跟不上美國了。這樣的觀察是不是可靠，不得而知，不過從他們的公共建設和農村經濟來看，三層樓以上的洋房很少，許多人都還住在用椰子樹葉蓋頂的茅屋之中。

　　我們打禪七的那個玉海禪堂所在的茶卡拉海灣是一個度假村，但是主要的生產，則是靠捕魚和養蠔，收入相當有限，生活並不富裕，國民所得遠落在美國之後；例如我有一位美國弟子南茜（Nancy），她是位中學教員，月薪大約五千美元，但在墨西哥的中學教員，月薪只有美金三百元。也正因為如此，許多美國人在退休之後，就到墨西哥來頤養天年。這次的禪七中有一對美國夫婦，他們就是退休之後，在墨西哥買了一個島，自由自在的在那兒生活，好像是在天堂裡邊。也有一位英國人，是為了墨西哥的生活簡單、不緊張，就安家落戶地住了下來，我在那兒的漁村中看到的墨西哥人，大概每天工作僅僅四、五個小時，收入雖少，生活倒是滿悠閒的，像美國紐約、日本東京以及台灣台北街頭忙碌的景象，在墨西哥是不容易看到的。

　　蘿拉也告訴我一些關於那個海灣的故事，在八百年前，印地安人在那附近建有一座相當大的祭壇，迄今還可見到它的遺址。目前的茶卡拉海灣沙灘，在十四世紀時，是一群海盜盤踞的營地；十八世紀時，則是印地安人部族埋葬遺體的墓地。因此，當我們每次在沙灘上赤腳經行的時候，就可以體會到當年印地安人和海盜們在這兒活躍出入的盛況。蘿拉又告訴我，在這禪堂的後山，往上行走約半個小時，就是一個不知幾千年以前曾經很活躍的火山，現在早已靜止，以至於山麓的海邊以及禪堂的所在，甚至於建築物的牆壁和庭院小徑的路面，都是用火山岩的卵石砌成。由於山口已成了一方山頂上的天然明湖，這讓張光斗和郭重光聽了，興奮地要到上面的火山湖去探險，結果走到半程，由於路況不好才折了回來。

　　根據荷西告訴我,現在墨西哥的佛教團體不到二十個的、分別屬於南傳的，藏傳的、韓國的、日本的，其中人數最多的則屬於禪宗，而中國的漢傳佛教應該說是我去了以後才開始的。玉海禪堂已經把我們的英語課誦本翻成了西班牙語，現在他們早晚都在用它，而且已經計畫要把我指導禪修的幾本英文著作，陸續翻成西班牙文，不久就可在墨西哥出版。據說墨西哥的佛教團體雖然不多，而且都集中在墨西哥市，卻有兩家專門出版東方宗教書籍的書店，主要賣的是佛書，經營得還不錯；可見墨西哥人之中對於佛教有興趣，甚至正在修學佛法的，已有一定的數量了。因此他們說整個拉丁美洲的人口之中，已經接受佛法的一定很多，可惜缺少指導的老師和夠好的教材，這似乎是在鼓勵我留意西班牙語的弘法工作。可惜我已經老了，在十一月二日離開了墨西哥之後，何年何月能夠再度去指導禪修，我雖沒有說「不」，但也沒有說「會」！

一六、拉丁美洲的新經驗

　　近年來，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都會有一個影視製作小組隨行。主要是因為中視有一個名為《不一樣的聲音》的節目，每週播出一次，每次三十分鐘，通常是由我和各界名人對談，討論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以利於社會人心的淨化。那是一個公益性質的節目，製作人張光斗也希望把我在世界各地弘揚禪法的實況，向這個節目的觀眾介紹，因此一路從美國、英國、波蘭、克羅埃西亞、俄國、德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香港，凡是這幾年我所到之處，都有二到三位攝影師和製作人員伴隨，這次到墨西哥也不例外。

　　不過近年以來，墨西哥和台灣的關係並不那麼熱絡，不僅不承認台灣的政府，也對台灣的遊客不怎麼歡迎，申辦墨西哥簽證，通常要二至三個月才能批下來。而我們一行數人，向該國駐台灣辦事處遞出旅行簽證的時候，已只剩下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因此代我們辦簽證手續的錢文珠滿緊張，幸運的是在該國駐台辦事處，有一位中華民國籍的雇員陳怡蓉小姐，她曾看過我的幾本書，很想親近法鼓山，就是沒有人跟她介紹，當她見到法鼓山的人申請簽證，便主動向墨西哥外交部上了簽呈，把我的身分、法鼓山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去墨西哥指導禪七的目的，做了一番介紹。不到一週的時間，就快速批准隨行人員的簽證，我想，這是由於廣結善緣說好話、做好事，而得到的好報吧！

　　其實，這個影視小組的人馬，對台灣觀眾是相當重要的，對我而言也很重要，但是對他們這一組人員來說，則應該算是一項枯燥的旅遊。除了錄取我們進出機場、禪堂周邊的環境、偶爾拍攝我在禪堂開示、在戶外及沙灘帶禪修、跟禪眾個別談話的鏡頭之外，七天之中，事情不多，既不許他們隨眾禪修，也沒有好玩的地方可去，連逛街兜風的機會也沒有。由於該處遠離市區的塵囂，又找不到代步外出的汽車，他們兩人若不找些事做，就只有望海、看書、聊天、睡覺、下水游泳了。不過多年來，我的腸胃不能吃生的、冷的，體質也不能吃寒性、熱性、酸性的食物，連太油、太鹹、太甜的食物也不可多吃，所以必須要有專人料理飲食，都虧得有張光斗替我兼任「隨身御廚」的角色，每到一個地方，總會為我的飲食去採購一番。他的廚藝非常普通，只是把我所有能吃的各種蔬類食品，一起切了丟到一只鍋子內炒幾下煮熟了，美其名為羅漢菜，其實是一般大鍋菜的小鍋作法，這次也不例外。

　　事前，果元師向我建議，最好帶著我的侍者同行，可以隨身照料我的飲食起居，而且還舉出好多例子，要我比照考慮，就如已經過世的宣化法師、尚健在的韓國嵩山禪師、旅居法國的越南籍一行禪師，他們出國旅行，都會有祕書、侍者等十幾個弟子隨行。我說我的福報不夠，多帶一個人就得多一份開銷，對於接待單位，也多一份負擔和麻煩。所以每次出國主持禪七，連我在內，最多只有五個人，那就是一位禪堂的總監香、一位翻譯、一位電視製作、一位攝影師，這回也是一樣。因為這些人都是我的弟子，所以委曲一位電視製作人，拉來當作我的廚師。

　　張光斗是非常用心的，每餐做菜，都是先炒後煮，總是把外國人的廚房弄得香噴噴的，常常引誘他們的食慾，很想嚐一嚐他的廚藝，甚至有人請他教幾手中國菜的做法。對我來講，他只要把菜煮熟了、煮軟了、煮熱了，就已經很滿意了。張光斗也常常在把菜端到我面前時對我抱歉的說：「師父，每餐都是相同的，我變不出菜來！」我安慰他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更多的菜和作料，叫你怎麼變呢？能夠餐餐讓我吃飽，並且不吃壞肚子，不吃壞身體，已經謝天謝地，感激不盡了！」

　　這次在墨西哥的蔬菜、水果，種類還算是齊全的，有洋山芋、紅蘿蔔、蕃茄、南瓜、包心菜、大青椒、小青菜、甜蕃薯等，蘿拉也特別為我從墨西哥市買來了盒裝的豆腐及乾燥的海苔，張光斗就每次把每樣東西切了一點放在一起，燒給我吃，也會輪流著用南瓜和蕃薯煮成菜飯。我有吃不完的飯菜，總是由郭重光來收拾殘局，因為他不太習慣西洋料理。

　　因為未帶侍者同行，廚師問題雖然解決了，每天打掃居住空間、處理換洗衣服，卻成了我恆課的一部分。由於那兒的濕度很高，洗了衣服，就是曬在大太陽下一整天，如果沒有較強的風吹，也是不會乾的。盥洗用的井水，鹹度很高，放了大量的明礬，若用肥皂洗頭，也會生起濃厚的乳膠狀垢膩物，總覺得黏答答的，怎麼洗也洗不掉，這又成為一個新鮮事了。

　　到達墨西哥的第二天上午，我在從德州來的魏煜展、郭文明陪同下，跟著張光斗、郭重光，到海灣的沙灘度假村，做了一番巡禮。因為那是星期四，沒有遊客，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本地小孩在沙灘玩水，小小的漁港碼頭，停泊著二十多艘有馬達動力的小漁船。只有一兩棟西式洋房，提供遊客住宿和出售一些零星的禮品，其餘沿著沙灘後方小徑建築的都是小小的茅棚，那是當地的漁民，兼做一些生意，販賣如小吃、椰子、汽水、香菸等的小攤子。我們五個人看到一座茅舍的旁邊，有一大堆新鮮的椰子，魏居士就很想嚐一嚐墨西哥椰子汁的味道，於是向一位墨西哥老人比手畫腳的談起生意來了，一連剖開了三個，每個的代價不足美金一元，就讓每個人都吃飽了，當那位老人正要開第四個時，我連忙搖手，因為張光斗和我都不能吃椰子；尤其是我，這種大涼的東西，碰也不敢碰的。

　　我們在回程的路上，有兩位居士不斷地在說：「好飽！好飽！」好像有一點喝醉酒的感覺，頭昏昏的。大概是因為空腹，而且喝椰汁的速度太快了，以至於胃裡產生一些古怪的反應，傳送到頭部時，就有了暈暈的感覺了。

　　當地主要的產品是椰子、香蕉、木瓜、橘子、酪梨等，有一點像南台灣的風貌，也有點像新加坡的景色，可是那個海灣雖然說屬於太平洋西岸，也看到陣陣海風，捲起一波一波的海浪，湧向沙灘及海岸，但就是沒有聞到台灣沿海那種特有的鹽腥味，所以沿著沙灘和海岸線的近海植物，並沒有像台灣沿海岸那樣，只有焦黃的芒草，沒有蔥綠的樹木。在墨西哥的這個海灣邊上所見到的景色，倒有點像內陸湖泊四周的景觀，花草樹木欣欣向榮。一人至二人合抱粗細的樹木，處處都是；那邊的花卉，譬如說像九重葛、天堂鳥等的花苞和花蕊，特別鮮豔巨大；因為那是一個海邊的原始森林地帶，所以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鷗、海燕、軍艦鳥，常在海灣的水面，成群飛翔，集體嬉水，忽上忽下，自由自在，忽遠忽近，真有海闊天空任意逍遙的感覺。

　　在森林的上空，經常有成群的老鷹盤旋，多的時候超過一百二十隻，像這種景觀，在都市固然看不到，在台灣的山中也不要夢想，因為這種猛禽，不但繁殖得慢，而且必須在沒有人工破壞和污染的森林裡，才能棲息繁衍。正因為老鷹太多，所以小鳥很少，倒是看到了成群結隊的烏鴉，有一隻甚至飛上我們齋堂的餐桌。在那兒所看到的蟑螂、螞蟻，塊頭都很大，白色的蝴蝶也是特大號品種，飛舞之時，遠看就像小鳥展翅。

　　大概在那邊的生活容易，真像是得天獨厚的世外桃源，所以那邊有很多用椰樹葉蓋的茅草屋，用磚瓦依山而建的簡易民居。我們到達的時候，夏天的雨季剛過，漸漸要進入秋天了，可是那邊的樹木花草，終年不會凋零；秋天的季節，也只有早上兩三個小時比較涼爽一些，其他的時間還是有如盛夏的氣溫；即使到了冬天，只要一件毛線衣，就足夠禦寒了。

　　因為墨西哥人的生活簡單容易，所以那兒的人民，沒有積極努力生產的習慣，看他們做事，多半是慢吞吞的、有一搭沒一搭的。譬如蘿拉跟我講，在兩個月前就找工人準備將接待我的房間的浴室、下水道、浴缸裝好，直到我抵達的前一天，才將這些工程勉強做完，所以她說：「這就是我們墨西哥人啦！」

　　不過蘿拉是墨西哥人之中的異數，她是整天、整月、整年忙個不停，除了有一間忙碌的診所和一個十多人生活的禪堂之外，還得照顧三、四位兄弟姐妹，居然尚有時間打坐參禪，尋師訪道。好在她結婚得早，生了一個女兒，已經能夠自謀生活了。現在她是「忙人時間最多」，五十二歲的她，發願要在墨西哥弘揚中國的禪法，正雄心勃勃的要用二百萬美金，買下這個茶卡拉海灣的經營權，希望把那個地方開闢成為人間淨土式的佛教修行園區，她也請魏煜展為她在那附近看了一塊重建一座大禪堂的吉地；因為蘿拉擔心，如果被商人買走了那個海灣的經營權，可能會開設酒家、賭場以及色情行業，讓許多人到那兒沉醉墮落，所以她希望用道場來取代。

　　每天晚上，可看到成群的漁船陸續出海作業，到了清晨再一一歸航，我問當地人，為什麼是在夜間作業，答案是：「在漁區用燈火照明，就使魚群游向光明集中，白天的光線是散的，所以不容易有理想的漁獲量。」

　　這對我來說，也得到了一項啟示，那就是雖說光明代表希望，能夠驅逐黑暗，為人帶來安全感。可是，有的光明卻是陷阱，為你製造希望的幻象，使你生起安全的錯覺，其實是引誘你奔向毀滅。海上的漁火對水底的魚兒是如此，陸上燈火，對會飛的昆蟲，也是如此。這世間有許多的名、利、酒、色，看來都好像能夠提供你幸福，滿足你的快樂，事實上，很有可能都是刀山、油鍋、枷鎖、牢獄的前兆，只要一個不小心，就會身敗名裂，傾家蕩產，遭致家破人亡的噩運。因此，從佛法的角度來看，光明不一定好，黑暗也不一定不好，端視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和動機來面對光明和黑暗了。

　　因為面對著海灣，從早到晚可以看到海面的種種景象。每逢天氣晴朗而又悶熱時，就可見到大嘴巴、大頭的軍艦鳥，成群結隊、貼著水面飛翔，然後就像投擲炸彈般地俯衝入水，連續激起幾尺高的朵朵浪花，在水面休息一陣之後，再起飛、降落、投擲，看起來好像是在競技比賽，似乎也不一定是在獵取食物，但在牠們之間又像互不關心，只是各玩各的；過一陣子，只要其中有一隻起飛，轉移到另外一個水域，其他的也會陸續跟進，畢竟牠們是一夥的。有時候在海面低空飛過時，有的會俯衝至水面，啄取一條幾寸長的小魚，在飛行途中卻又故意把它丟下海去，有的則只消一兩秒鐘，就把魚兒吞進肚裡。

　　有一個居士在旁，不斷地嘀咕：「嗯！這樣的偷襲，簡直是土匪！」又說：「拿人家的命來兒戲！殘忍！」

　　我說：「這就是眾生，弱肉強食，特別是那些在海面游泳的魚兒，根本不知道隨時都會有喪失生命的危機，那些鳥兒也沒有想到自己像是強盜、土匪般的掠食者。其實，那些魚兒在海裡，也是大魚吃小魚，甚至母魚吃子魚，這就是為什麼有釋迦牟尼佛出現世間，提倡平等救濟眾生，呼籲眾生離生死苦、得涅槃樂的原因。」

　　每天上午，海灣都會有幾個正在養蠔抓蠔的漁夫，他們的腳上都穿了腳蹼，頭上帶著護目鏡和呼吸管，平均一兩分鐘，就會頭朝下、腳朝上，潛入水底作業。在他們的旁邊，往往也有幾隻水鳥，把頭和大半個身子潛入水中，露出尾羽和兩隻腳掌，幾乎和那些漁人的動作完全相同，也都是為了向水中討生活。

　　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素食主義也越來越成為流行的時尚，這不僅是慈悲的行為，也是健康的飲食觀。大多數禽獸不知道如何完全依靠穀類和果菜類的食物維生，所以沒有辦法要求肉食性的動物戒掉肉食；人類是絕對可以不倚賴肉食而能生存的。但願我們的世界，肉食的人口越來越少，那才代表著人類究竟要比其他的動物高明。

　　海岸邊所見落日的景象，真是美到了極點，當那大蛋黃似的太陽，接近海平面時，如果正有點點漁舟及成隊的雁群，越過落日之前的畫面，既能使人生起一種臨終回顧的感受，又能使人嚮往佛菩薩的悲願，覺得那才是最美好的歸宿處；一期人生的終點，不是淒美的結果，乃是光明無盡的繼續延伸。

　　這次在禪七中，除了蘿拉是最忙碌辛苦的人之外，果元師應該是第二個忙碌的人了，他要從早到晚陪著大眾打坐、經行、做運動以及代替我做基礎的小參，他的帶領也讓禪眾非常受用。尤其是清晨在海灘上的經行，大家都覺得新鮮、舒服、過癮。還有一項修行方法，那就是最後第二天的上午，每人托著一隻裝了九分滿的水碗，赤著腳在庭院中，沿著小徑轉了一大圈，然後經過禪堂，回到齋堂，還能夠保持碗中的水一滴也沒有溢出，所以大家都很有成就感。打坐時，多半的人是沒有辦法達到一心不亂的程度，這種托著水碗經行的修行方法，卻讓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有聚精會神、心無二用的感受。因為我教他們：隨時隨地，不管妄念，回到方法；活在當下、佛在當下的修行態度，讓他們可以在這種托水碗的修行方法中體驗到了。這也就是人在哪裡，心就在哪裡，人在做什麼，心就在做什麼的禪修方法。這種基本的禪修體驗，讓他們感受良深，也覺得非常受用。

　　十一月一日上午，禪七圓滿出堂，我們一共七個中國人，為了趕搭飛機，前赴下一段行程，便於十時左右，同乘一輛九人座的出租客車，離開了玉海禪堂。墨西哥的出租汽車，似乎都很老舊，因為沒有裝冷氣，從窗外吹進的陣陣熱風，當然不太好玩，卻讓我回味到四、五十年前的台灣生活，不也就是如此的嗎？

　　一七、東西岸的三場演講和九一一百日祭

　　二○○一年十一月六日晚間，我接受紐約禪中心曼哈頓分支中心負責人美籍林德利女士（Lindley Hanlon）邀請，到那兒做了一場演說。那是針對九一一事件之後，如何用佛法來安撫人心，所以主題是「從禪的觀點來看生與死」。這是一場收費的演講，雖然每張票價需二十五美元，卻也到了有一百五十多位，主要是西方人士。場地座落在市中心八十二街三百二十三號的一個古教堂地下演講廳。大家對於生與死，特別是死亡，都非常的關心和擔心，希望知道如何從禪的角度來看待死亡這樣的事實。這場演講的內容分成六個子題，然後開放二十分鐘，為大家做問題的解答，我提出了幾個觀念：

　　(1)生命是可貴的暫時存在，死亡是必然的生命歸宿。

　　(2)生命的事實是無限光輝的無盡延伸。也就是說，一期的生命是永續生命的一個階段，永續的生命要比宇宙更為廣大久遠。

　　(3)生命的每一階段，都有一定的任務。當每一個階段的任務結束，必須進入另一階段時，便是生命之光的無限延伸。(4)生命可貴，未必可喜；死亡可惜，未必可悲。如果沒有智慧，不論是生或死，都是苦事，如果有了智慧，就知道生死本是一線之隔的一體兩面，生不是開端，死也不是結束。(5)死亡之後，生命何處去。我提出了三點：①信仰中的生命，生天堂，生佛國。②願力中的生命，再來我們的世界救苦救難。③業力中的生命，接受果報而隨業流轉生死之中。(6)由禪修的體驗可以證明生存與死亡，根本是分隔不開的。禪修的目的，在於開悟解脫，解脫了的人，是把生命作為修福慧的工具，既不貪戀生命，也不畏懼死亡；既不厭惡生命，也不逃避死亡，那就是生死自在。

　　另外一場演講，是同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我接受紐約州立石溪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邀請，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大禮堂，以「用禪的觀點和方法調適內心恐懼促進世界和平」（Chan, Healing, Reconciliation, World Peace）為題。因為是由石溪大學亞裔美國人教職員協會、亞裔美國人中心橋樑、國際研究生服務社、宗教交流會以及東初禪寺等九個團體聯合主辦，所以現場擠滿了五百多位聽眾，雖然到了不少華人，但還是以西方人士為主。演講會的司儀，就是該校哲學系的主任馬榮惇博士，並由副校長致歡迎詞，英語翻譯則是該校的物理學博士陳維武居士擔任。我有一段開場白：「很多人會從不同宗教的角度來看其他的人，彼此之間就會造成距離，但是如果能在像今天這樣的場合，願意以不同宗教的立場，來聽聽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那麼我們會發現一個事實，每一個宗教都是愛好和平的，每一個宗教都是那麼可愛的。」

　　演講的內容分為七個子題：(1)最近九一一的恐怖事件造成了人心的不安。從宗教來說，只有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所信仰的神來照顧，就可能產生安全感。而從禪的立場來講，除了「信」之外，更強調的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心，來幫助自己。(2)我自己是從災難中走過來的。在我的一生之中，有很多時間是跟危險在一起的，心中卻不會有恐懼感，因為我有信仰，也會用禪修的方法來安自己的心。(3)如何面對恐怖及災難，那就是隨時存有危機意識。在平常都要養成居安思危的習慣，一旦發生危險災難，就不會手忙腳亂了。(4)禪的觀念告訴我們，生滅無常的事實必須面對、接受、處理。沒有僥倖的事，逃避不能解決問題。(5)禪的方法是要我們體驗自我是什麼？禪讓我們體會到生命是由四個條件組合而成的，那就是呼吸、身體、心念、身與心所處的環境。佛教的聖典告訴我們，人的生命是由色、受、想、行、識的五蘊組成，更簡單的說，只有色和心兩個條件構成，色是指物質的肉體，心是指精神的動力，但它們都是暫時的現象，所謂因緣有而自性空。(6)禪的功能是讓我們體驗到，自我的生命是一種工具，是暫時的任務，是中途的巴士站，是前程的轉接點，是真實的幻影。(7)禪修的過程能讓我們促進世界和平。從身心的放鬆、統一，而到自我與環境的統一，從小我而進入大我，然後再從宇宙的大我，獲得超越，那就是禪宗所說的徹悟了。

　　接下來我給他們解答了九個問題。這是一場非常和諧、活潑的演講，因為有當地宗教交流協會的成員，也就是當地各宗教的領袖參與聽講。原本主辦單位計畫在演講會之前，邀請我跟當地的各宗教領袖舉行一個小時的對談，後來由於幾位一神教的領袖，顧慮到他們主張如果是為了自衛而發動戰爭是被允許的，這和佛教的慈悲觀是沒有條件的，佛教徒主張在所有情況下都堅持非暴力是有差距的，所以就取消了這場對談。而在我演講之後，我的態度和想法，他們還算能夠接受，所以也與我拍了一張合照做為紀念。

　　這場演講在紐約的華人社會並不覺得如何重要，所以在華文報紙只出現了一則短短的預告新聞，事後並沒有任何報導。倒是紐約市的第三大報《新聞日報》（Newsday），用了兩整頁的篇幅，由專欄作家A. Johm Gamble報導，並且刊出了兩張巨幅的照片，不僅對我演講的內容做了重點性的報導，也對我個人及東初禪寺做了介紹；另外也有一家當地的週報 Herald-The Three Village，由專欄作家Gerda Barber做了一整版的報導，可見當地媒體對這場演講的重視。這場演講的主要推動者是李海蒂、張書銓、龔天傑等三位居士，也是我第一次到該校所做的一場公開演講。

　　十二月十四日到十六日之間，我從紐約出發，訪問了南加州地區的法鼓山聯絡處。自從我一九九五年到該地訪問之後，如今已時隔六年，所以成為該地華僑界的一大盛事。

　　這次我到該地的目的，是為了鼓勵法鼓山的會員信眾，感謝他們多年來熱心推動法鼓山的理念。當地的菩薩們，則希望我的到來，能為法鼓山聯絡處帶來新一波的會員信眾。其實我並無多大能耐，不要說海外各地，就是在台灣，雖然每到一地，有很多人來聽我說法，也接受皈依，但是我不會交待任務，也沒有組織運作的觀念，所以會員人數成長得很慢。各地法鼓山的悅眾菩薩們，對我都抱著很大的期望，我自己卻只以結緣的心情，隨緣弘化而已。能否為當地帶來穩定性的會員信眾，則全靠悅眾菩薩們的努力了。

　　不過這次在現任召集人龔慕信和前任召集人林博文等諸位居士的策畫下，準備工作做得相當周到，特別又有台灣劉偉剛居士的結拜誼兄孫國泰及時的協助，公關文宣做得很成功。當我一下飛機，就前往KSCI-18電視台，接受名主持人高光勃的專訪，於當晚六點播出十五分鐘，據說這是洛衫磯華人社區都會收看的一個電視節目。隨後又驅車前往蒙地貝羅的雙樹飯店，出席記者招待會，主題是「開啟一切的好-與聖嚴師父一起鍊好心，創造快樂與幸福人生」。

　　當天有《世界日報》、《台灣日報》、《美洲新聞》、北美電視等多家媒體的新聞負責人、記者到場採訪。蒙市的市長阿朗索夫婦、市議員劉達強、聖瑪利諾市教育委員張志堅、市議員林元清也列席致歡迎詞。記者們發問的焦點都集中在如何安定人心，以及如何消融宗教衝突，因為距離九月十一日紐約發生的恐怖事件才三個月，全美國還是籠罩在擔憂被恐怖攻擊的氣氛中。接著又到KAZN－1300AM廣播電台和華美電視台接受專訪。據說我在那兒的三天之中，洛杉磯地區有七十多萬華人，都聽到和看到我講了一些安定人心的話。

　到了十五日晚上七時，藉華僑文教第二服務中心，以「鍊好心-幸福與快樂的人生」進行一場專題演講。分別就：(1)人生的幸福與快樂在何處-只要觀念正確，就有幸福快樂；(2)二十一世紀的人類何去何從－科技與人文、宗教與文化、族群的包容與多元；(3)用心靈環保建設人間淨土－信心、願心、身體力行等三個子題，期勉與會者建立正確觀念，培養信心與願心，開創生命的價值。

　　在這場僅容六百人的演講會場，現場卻湧進了一千多名聽眾，當地法印寺印海長老亦率領弟子出席。結束之時，我為全體聽眾以三寶祝福加持，同誦三皈依文，會後要求給法名者一百四十多人。全程均由特地從聖地牙哥趕來的王明怡居士擔任英語翻譯。

　　既然我是到洛城慰訪，所以也在法鼓山聯絡處，主持了當地的信眾聯誼會。從李果觀的報導中，可看出我當天講了些什麼：

　　師父很欣慰的向大家介紹法鼓山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並說明「心靈環保」是藉由觀念的改變、調整行為，帶來人際關係和諧，生活的喜悅圓滿。師父勉勵大家以柔軟的慈悲心，從與家人互動開始，然後擴及朋友、同事等周遭的人。師父並且強調，法鼓山是一個清淨和諧的團體，為了避免各種可能的困擾，不可利用法鼓山組織的管道，致力於商業經營、政治訴求、金錢借貸、男女苟且等事。

　　十六日由果元師、毛靖以及Gilbert Gutierrez三人共同主持了一天的禪修，竟有東西方人士一百三十多人參加，名義上是我親自上課，實際上我只講了一個小時的開示，效果還是很好。結束這一連串密集的行程，我在十七日下午就回到了紐約。

　　從加州回到紐約的第三天是十二月十九日，那是九一一紐約雙子星大樓被恐怖份子劫機撞毀事件發生後的第一百日。由我們東初禪寺發起集合了紐約地區十個道場、十五位男女二眾法師以及十位居士，由市政府的官員陪同，進入世界貿易大樓廢墟現場，在臨時搭建的祭壇上，於印有追思紀念世界受難者的八十七個國家及其國旗的木板牆前，為他們做了一場超薦佛事。除了誦經、念佛、迴向之外，還由我跟妙覺寺的洗塵長老分別讀了祈禱詞。我的祈禱詞相當簡短，其內容如下：

　　諸位罹難的先生女士，自從事件發生以來，今天已是百日，全世界的善人，都在懷念你們，人類的歷史上，永遠感恩你們。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你們都是菩薩的化身，為我們全人類承受了苦難，為人類的後代作了消弭種族及宗教仇恨的教材。現在，雖然尚有你們之中的數千位遺體，已無法找出被你們的家人領回安葬，但是，你們已完成了這一生的偉大任務，願你們放下一切，面對無常的事實，讓我們一同祈禱：由於你們的信仰和善行功德，早日上生天國，求生佛國淨土。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法鼓山聖嚴代表中國佛教界祈禱

　　進入事件現場必須經過市政府的核准，閒雜人等或非罹難者家屬，不可自由出入，現場有市警單位，設了幾道拒馬管制著。在這段期間，已有過各宗教團體共同舉辦的追悼會，紐約華人佛教團體也都參加了，不過是在現場的外圍，而我們這次是經過政府核准進到廢墟祭壇的現場。那個臨時搭建的木構祭壇，目的是為了便利罹難者的家屬們前往現場悼祭，能夠容納的人數有限，根據市政府規定不得超過二十五個人。我們看到在祭壇上木板牆旁的空位上，有用各種語言寫著相同的一句話：「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此外還置有許多花束、照片，甚至還有兒童的玩具，也有家屬在木板牆下，寫上了懷念與哀禱的詞句，看來令人鼻酸。而現場的瓦礫尚未清理完畢，特別是深埋在地下的遺體，也沒有被挖掘出來。據說這個占有兩個街口的廢墟，將來會規畫成永久性的紀念廣場。

一八、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

　　我在美國主持了二○○一年十一月及十二月的禪期，也就是第九十四和第九十五次的禪期之後，隨即於二○○二年一月六日清晨回到了台灣。接著就是一連串的會議、上課、電視節目錄影以及接見訪客，忙得像陀螺一樣地團團轉。一方面是為了處理三個月以來積下的許多工作，同時對往下走的行程，要準備和籌畫，因為有幾場重頭戲正在等待著我。

　　第一場就是從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三天之間，藉中央研究院召開中華佛學研究所的「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我是總召集人，也是這個會議的主人。自從一九九○年首屆舉辦以來，原則上是每隔二到三年召開一次，可是在一九九二及一九九七年，召開了二、三屆會議之後，卻是隔了五年之久才又再度舉辦。一延再延的原因很多，包括：期間跟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合辦過學術會議，又主辦了台灣各佛學研究所師生論文發表會，加上我們要等待法鼓山的國際會議廳落成之後，希望可以招待與會學者們住在法鼓山。結果法鼓山的宿舍雖然沒有問題，國際會議廳的內部裝修卻遲遲沒有完成，最後只好借用中央研究院舉行。

　　這項會議是我們這個團體的大事。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辦學認真，師生的資質優秀，而國際會議的召開，除了能讓法鼓山走出台灣，聞名於國際佛教學術界，更可以使得中華佛學研究所進入世界學術的舞台。

　　這次會議分為十四個場次，有三十五位學者發表論文，包括主持人及參與討論的回應人，共有五十九位學者，來自十一個國家地區。其中和本所簽訂姐妹關係的學術機構，例如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日本立正大學、佛教大學、駒澤大學，大陸的南京大學，都派了代表出席。

　　比起前三屆，這一屆有四項特色：ぇ(1)發表論文及擔任回應的學者，參加英文組的人數超過中文組，但是少了日文組。(2)與會的學者中，比丘、比丘尼共有八位，是以前所不及的。(3)增加了資訊科技與佛教文獻組，共有十位學者，在各組之中占的份量最多，這是新世紀的新氣象；(4)沒有勞動政府首長蒞臨指導。

　　在開幕典禮中，除了我的開幕詞之外，還有兩篇專題演講。由於這次大會的會議主題是「佛教與二十一世紀」，它的子題一共有三項：(1)佛教與修行， (2)佛教與社會，(3)佛教與資訊。所以在籌備會議上，大家要求我就前面兩個子題發表我的看法；第三個子題，是有關資訊部分的，則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路易士．蘭卡斯特（Lewis Lancaster）教授負責。

　　我幾乎完全引用《阿含經》的觀點，來看社會關懷和修行觀念，在社會關懷的項下，是就佛陀對於人權平等、宗教與政治的分離、宗教的寬容與文化的多元，還有社會福利及臨終關懷的問題，做了分析介紹。同時在修行觀念方面，我一向主張大乘佛法為菩薩道，乃是成佛的真義，可是要以有聲聞乘的解脫道為出世的根本，也要以人天乘所修的布施、五戒、十善為入世化世的根本。否則沒有解脫道的菩薩道，只是人天善法；不修人天善法的解脫道，那僅是聲聞乘。許多人以為菩薩道為大乘法，可是我們在《阿含經》中也發現了菩薩道的重點－「四攝六度」，所以在佛的時候並沒有大小乘之分。二十一世紀的修行人也應該回歸到佛陀的本懷，在戒、定、慧三學的基礎上，必須要加上四攝和六度，因此我主張是以三聚淨戒來含蓋一切修行的法門。

　一九、大型皈依．一等獎章．聯合婚禮

　　這次回到國內，有好多的活動，例如一月十三日在農禪寺舉行的皈依大典，有二千一百多位新發心菩薩皈依三寶，從六歲的幼童到九十歲高齡的長者，還有外籍人士，把農禪寺的幾個殿堂都擠得滿滿的。早年我在農禪寺主持皈依儀式，往往是十幾二十位，漸漸地每週日講經之後的皈依典禮，增加到上百位，現在年歲大了，週日講經及皈依，均由弟子們輪流擔任，我親自主持的皈依儀式，在台灣北部，一年只有兩次，所以人數也多了起來。

　　一月二十五日，我又得到了一項榮譽，那是內政部長張博雅給我頒發的「內政部專業一等獎章」，表揚我在國內推廣全面性的禪修活動、提倡心靈環保、改良社會風氣、安定人心的貢獻。當天同時接受頒獎的，在宗教界的人士之中，除了我還有悟明長老以及馬天賜神父、高俊明牧師、單國璽主教、道教的高忠信以及一貫道的張前人等八位。我那天因為工作太忙，無法分身，由果東師代我出席領獎。

　　計算起來，前後我已經獲得十多個獎項，包括二○○○年的行政院文建會文化功勞獎。我每次得獎時，除了感恩三寶給了我智慧，也總要感恩我所處的時代環境給了我奉獻的機會，更要感謝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的每一位成員，協助我為社會做了許多貢獻，所有的獎項，都代表著大家的光榮。

　　一月二十六日主持了法鼓山主辦的第八屆佛化聯合婚禮，也是我們這個團體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的場地選在陽明山中山樓，這是第一次開放給宗教團體使用，以往都是黨政機關專用的場所，例如國民代表大會，以及國民黨黨代表大會，都在那兒召開。這次舉行的佛化聯合婚禮，為那兒帶來了柔性的氣氛。

　　本屆共有八十六對新人，在我為他們祝福、開示、並授三皈依之後，跟歷年一樣，還是請吳伯雄先生福證，台北市長馬英九及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分別擔任男女方的主婚人，法鼓山護法總會會長陳嘉男夫婦為介紹人。因為我們有婚前教育的課程，並在婚禮中再三叮嚀，要求每一位新人，必須遵守在三寶前宣讀的結婚誓詞。宗教信仰及我的祝福，使他們珍惜婚姻的關係，歷年參加後離婚的人，非常之少。佛化婚禮不僅省事、省錢、省力，又很莊嚴隆重，所以很受社會的重視。

 

　二○、出席世界經濟論壇會議

　　所謂「世界經濟論壇」，它的英文全名是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這是由一位法國學者史瓦伯教授（Klaus Schwab）於一九七一年創立，會址是在日內瓦，結合了全世界一千個大企業為他們的會員，直到現在，他還是論壇的負責人。最早的宗旨，是為了商業的全球化，也可以說是為了工商界的經濟利益，每年召開一次年會，通常都在瑞士的日內瓦舉行。歷年來由於世界經濟的貧富不均，許多弱勢的國際團體對這個會議採取抵制、抗拒、批判的立場，所以每次年會的會場外面，一定會有大批群眾抗議示威。

　　因此從二○○一年起，他們就想到可以徵集更多人的智慧，包括宗教界的意見，來改善他們的形象以及為全球人類的福祉設想，到了今年第三十二屆年會，大會就是以「動盪時局的領導統御：開創共存共榮的未來」為主題。此次除了一千大的企業領導人，也邀請了全球各國的政府、學術、媒體、非政府組織、及各宗教等的領袖人士約三千人。因為紐約發生了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所以這次大會的會場就選在紐約市的華爾道夫飯店，針對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動盪不安的全球局勢，集思廣益，希望找出前瞻性和安定性的想法和做法。

　　邀請宗教領袖參與世界經濟論壇會議，是從去年開始，只是人數很少，本屆則擴大向全世界邀請了四十二位宗教領袖，主要是來自三個大的一神教系統，那就是猶太教、基督教、回教，而今年更增加了印度教和佛教兩個非一神教的三位代表，我是唯一被看作是代表佛教的宗教領袖。這個因緣是因為我出席了千禧年聯合國召開的世界宗教領袖和平高峰會議，發表了一篇演說，之後又出席了高峰會的諮詢委員會，成了諮詢委員。每次會議中，我都會提供若干比較新穎可行的觀念和方法，所以也被推薦到世界經濟論壇的邀請名單中，這應該跟我們法鼓山所提倡的心靈環保、人間淨土的觀念和方法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它是今後世界人類共同所需要的，而且是可能做得到的。

　　我的身分實在不敢說是代表世界各系的全體佛教，我相信在八、九億的佛教徒中，比我更有智慧的人相當多，只是我既能在學術地位上被國際肯定，也在宗教精神的領域中受到重視；其實，只要用佛的智慧，任何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功能。我真希望佛教徒們都應該拿出勇氣，走向國際，那樣的話，應該也可以像一神教的宗教領袖們一樣，有那麼多人活躍於國際之間了。類似這樣的場合，佛教的精神領袖出席愈多，發言愈多，對世界和平的影響力及其貢獻，也會愈大。

　　這一次的年會會期，是從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四日，前後五天的時間。我是在此會期之前兩個月，才收到由史瓦伯教授具名的邀請函，當時我已知道元月底二月初我在台灣已經排有非常密集的行程，但是經過詳細的考慮，還是決定應邀出席。有兩個原因：(1)使台灣的佛教徒能在國際性的大會中，被人看到，受人重視。(2)既然相信法鼓山的理念是全人類所需要的，在這樣的場合正好能與世界有識之士分享，以便對世界的未來有所貢獻。

　　不過元月二十六日有一梯次的大專千人禪七，至二月一日圓滿，接著二月三日又有另外一個梯次的大專千人禪修營開營，這兩場大型活動我都必須親自主持；這樣看起來，我只有二月二日那一天是空著的。因此我只好安排這兩個梯次的頭、尾各兩天，以錄影帶指導禪修；同時向大會祕書處提出商量，能否讓我在三十一日的晚間到達紐約，二月一日清晨報到，參加兩天的會議之後，於二月二日晚上提前離開，搭機返回台灣，必須在二月四日趕回台北。我希望大會把我參加的場次和發表論文的時間，集中在這兩天進行；在此同時，我也把準備好的演講稿，預先用電子郵件傳給大會祕書處。結果得到大會主席史瓦伯教授的回應，因為我是唯一受邀的佛教領袖，所以他只好接受了。

　　像這樣的行程，對我這個已是七十三歲的老人來講，是相當辛苦的，也因為如此，史瓦伯教授對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全世界三千多位與會者之中，竟然會在二月一日中午的餐會席上，特別走過來跟我握手致意，並且說：「您是一位從東方遠道而來的智者。」在會議結束之後，還跟我通了幾封信，向我慰問，同時徵詢下次的會議中如何改進的意見，並且說他對我的建言非常重視。

　我在這兩天之中參加的會議，一共有十多個場次，包括三場全體的大會、兩個早餐會、兩個午餐會、一個晚餐會，另有三個專題討論會，那就是：(1)今日世界的神聖是什麼？(2)生物科技的發展：如何將倫理道德觀轉化成世界性的法令規章。(3)基本教義的問題，如何看待？還有一場宗教領袖的全體會議，討論在世界論壇內是否有設立「宗教領袖委員會」的必要。

　　每場討論會約一個半至二個小時，因為我的英語能力不足，必須要靠李世娟的口譯，以及大會提供的耳機華語翻譯。還有我必須在每一個場次之中，除了正式的發表之外，還要適時提出反應，所以兩天下來相當的累。好在我的發言都能受到與會者的重視，譬如說對於什麼是「神聖」這個主題，發表演說的共有九人，我是最後發言的，接著就是分組討論，然後做成的結論，結論多半都是採取了我的意見。

　　在另一場關於生物科技的討論會中，由於沒有一神教的宗教領袖出席，只有我和印度教的一位領袖在場，當他們最後一位論文發表之後，我就提出了我的意見：「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生物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人類器官的複製以及整個人的複製，原則上是可以贊成的。不過先要考慮到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後遺症，以及社會倫理的問題。如果在可靠、安全和不會造成人類危機的原則下，發展生物科技的基因工程，應該是被鼓勵的；如果僅是為了謀求商業利益，或者是科學家們為了滿足好奇心，那就必須要用全球性的法律來禁止了，這就是要看世界經濟論壇，如何對於世界各國政府產生影響力，來完成這項任務了。」

　　我提出這樣的意見之後，引起全場每一位科學家的興趣，甚至感到驚訝。擔任主席的是《科學》雜誌的主編，他說過去宗教界一向是反對生物科技的，認為那是違反了唯有上帝能創造人類的基本信仰，但是宗教之中的佛教居然能夠贊成複製；至於生物科技的發展和倫理道德的問題，正是他們要討論的重點。在會後，還有幾位科學家問我是不是研究科技的？我說我是關心科技，實際上並不懂科技，不過我在台灣最近常和高科技界的人士們，公開對談過不少場次，目的是希望以人文結合科技，指導科技，使科技是為人類的幸福所用。

　　在會議期間，我沒有見到華文媒體進入會場拍照和採訪，到了二月二日的晚上赴機場返台前，我特別借紐約市區一家叫禪味的素食餐館，接見了十多家電視、廣播以及平面媒體記者，向他們報告這一次參與世界經濟論壇會議的經過和感想。這不但在紐約的媒體可以看到，在台灣的各大媒體也做了顯著的報導。

　　這是我於二○○○年出席聯合國宗教領袖高峰會之後，又參加的另一個世界性高峰會議。對於兩岸來講，我不僅是唯一的佛教領袖代表，也是唯一從台灣赴會的人。在此次會議中，我所提供的兩篇演講稿題目是：(1)〈多元化世界人類所應認知的「神聖」是求同存異〉；(2)〈應當以「經濟及教育支援」來轉變基本教義派的認知〉。講稿內容已在《人生》雜誌第二二三期刊載。

二一、三場寒假千人禪修會
　　
　　二○○二年我們法鼓山舉辦千人禪修活動的因緣有兩個：(1)在去年春天，我們借用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舉行了一次大專青年禪修營，那是由於有人說我們法鼓山的會員，年齡層漸漸老化，對年輕人的接引工作做得太少，所以策畫了那一次的大型青年禪修營。由於禪修營的效果相當好，所以在結束的那天早上，我向他們宣布了下半年會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廣場，舉辦一場萬人青年禪修會活動的訊息，將請他們五百位青年做為種子隊。(2)原先計畫的那場萬人青年禪修晚會，預定在大好月活動之後九月二十八日，假台北市政府前廣場舉行，做為圓滿大好月的句點。
　　
　　但是由於桃芝及納莉兩個颱風過境，造成重大的災難；而且已經接洽好了的台北市政府前廣場，經市府官員告知，宜顧慮會場秩序萬一失控，而造成交通及安全的問題，會引起市民和附近民眾的抗議，所以只好就停辦了。可是我們已為這項活動策畫將近一年，也為這項活動特別義賣籌募了一筆經費，必須要有另外一個方案取代，結果就想到在二○○二年春天辦幾場千人青年禪修活動。
　　
　　大家也思考到，如果僅是辦一場萬人禪修晚會，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吸引來的人，多半是由於好奇，除了有些文宣的效果，實際上不會真的有多少人因此而來接受佛法、修習禪法，倒不如號召有心接觸禪法的人，讓他們來親自禪修。如果能對各級學校教師及大專學生，分幾個梯次給予七天的禪修體驗，應該會有較多較深的效果，也能使他們得到更多利益；再經由他們去影響周遭的同事、同學，對於落實及推廣法鼓山理念，對於建設人間淨土的工程，應該是更切實際的。

 

　當消息發布之後，反應非常熱烈，所以就預定舉辦三梯次，每梯次招收一千人。第一梯次是各級學校的教師，第二梯次是曾經參加過禪修營的大專學生，第三梯次則是初次接觸禪修的大專學生，名稱分別為「教師禪修營」、「大專禪七」、「大專禪修營」。禪七和禪修營不同的地方，是對禪坐時間長短的要求各異，開示的內容則是因才施教。三個梯次的場地都是借用三義何太太提供，由永森公司食品廠的廠房所改建的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
　　
　　教師禪修營我們是初次舉辦，台灣其他幾個大型佛教團體已經辦過多次，而且是由政府的教育行政系統鼓勵和支持的。對於中小學教師，如果參加這樣的禪修營，會在他們的考績上面加分，所以報名十分踴躍，超過一千五百多人。至於大專的教師雖然跟加分沒有關係，但是參加的人數也高占報名比例的百分之十三。由於大家知道禪修不一定是宗教的信仰，所以也有多位信仰其他宗教的教師前來參與，甚至還有外籍的老師，例如一位來自阿根廷，還有一位來自智利。
　　
　　大專禪七本來也是計畫招收一千人，可是報名的只有七百多人，所以改變計畫，把報名教師禪修營的年輕學員，撥到大專禪修營來。結果教師禪修營報到的只有九百位，有五、六百人未能報到。而大專禪七實際上報到的也只有四百五十人，多數是在去年參加過月眉山靈泉寺禪修的學員；從這點可以知道，凡是參加過禪修的青年，多半會繼續來探求禪修的利益。
　　
　　這三個梯次的所謂千人禪修營，實到人數只有三分之二，我們動員的法師和義工倒有三、四百位。場地的主人何太太花的心血最多，在幾個月前就開始整修、清理，準備廚房、餐廳、浴廁、臥房、大禪堂的各項設備，包括燈光、音響、水電、日用品等。在禪修期間還有一組醫護人員，日夜為學員們照料服務。像這樣的活動，不僅籌畫工作要做得完備，投注的人力和財力也相當的大，但是它的功效也極為明顯。
　　
　　教師們參加過禪修之後，對於自己職務的態度以及對學生的態度都改變了。大專青年們在參加過禪修之後，也都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感情以及情緒等問題了。因為我是以「老師菩薩」來稱呼教師們，以「同學菩薩」來稱呼大專青年，並讓他們瞭解到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唯有活在當下，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位青年說：「所謂活在當下，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心，不論做什麼事都別讓它跑遠才好。」有一位教授說：「參加過禪修之後，才知道從此是人生最好的開始。」經過七天的禪修之後，他們每一個人都覺得好像在過去世中，就是修行過的人。
　　
　　又有一位新聞媒體記者問我：「面對近千位禪眾不同的背景和信仰，請問師父是如何帶領的？」我的回答如下：「像這樣大型的禪修營，我們事先已可預知禪眾是來自許多不同的家庭、社會及宗教背景，甚至不同的國家和文化。而我們的目的是給予禪修的觀念和方法，並不是要他們改變什麼立場。我開示的重點，考量了共同性，是大家都可以用得上的。我本身就是個宗教師，如果說開示內容完全沒有宗教性，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盡量減少宗教的儀式及淡化終極信仰的部分，而著重於鍊心，包括觀念的建議、方法的練習。甚至我對他們講，我的話不一定要他們全部認同，他們覺得好的就接受，覺得不適應的就不一定要接受。總而言之，我指導他們的方式，無非希望他們少一些自我中心，多一些替他人著想；少一些煩惱，多一些智慧。」

　二二、第一次在法鼓山上過春節
　　
　　自從二○○一年法鼓山上有三棟建築物啟用之後，有許多例行的活動都陸續移到山上來了，因此護法信眾們，也希望趁著春節假期到山上參觀，所以決定今年（二○○二年）春節信徒拜年的活動在山上舉行。
　　
　　往年春節的除夕中午，都歡迎信眾回北投農禪寺來跟師父一起圍爐，晚上僧團辭歲是在祖庭中華佛教文化館。早年的除夕圍爐，只有三、四桌人，信徒和住眾的人數都很少。以後逐年增加，直到二○○○年的除夕，竟然要開出一百多桌，雖然大家都很歡喜有回娘家過年的感受，可是卻把廚房的義工菩薩們忙得人仰馬翻，尤其是室內坐不下，必須在戶外搭棚，使得飯菜的保溫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去年的除夕，決定取消這項信眾圍爐的活動，一方面也是顧慮到免得叫信眾們山上山下兩地奔波，同時也為了節省廚房的人力物力，只有常住的僧團大眾，比照往例在祖庭文化館團拜聚餐，不過，圍爐的時間由往年的晚上改到了中午。因此，事前在《法鼓》雜誌登出了一則簡訊說：「新春，法鼓山上見！原除夕於農禪寺舉辦的圍爐活動取消。」第二天年初一，在各分支道場服務的常住眾也都有活動，必須在於祖堂圍爐之後趕回各地去。新春期間我也不再分別前往各分支道場接受信眾拜年了。　　

　信眾上山拜年，預定分成三個梯次，也就是農曆的初一、初二、初三，並且訓練了一批導覽人員，跟隨車隊上山。但是由於山上的大殿尚未落成，而已經啟用的那三棟房子，因為是教育行政大樓圖書館以及男眾寮房、學生教職員宿舍，所以只能部分開放提供參觀，而不適合大眾聚會，至於暫用臨時寮，空間也不太大，所以又分了六個梯次。那就是除了新春的三天，再加上初四、初六、十七，分別是北一區的五百人、北二區的三千人、北三區的一千人、北四區的一千人、北五區的二千人、北六、北七兩區的一千人，都是以團體方式包遊覽巴士上山的，計有八千五百多人；另外還有個別開車上山的，每天也都有幾百人，全部的總人數超過萬人。
　　
　　對我來說，請他們上山的目的，是讓我向他們說一聲謝謝，感恩他們多年來的護持，法鼓山經過十三年的時間，終於有部分建築物可以用了。同時也讓他們來看一看山上的環境，那是一個屬於大家的教育園區，將來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到山上來接受修行的課程。我送給他們的，除了祈禱祝福之外，還有一包平安米以及一片由我唱誦的梵唄光碟。所謂平安米是經過我帶著常住大眾在大悲懺法會上加持祝福過的，用特製的牛皮小紙袋，裝上數公克的白米，他們可以拿回家摻在飯鍋內煮熟著吃了保平安。梵唄光碟片則是根據我在五十歲到六十歲之間兩次教授常住眾唱誦的錄音帶製作成的，因為是我的原音，可以作為紀念，也可以跟著我練習唱誦，裏面包括著〈楞嚴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經》、《阿彌陀經》、〈大懺悔文〉、〈蒙山施食〉等，還附上一冊唱誦的內容，製作包裝相當精美，因為只做了八千片，很快就全部發送完。這是一項有意義的紀念品，對我來說，現在早已聲啞氣衰唱不出來了，再也不可能有第二張類似的光碟了。

　　二三、兩場「心靈環保」演講
　　
　　從二○○二年元月六日回到台灣之後，我對政府機構也做了以「心靈環保」為主題的兩場演講。第一場是二月二十五日，應總統府祕書長游錫堃先生的邀請，為開春後本年度首次的國父紀念月會，擔任專題報告人；本來在去年就已經向我徵求演講時間，因為行程太忙，未能應命，今年知道我回國之後，再次向我邀約，我就給了總統府一個「心靈環保」的主題。沒有想到這場名為報告的演講，要我在事前提出講稿，交給總統府辦公室審查。這讓我在非常緊湊的行程中，必須還要擠出時間來完成那篇講稿。一篇只要宣讀三十分鐘的講稿，竟讓我斷斷續續寫了一個多星期，最後終於趕在規定期限內完成了最後的清稿，依照規定的格式，打字列印以及裝訂，呈交總統府。
　　
　　這是一場相當官式的活動安排，可能是從威權時代就有了的，所以受邀的演講人稱為報告人，乃下屬對上司作的專業部門報告，報告人在上台之前被安排坐在第二排右側的末位，上台時要先向總統行鞠躬禮，講畢下台時也得向總統再度一鞠躬。我這個和尚也被要求行禮如儀，不過陳總統倒滿客氣，也起立還禮，畢竟是民選總統了。　　

當天我帶了出家弟子惠敏、果禪、果賢等幾位法師，首先到總統會客室，接受陳水扁總統贈送紀念品，剛剛坐下，陳總統就告訴我，他的辦公室就在隔壁，接著就約我進入總統辦公室，同時指著他辦公桌對面牆上的一幅對聯說：「我只要一抬頭就看到法師送我的兩句話：『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在他的辦公室中，只有這麼一幅字，可見得他對這兩句話的重視，而且的確是經常在用。所以我在講詞中，也說到，我相信他是一位有慈悲心和智慧心的總統菩薩。
　　
　　當天出席這項月會的，除了陳水扁總統、呂秀蓮副總統、總統府正副祕書長、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以及總統府資政和國策顧問，還包括各國立大學校長和國營事業首長們。也許由於我的主題滿清新的，所以在演講中不斷地增加椅子，把整個會場坐得滿滿的。據說這樣的月會並不是硬性規定非出席不可，所以往往不會把席位坐滿，而這次不僅坐滿，還增加了三排坐椅。我鼓勵他們「人在公門好修行」，並說：「政府多用一分智慧心，百姓就少吃很多的苦頭；政府多用一分慈悲心，百姓就增加許多的幸福。」在那篇演講中，我提出了心靈環保的觀念和方法，我不僅是講道理，而且也特別重視調心的方法，然後歸結到慈悲心及智慧心的開發和運用。
　　
　　對著這麼多政府高官演講，經驗是很特殊的，但是並不覺得有多少壓力，我只是把我平常所想的、所講的以及法鼓山正在做的，向他們做了很誠懇的報告。全場的官員都非常用心的聽，而且一字不漏地看著稿子，在翻頁的時候，可以聽到很整齊的紙張翻動聲。
　　
　　這場演講也引來了很多回音，使得幾個政府機構、機關都來邀約，要我為他們的部屬演講，只是我實在太忙，而且體力不足，只好一一婉謝了。但是，其中有一個單位比較特殊，那就是國家安全局局長蔡朝明將軍，親自打電話給我，請我給他的部屬們一些精神上的鼓勵，以及心理上的建設，經過考慮再三，我答應了這項邀約，還是用我在總統府講出的那篇稿子為藍本，於四月十七日上午，到該局做了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二十分鐘的互動問答。
　　
　　這場演講使我發現，在國家安全局工作的人員以及他們的眷屬之中，有佛教信仰的比例相當高，其中有好多位根本就是我們法鼓山的悅眾，平時他們並沒有告訴我，我也沒問過他們，所以在演講之後，頗有法鼓山的理念被他們認同的感覺，特別是心靈環保正是他們每一個人所需要的。

二四、佛指舍利到台灣
　　
　　在二○○○年時，曾經有一位立法委員陳癸淼來見我，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國家歷史博物館館長，所以跟大陸文物單位非常熟悉。他去了一趟西安扶風縣法門寺，因為幾年前在那兒的廢墟中發掘到唐代的地宮，裡邊有許多古文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佛陀的指骨舍利，對佛教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項聖物。陳委員和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接洽，該院對於文物的展出當然很有興趣；但是，佛指舍利應該不只是文物，而是宗教的信物，所以希望找一個佛教團體跟故宮博物院合作，把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文物借到台灣展出。
　　
　　據說大陸方面也希望由我們法鼓山參與主辦，也就是說，文物由故宮博物院展出，佛指舍利則由法鼓山展出。為了這樁事，我也邀約了陳癸淼先生，以及故宮博物院的秦孝儀院長、兩位副院長、兩位處長到北投聚餐，商談了幾個原則性的問題。這樁事對我來說當然不會拒絕，但是興趣也不太高，說完了以後我也沒有積極的推動，所以不了了之。嗣後又有兩次，有信徒從大陸捎來消息，說對方希望我並且相信我能夠促成佛指舍利來台展出的因緣，但是我並沒有去著手進行此事，最重要的是，沒有得到大陸任何機構給我正式文件，所以也不容易著手。
　　
　　到了二○○一年十月，我去佛光山的台北道場拜訪星雲法師，他特別向我口頭傳達大陸的消息，說是大陸國務院宗教局給他電話，希望他能夠促成佛指舍利到台灣巡迴展出的因緣。但有一個主要條件，就是必須要台灣全佛教界共同發起聯合主辦，並且特別指名台灣幾個較大的佛教團體負責人簽名蓋章，而我們法鼓山就是被指定的對象之一。當時我欣然同意說：「這是好事，法鼓山樂觀其成，假如也能到法鼓山展出，我也會親自隨團去法門寺迎送。」談完這事沒有幾天，我就出國了。
　　
　　以後開了好多次籌備會議，均由我們基金會的副執行長果肇法師代表出席。會後她向我報告說：「星雲法師自任主任委員，也承諾一切的交通和接待費用，是由佛光山負擔，在各道場展出時，則各自負擔。計畫在台灣停留展出三十七天，期間可以到我們法鼓山巡迴展出一天，最多三天，並要求至少有一百輛遊覽車的停車位置。」我們經過討論，考慮到法鼓山的主體建築物尚在工程中，金山鄉當地的人口也很少，雖然一百輛遊覽車的停車位是不成問題，但是僅僅為了最多三天的展出活動，就要布置一個臨時會場，所動用的人力物力，恐怕都不是我們這個團體宜做的事。尤其我們的信眾多半是在台北市區，而預定的第一場展出就是由佛光山安排在台北市區的台灣大學體育館，接著又在佛光山下院台北三峽鎮的金光明寺展出十天。我們的信眾可以就近去禮拜供養，不必為此而要到北海岸的法鼓山走一趟了。
　　
　　所以，最後決定展出佛指舍利的佛教團體只有兩個，除了星雲法師的佛光山，另外就是惟覺法師的中台山，我已沒有必要親赴西安迎送了。加上我的事情太忙，所以在二月二十一日，我就派了法鼓山的都監果品師代表，追隨星雲法師迎請佛指舍利的代表團去了西安。二十三日專機迎抵台灣，二十四日上午十時，恭迎佛指舍利的祈禱大法會，即在台大體育館隆重舉行。那一陣子我正好被傳染上流行性的重感冒，在前一天我還上吐下瀉，當天依舊頭暈目眩，全身無力，但還是抱病出席，也隨同上百位全台灣的諸山長老及上座比丘、比丘尼們，在壇上的舍利塔前，拈香獻花、瞻仰供養。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派出了六百位信眾代表，參與盛會，同時也為會場分擔了一些工作。
　　
　　這項活動，對於海峽兩岸民間的情感交流及文化認同，都是非常正面的。在台灣方面，一個多月的巡迴展出期間，據說有三百到四百萬人次瞻仰禮敬了佛指舍利，也引起台灣民間一股對於佛教信仰的熱潮。展出期間，星雲法師在好幾個場合裡，都舉行了萬人以上的皈依典禮，中台山展出時的皈依人數也是成千上萬，如果不是為了瞻仰佛指舍利，不可能在同一時間的同一場合有這麼多人來接受皈依，此真是仗佛光明，普度眾生了。媒體上雖然出現少數人持懷疑的態度和批判的意見，但就一般而言，讚歎的聲音還是多數。星雲法師也不斷地呼籲：正確的佛教信仰，不是祈求佛指舍利給彩券的明牌、陞官、發財，而是要用正確的佛法來自利利人。
　　
　　就大陸方面來說，他們有三批佛指舍利護送團到了台灣，每一團的成員，有五、六十位或者二、三十位不等，其中包括國務院宗教局局長、副局長，還有國台辦官員，佛教協會的代理會長以及幾位副會長，還有各省佛教會的負責人以及幾所佛學院的師生比丘，他們遍訪了台灣的幾個佛教團體，親自體會到台灣佛教徒們對於三寶的恭敬，以及弘化事業的現代化及普及化，這對於大陸佛教的發展是很有啟發作用的。據果品師告訴我，他第一次到西安時，大陸的官員們都是走在前面，站在中間，出家的法師們則是走在後面，站在旁邊；當他第二次恭送佛指舍利再到西安時，大陸就把這種情況調整了。不論是暫時做給台灣佛教徒看的，或者從此以後就這樣做了，這對於出家人受尊敬的禮節來說，應該是很好的開端。
　　
　　法門寺的佛指舍利，據現代人說就是唐朝憲宗時的文豪韓愈所寫〈諫迎佛骨表〉中所指的佛骨。不知是釋尊哪一隻手指的遺骨，比常人的指骨大出一倍，確定是一節中空的指骨，色白而略黃，似乎未曾經過烈火焚燒，在原始佛典的佛陀傳記中，亦未見明載。
　　
　　至於究竟是不是真有佛指舍利？在早期的古籍中是找不到根據的，《長阿含》卷四《遊行經》及巴利文《大般涅槃經》，開始提到佛涅槃後火化成遺骨，分成八分被八國供養，西元一八九八年在尼泊爾發掘出土的佛舍利是佛的骨片。《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說佛陀「留牙四片」。在《法顯傳》及《西域記》有佛齒精舍及佛頂骨精舍的記載。《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說，唐高宗顯慶五年（西元六六○年），由西域獻佛頂骨來京師。依《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講到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法門鎮的佛舍利塔，建於太宗貞觀五年，高宗顯慶四年開塔，得舍利八粒，然後歷經憲宗，懿宗迎供的就是這八粒舍利。直到宋仁宗皇祐元年（西元一○四九年）敕建陳留八關寺靈感塔，始奉「佛指舍利」，宋徽宗時卻有方士謗謂「海狗指」。而現代中國人所信所供的，大概都是感應舍利。
　　
　　其實，佛指舍利只能說是一種信仰的標誌，不必去做科學的考證。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大迦葉尊者就曾說過，分取佛的遺骨舍利供養的，是國王們的事，而出家的僧團應該以佛陀遺教的結集為重，也就是依佛所說的「依止戒律，依止正法」，照著去實踐，才能夠離苦得樂而自利利他。故在佛經中的佛舍利有三類：(1) 遺體叫舍利（śarira），(2)遺骨叫馱都（dhātuyo），(3)遺教叫法頌舍利（《浴佛功德經》），又名法身舍利（《法華經．法師品》）。俗人重佛的遺體遺骨，僧眾宜重佛的遺教。　　

　佛指舍利到台灣，對未信佛和初信佛的人是很有用的，對信佛、學佛已經入門的人而言，就把它當成接引初機的一種方便法吧！所以我個人並不熱衷，但是樂觀其成。
　　
　　當時有一弟子問我：「佛指舍利是真的嗎？」我的回答：「那你說佛像是真的嗎？」所以我拜佛像也拜舍利，我供佛像也供舍利。既然是一種象徵性的紀念物，就可當作信仰的對象來禮敬供養，學術的考證不會妨礙信仰的行為。
　　
　　上面所講的三個梯次的護送團，前後都訪問了法鼓山。第一團是在星雲法師及他的幾位出家弟子陪同下，於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來訪，他們是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先生、中國佛教協會代理會長兼祕書長刀述仁先生、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聖輝法師、法門寺方丈淨一長老等五十九位僧俗大德；第二團是中國佛學院的二十多位學僧比丘，於三月十四日由覺燈法師領隊來訪；第三團於三月二十六日下午，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淨慧法師率領來自陝西、安徽、河北、湖南、江西及雲南等地的法師二十多人，均由我和僧俗四眾全程接待。一、三兩團接受了我們山上的晚宴招待，第二團因為時間關係，只在山上用了茶點，就趕赴另外一個行程去了。成員之中，大部分都認得我，有一半以上，曾經和我見過幾次面，所以是老朋友了。
　　
　　他們對於法鼓山佛學研究所和僧伽大學的現代化設備，尤其是對佛學資訊圖書館的藏書及電腦化，特別感興趣，當他們看到館藏有包括漢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日文、英文等各種不同語文、不同版本的藏經多達四十三套，又聽說電子化的《大正藏》光牒片以及數位化的佛學文獻，都是由我們製作的，更讓他們感到台灣的佛教是走在時代的尖端了。

　二五、千人菩薩戒．兩個禪七．地震關懷
　　
　　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的四天之間，我們借何太太永森公司三義的廠房，辦完三場大型禪修營之後，又辦了一場第八屆在家菩薩戒的傳戒會。本來是預定在農禪寺舉辦各五百人的兩個梯次，由於我的時間排不出來，所以就借三義的場地辦了這屆千人菩薩戒會。雖然是用上屆菩薩戒中製作的錄影帶，代替我親口講戒，還是需要我親自到場。此次跟前面歷屆還有一項不同的是壇上的三師，以往我們曾經請過好幾位年長的法師，例如晴虛、宏印、普獻，特別是今能法師從來沒有缺過席。但這次就沒有勞動我的幾位平輩法師，改由我的徒弟果如和我的學生惠敏兩位法師，與我共同擔任壇上的三位菩薩戒法師。報到時求戒的人數是九百九十九人，正授之際，臨時又來了好多位年長的居士求受增益戒，所以超過了千人，連同護戒的一百多位義工菩薩，授戒的場面，非常的莊嚴壯觀。
　　
　　另外還有兩次禪七，都是在法鼓山臨時寮舉行。第一場是十四天的話頭禪七，從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我每天至少要去禪堂做兩次開示，而在此期間，我並沒有因為不坐在禪堂而閒著，除了在僧伽大學上課，還有許多的會議需要召開。尤其是山上的工程，我發現尚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例如水資源的運用及開發，各棟建築物的裝修和布置；有些已在使用的建築物，譬如說通風及排水管問題，都有待改善。還有山上幾個單位彼此間的互動，尚未習慣和熟練，還需要協調溝通。另外對於金山鄉的睦鄰工作，也得積極推展；我們希望配合地方需求，將金山建設成為人間淨土的模範鄉，因此需要多方探討請教。所以，當我每次進入禪堂開示的時候，總讓禪眾們覺得我是好累的樣子。

　　第二場是從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六日的第二屆社會菁英禪七，那是對於曾經參加過三天菁英禪修營的菩薩們所提供的禪修活動，這次的禪七人數不多，但是效果滿好，雖然我說他們這些人因為傑出優秀，所以也非常的驕傲，我形容他們有稜有角還帶毛，但是經過七天的修行之後，他們看起來都很乖，相信對他們的身心、家庭、事業，都會有一番新的氣象出現。
　　
　　這個時間同時在農禪寺也舉行了例行的清明佛七。因為菁英禪七需要我親自開示，所以清明佛七則是由我的錄影帶來開示，據說效果還是相同，甚至從螢幕上看到聽到的更加清楚。
　　
　　在此期間，三月三十一日花蓮發生了六點八級的大地震，造成了台北市正在建築中的金融大樓工程鐵塔的吊臂，折斷跌落在馬路中央，有三個工程人員及一名路人當場死亡，我們法鼓山立即派人慰問，也為他們主辦了佛化的奠祭儀式。因為台灣的地震頻頻，連年颱風，所以我又請了幾位工程顧問到法鼓山上，再一次檢討勘查。其中包括台大陳宏宇教授、潤泰建設公司的總裁尹衍樑居士、太子建設公司董事長莊南田居士。
　　
　　在社會菁英禪七報到的當天，我在台北另有兩項活動。上午九時到下午三時半，在安和分院錄製中華電視台的電視節目《大法鼓》。而在下午三時半之後，因為先幾天阿富汗發生了大地震，死亡了五千多人，當時台灣還沒有多少人想到要去救援那個原本極端敵視非回教國家的災民。可是我記得在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時候，許多和我們台灣沒有邦交的國家，例如俄國、加拿大，都派了救難隊來協助我們，展開救援的人道行動。所謂「人溺己溺，人飢己飢」，在今天這個世界，我們應該要把在各地發生的災難，看做像是隔壁鄰居失了火一樣，所以我代表法鼓山團體的信眾，捐出台幣一百萬元，由中國回教協會代理事長倪國安以及台北清真寺的教長馬孝棋等兩位先生代表收轉。
　　
　　簡單的捐贈儀式，本來我打算親自送去他們的回教協會，但是他們建議要來我們的安和分院，並且請到了土耳其及阿富汗非官方的兩位代表，共同出席了這項儀式。我說明了這筆捐款，是供給阿富汗地震災後人心重建之用。因為在台灣的佛教和回教之間，是非常友善的，並沒有所謂基本教義派互相仇視對立的問題，同時希望他們告訴阿富汗災區，這項捐款是來自台灣的佛教團體，也請他們不要介意神學士政權時代，曾經在阿富汗境內，徹底摧毀了巴米揚地區的古代石雕大佛以及一切佛教文化，並祝福他們，像那樣極端的政權和這樣慘重的地震，不要再發生了。

　各種天然的災害，給我們人類帶來的痛苦已經夠多了，世界人類的各種族群之間，不能再有任何的對立和衝突事件發生了。唯有彼此愛護，互相扶持，才能營造世界和平及人類的幸福。同時我又說：「只有經過災難的人，才能體會到受災人的痛苦。」而倪國安先生也在儀式中說：「謹代表阿富汗及全世界的穆斯林同胞，感謝法鼓山發揮如釋迦牟尼的慈悲力量，不分宗教、種族，協助阿富汗教育重建工作。」

二六、初訪曼谷出席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

　　亞洲的許多國家我都沒有去過，尤其是跟上座部佛教關係密切的泰國、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以及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並行的越南。我總覺得，那邊既然是佛教隆盛的國家，已有佛法，我就不必再去湊熱鬧了。此外，像印尼、巴基斯坦都是回教國家，曾經對非回教的各宗教，發生過排斥的風潮，所以也不敢去了。印度及尼泊爾去過一次，是為了朝聖，而不是弘法，菲律賓、馬來西亞各去過一次，而新加坡的法鼓山聯絡處雖然成立很早，但也只有去過兩次。在我意料之外的是，由於出席世界宗教理事會的成立大會，竟然會到了泰國的首都曼谷。

　　這一次會議，是從二○○二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的三天，它的名稱就是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成立大會（Founding Meeting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Religious Leaders），簡稱為WCRL。這個會議，是千禧年在聯合國總部召開的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的一個具體成果，其英文表達為A Direct Outcome of The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因為在高峰會期間，曾經有一個理事會的籌備小組會，我稱它為高峰會的高峰會，我就是其中的成員之一。在那一次的小組會議上決定，高峰會十年召開一次，而平常的運作應該要成立一個理事會，邀請具有智慧和慈悲的宗教領袖，來擔任理事的角色。

　　這個資格的構想是我和幾位宗教領袖共同提出來的，結果我就順理成章成了籌備委員會的諮詢委員之一。二○○一年在紐約的洛克菲勒會議中心，召開了理事會的籌備會議，在那個會議中，我被選為九位籌備委員會的主席之一，它的英文名稱為Interim Co-chair，共同向世界各宗教領袖具名簽發邀請函，九位主席的名單如下：(1)Reverend Joan Brown Campbell: Director, Department of Religion ChautauquaInstitution（基督教）(2)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 Chairman, All India Movement for Seva（印度教）(3)Chief Oren Lyons: Chief, Onandoga Nation（印地安原住民）(4)Rabbi Arthur Schneier: Founder and President, Appeal of Conscience Foundation（猶太教）(5)H.E. Kamel AL-Sharif: Secretary General, International Islamic Council For Daw,a and Relief（回教）(6)Master Sheng Yen: Founder, Dharma Drum Mtn. Buddhist Association（佛教）(7)Gregorios Theocharous: Archbishop of Thyateira and Great Britain（英國的基督教）(8)Phra Thepsophon: Rector, Mahachulalongkornrajavidyalaya University（泰國的佛教）(9)Bawa Jain: Secretary General, The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印度的耆那教，也就是大會的祕書長）

　　因為這次會議的地主國是佛教國家，所以佛教領袖在主席團占了兩個名額。照道理，我的英文表達能力是沒有辦法擔任大會主席的，只是由於我在千禧年大會的發言和在籌備會議中的表現，雖然必須通過翻譯，還是提供了相當明確可行的建言，所以大會無論如何要把我納入主席團的名單，也可以說是對於漢傳佛教的重視。從我歷次參加的國際會議之中看來，心胸最大而且能夠包容一切宗教，又能提出具體建議的，應該是佛教。這是由於佛教雖然是無神論，但並不否定神的功能和神的存在。

　　無神，是指沒有一個最高的創造神，但是並不否定各民族、各地區都有他們的保護神。由於各個保護神，只保護他們自家種族內的子民，所以彼此間會產生對立和衝突的現象。而且各民族都強調只有他們所信的，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神，在這樣偏狹的意識型態下，就已經表明出他們只是屬於某一個種族的保護神了。佛教則不然，主張無神論，所以並沒有一個特定的神格可信，但是承認各民族有各自的保護神，這些神若有緣接觸和接受佛法之後，也會成為佛教的護法神，所以不會對任何宗教排斥和敵視，基本上都是能被佛教包容和接受的。

　　因為我們能夠站在其他宗教的立場，來肯定其他的宗教；能理解一神教的立場，以他們的觀點來看待佛教和其他宗教。所以在我們佛教的立場看其他宗教，只要是不違背人天善法的各種宗教人士，都有生天的機會，乃至於未來，也能夠得到解脫而有成佛的可能，這在其他宗教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但是我已發現到，那些常常出席國際宗教會議的宗教領袖們，對於「神」和「佛」的理解，似乎已在逐漸接近之中，我想這就是宗教領袖們聚集在一起開會的最大好處吧！

 

二七、我是貴賓

　　因為我要出席理事會的會前會，討論有關議程、憲章、第一屆的理事名單、大會主席名單、常設理事會的會址以及祕書長之人選，還有更重要的，是討論如何籌措基金等事項。所以我提前在六月八日的晚上，從紐約搭乘長榮班機，經過西雅圖、台北，抵達曼谷時，已是當地時間六月十日的下午。

　　我一踏出機門，就有台灣駐曼谷文化經濟代表處的代表黃顯榮、組長蔡素琴，還帶著一位會泰語的當地華僑職員，向我表示歡迎。同時又有朱拉隆功大學副校長、校長的助理和泰國外交部的一位官員為我引導；同時又有兩位穿著泰國傳統服裝的女士，分別持著兩張紙牌，一張是用英文寫著「Taiwan」，另一張寫著「Master Sheng Yen」，這是另外一個接待單位所派出的人員。一陣寒喧後，就被引導至貴賓室，包括我的隨從人員，一律以國家貴賓的禮遇方式通關，也就是說，只將護照給了他們，不需要經過移民局和海關的檢查，就直接到了貴賓接待室。像這樣的待遇，我記得只有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在北京機場的海關，曾受到相同禮遇，感覺相當特別。

　　接著承辦單位的負責人，朱拉隆功大學的校長Phra Thepsophon也趕到機場，向我表示歡迎，同時向我以及我的隨從人員，一一獻上花串。也有幾位華僑信眾，為我獻上花串，我就轉手獻給校長以及副校長了；該校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幾乎全部到齊。然後又有幾輛新出廠的寶馬轎車，把我們送到市區的皇后公園大飯店（Queen's Park Hotel），一路上還有一前一後的兩輛警車前導護送。據當地華僑告訴我，這種黃色的摩托警車，只有僧王外出參加儀典時才會動用的，他們是把我當成僧王層次的貴賓來接待了。不過這也不僅僅是為了排場，因為曼谷市區車輛太多，交通非常擁擠，有了警車前導及護送，就能見車超車，見縫插隊，所以很快的就到了住宿處。

　這座名為二十二巷的大飯店，是曼谷最好的一家五星級旅館，我被安排在第三十三層的一組大套房裡。那是由六個單人房的面積組合而成，裡面有三套浴廁設備、兩間大臥房、一間廚房、一間餐廳、一間大會客室，幾乎比我們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整層樓約一百坪的面積還要大，而且處處都有鮮花，還有幾盆水果。我記得達賴喇嘛到台灣所住的福華飯店套房，以及他到紐約華爾道夫大飯店住的套房，都沒有這麼大；我覺得這對我來講，真是太過份了，但是主辦單位說我是他們主要的主席之一，除了隨從人員，也一定會有不少訪客。同時在大會期間，我是非常忙碌的，應該有一個寬敞舒適的居住空間，讓我好好休息。

　　住進旅館之後，立即就有媒體記者向我採訪，包括中央社的郭先生，《世界日報》的李先生，還有法新社的一位西方記者。到了晚上，千禧年高峰會的副主席迪娜．梅瑞恩女士到我房間訪問，接著，巴瓦．金先生也到了我的房間，向我商量第二天會前會的議程內容，雙方取得共識。同時他還告訴我，只有幾位主席是由大會負責旅館費用，其他的代表都是自費的。我向他要求，台灣的淨心法師是我邀請來參加的，也應該由大會招待，他也欣然同意了。這倒不是為了費用的問題，而是大會對於我們的一份敬意。

　　我記得上一次出席二○○○年的高峰會，只帶了三位隨從人員，這回我是多帶了幾個人，包括法鼓山的都監果品、副都監果廣、機要祕書果禪、侍者果耀、電視節目《不一樣聲音》製作人張光斗、攝影陳漢良，還有經費贊助人的四位代表陳嘉男、施建昌、沈重光、楊頭雄，英語翻譯李世娟，加上我自己，法鼓山一共出席了十二位。此次幸虧有施建昌和我的專案祕書廖雲蓮兩位菩薩，事前做好安排，所以在大會期間，不用我煩心這些隨從人員的行動，而且還能夠非常靈活的彼此呼應，配合無間，這也可以說我們這個團體在任何狀況下，都是有規律的，不會被自己內部的人員製造困擾，也不會為他人帶來麻煩。

　　原來我以為這次去泰國一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為我沒有去過泰國，也不知道我有什麼熟人在泰國，僅僅知道有一對原來居住泰國的法鼓山護法邱友貞夫婦，曾經協助過我們法鼓山幾位在泰國法身寺留學的出家弟子，打聽的結果，他們已經全家遷居美國。所以心想，到了泰國，舉目無親，必須仰賴大會替我做妥善的安排了。結果也真的為我們準備了廚灶餐具和一輛專用的轎車，為我買菜和為我送飯至會場，這種無微不至的服務，真是讓我感動。

　　萬想不到，還有幾位居士聽到我要去泰國的消息，主動接洽，願意負起接待和照顧的任務。有一位是香港的陳天明居士，他為我們接洽了在曼谷經商的張隆基居士，還有不久前特別到台灣皈依的高碧珠居士，加上台北駐曼谷代表處的蔡素琴組長，他們都準備了車輛、人員來為我們服務；尤其是陳天明、鞠立賢夫婦，分別從香港及澳洲趕到曼谷，又找到了幾位他們的朋友，共同來照顧我們。這樣一來，我不但不怕沒有人照顧，反而覺得太多了。因此，我們就由他們安排，在會議的議程之外，參觀了曼谷的幾處名勝，包括玉佛寺、皇宮、臥佛寺、金佛寺以及湄南河。

　　據說現今在泰國投資的台商，超過十萬人，占外國人在泰國投資額的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及日本。尤其台灣的農耕隊，協助泰國在北方試種各種高級水果非常成功，所以泰國、台灣之間關係良好，使我有賓至如歸之感。

二八、第一位主題演講人的演講詞
　　
　　記得在兩千年高峰會中，我是第一位代表佛教領袖在開幕儀式中擔任演講者，此次的會議既然是在世界唯一以佛教為國教的泰國首都召開，當然我就被安排為大會第一位演講人了。
　　
　　出席類似的大會，我一定會做好充分的準備，目的是要提出我的看法，將佛教的智慧奉獻給全人類，所以一篇簡短精要的演講詞，必須預先寫好。否則僅僅是湊熱鬧，在會議中講些無關痛癢的話，浪費了人力、物力，這樣我就不必與會了。因為我早在去年的籌備會議中，已經知道今年討論的主題不出四項要點：(1)如何化解族群衝突？(2)如何紓解飢餓貧窮？(3)如何做好環保工作？(4)如何消弭暴力及恐怖事件？
　　
　　巴瓦．金先生答應給我十五分鐘，其他的每一位宗教領袖，都只有七分鐘。當我把講稿譯成英文和泰文，傳給大會祕書處，巴瓦．金先生和朱拉隆功大學校長德索豐，都說我寫得很好，因為我是把這次會議的主題簡述，而且也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我是延續兩千年高峰會以及本年度的世界經濟論壇所提出的觀點，再次向全世界呼籲，那就是以心靈環保為主軸，來解決今日世界人類的共同問題。演講詞的題目是「世界宗教領袖在二十一世紀的任務」，其全文內容如下：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雖然由於高科技的快速發展，人類在資訊、交通、生活資源等各方面，都比過去更方便更富裕，但各種傳統的價值觀，也因而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尤其是保守性的宗教信仰、種族的優越感、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等，在機制全球化、社會多元化、思潮後現代化的局面下，無時無處，不在遭受著批判和激盪。
　　
　　宗教乃是全人類共同的源頭和依歸，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由於若干保守的宗教人士易將異己者誤視為邪惡，因而形成了排斥和對立，製造了仇恨與衝突，這是有待我們積極化解的問題。
　　
　　本次會議應該討論的重點，是宗教領袖要如何協助聯合國，來化解宗教與族群的衝突？如何來紓解世界的貧窮問題？如何來做好全球性的環保工作？以及如何來消弭暴力的戰爭與恐怖的攻擊事件？換句話說，二十一世紀的宗教領袖，除了傳播各自所信仰的宗教以外，也得扮演好挽救人類危機的多重角色。這些項目，也正是我所屬的團體「法鼓山」，在最近十多年來努力倡導及實踐的工作。現在，我便針對這幾點稍加介紹，敬請各位指教：一、如何化解衝突？不論是宗教、政治、文化等各種族群之間，均應有「求同存異」的共識，也就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和目標之時，不妨允許有歧異的想法和做法，這就好比共同生活在一個家庭之中的成員，也允許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一樣。中國儒家主張「和而不同」，佛說「眾生有種種根性，都有成道的機會」；又說「叢林之中，能容千萬種眾生」。其實，宗教不會有衝突，被信的神也不會有問題，唯有人類愚昧的詮釋，才會造成對立與衝突。所以我們必須呼籲：凡在聖典中見到有與人類和平抵觸的文字，均應給予新的詮釋。二、如何紓解貧窮？貧窮有兩類，一是物質的，二是心靈的。物質的貧窮，使人的生活困苦，心靈的貧窮，卻能造成毀滅性的大災難；物質貧窮的族群，非常可憐，心靈貧窮的族群，則極具危險性；今天在國際間人道救援的對象，除了荒旱、水澇、地震等災區的災民，主要的還有兵亂戰區的難民。生產力的不足和戰爭的破壞，造成了物質的貧窮；而族群之間的衝突和戰爭，則是源自心靈的貧窮。因此，我們如果希望紓解貧窮的問題，最好的辦法，便是由宗教領袖們來鼓勵人人發願，轉變掠取和占有的自私心，而成為奉獻和布施的慈悲心，物質富裕的族群，固然應當奉獻和布施，但物質貧窮的族群，也該用隨喜的心作布施。若能普遍推廣這種奉獻和布施的運動，則既可紓解物質的貧窮，也可解決心靈貧窮的問題，如此世界的永久和平才有希望。三、如何做好環保工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們生存的地球環境，已在迅速的惡化之中，主要的原因就出在人類過度的開發及浪費，造成自然資源及生活環境的大量損耗及破壞，因此，如何做好環保工作，已是如救燃眉的急務。可是環保必須要從世人價值觀念的改變做起，所以，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正以心靈環保為主軸，再進一步推展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資源及自然生態的環保。心靈環保是向內心省察，啟發智慧心及慈悲心，心靈富裕之後，便有充分的安定感及安全感，對內心對外境，便不會矛盾衝突；與人相處之際，便會尊重對方，時時以禮相待；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不會因為奢求物質享受的滿足而浪費了資源、破壞了環境。因此，對於宗教領袖而言，心靈環保，特別重要。四、如何消弭暴力及恐怖事件？站在宗教領袖的立場，慈悲和博愛，乃是絕對的真理，正義及和平，不可能分離，如果為了主持正義、崇拜真理，而訴之於暴力及恐怖的行為，那都是必須接受勸阻的，也是應該受到譴責的。動用武力，也許會有暫時的震懾作用，但永久和平的基礎，卻必然要建築在對等的尊重及相互的寬容之上，甚而不僅是互惠互利，還要做不求回饋的布施，要做沒有條件的奉獻。而在這全心的布施及全力的奉獻之中，自己必然生產得最多，成長得最快，也最強大，所以也是徹底消弭暴力及恐怖事件的最好辦法。　　

　綜合以上所說的求同存異、奉獻布施、心靈環保、尊重寬容，便可望使得人類在本世紀中，漸漸獲得普遍的和平。這也正是我們提倡的願景：祈禱天國降臨到地球，把人間建設成為淨土。
　　
　　當我用中文講出之時，凡是聽了英語及泰語翻譯的人，在會後都表示，我的這篇講詞最有內容，對大會也最有用處，甚至向我索取英文講稿，要求我准許轉載到他們的出版物中去。大陸代表團的團長刀述仁居士，他是大陸佛教協會的副會長兼祕書長，也說我的這篇講詞，正是代表著佛教的精神，非常之好。

　二九、主席的工作

　　當初我被選為大會籌備委員會的主席之一時，並不知道出席會議之中要做些什麼，我也正在想著，如果要我分擔主持各項分組討論會，或者是大會的發表會，以我的破爛英語，是要怎麼來完成任務呢？如果擔任會議主持人，還要透過翻譯，一定會讓會議的參與者，覺得麻煩和浪費時間；如果不透過翻譯，要我直接用英語表達，對於會議的品質，一定會打些折扣。幸好大會祕書長巴瓦．金先生和承辦單位，安排我的工作雖然很多，卻不需要用太多的英語來表達什麼。除了讓我上台發表第一場主題演說之外，我做了如下的幾項工作：(1)和主席團的其他幾位成員，共同上主席台宣布開幕儀式正式進行。(2)和主席團的其他成員，共同主持第一場祈禱儀式。(3)和其他的四位主席，共同到會場門外迎接泰國皇太子Grown Prince MahaVajiralongkorn蒞臨。(4)代表大會和其他的三位主席，共同向皇太子贈送禮物。(5)在主席台上向大會宣讀宣言。(6)代表大會帶著宣言，到聯合國曼谷總部的祕書長辦公室，呈獻給祕書長金學銖先生。(7)在主席台上共同宣布大會圓滿。(8)由我代表大會，向朱拉隆功佛教大學校長及與會的宗教領袖們贈送紀念品。

　　看起來好像只有八個項目，可是在三天的議程之中，我每天都有二、三次會走上主席台，所以讓所有的參與者印象深刻，有這麼一個從來沒有在國際舞台上出現過的中國老和尚，甚至有人打聽這個中國老僧是個怎麼樣的人。還有一位來自猶太教的共同主席，過去幾次在國際會議上，連跟我打招呼都似乎有些不屑，而這次卻對我非常的熱絡，主動要求下一次他到美國訪問時，一定要跟我促膝長談。

　　我對於幾位從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去出席的長老法師，倒是有些過意不去，因為我的席位常常是在主席台上，即使是在台下，也在他們的上首或前面。尤其有兩次在拍團體照的場合，我都被排在中間，僅次於副僧王以及大會的主辦人，因為副僧王就是大會的主席。這樣的安排，使得我對於長我一歲的淨心法師，以及長我十歲的覺光長老，覺得很不好意思，可是我又不能推讓。雖然每次拍團體照，我都是最後一個被工作人員找去入座的，因為那是主席的指定席位。而在兩千年聯合國高峰會跟祕書長安南合影之時，因為沒有指定誰該在哪一個位置，我就站到最後一排的空檔裏，也不覺得有什麼委屈。最有意思的，在這種場合如果沒有被指定席位，總有一些人會爭先恐後地搶位子，縱然他們都是受人尊敬的宗教領袖。

　　為什麼我會被大會指定代表主席團，向與會宗教領袖贈送紀念品，這可能有兩個原因：(1)我沒有機會單獨主持任何一場會議，所以把最後一項光榮的任務交給了我。(2)這回大會贈送的紀念品，是水晶所製鑽石型的一個配有聯合國地球儀圖案的大會標誌，是用高科技的雷射工法製成，從哪個方向看，圖形和文字都是透明立體的，本來只訂製一百個，當他們看到樣品之後，又追加了一百個；這是由我們法鼓山的信徒，在短時間內多方奔走接洽完成的。特別是大會贈送皇太子和朱拉隆功大學校長的紀念品，都是由我們法鼓山信眾提供由王俠軍所製作的琉璃藝術品，不論誰看了都讚不絕口，精緻、高雅、大方，雖然沒有印上是由台灣製作，但頒贈這項禮物的任務就交給了我。結果在大會圓滿畫下句點之時，我好像成了受到大眾歡迎的聖誕老人，不僅僅是這份禮物，還有為朱拉隆功大學準備的一份禮物，也交給我分送了。

三○、把心靈環保推向世界

　　在此次大會中，真正分組討論的，只有六月十三日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分成四個小組：(1)防止及緩和世界衝突，(2)貧窮以及發展，(3)環境保護以及恢復，(4)研討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憲章。我對於每一個主題都有興趣，也都有意提供建言，可惜分組討論是同時進行，苦於分身乏術，只好選了環保小組。原來的安排只有三位主持人共同主持，因為大會發現我也圈選了這一組，就變成了四位主持人。首席主持人是猶太教的教長Rabbi Awraham Soetendorp，另外兩位中的一位是John Brinkman神父，擔任主題說明，另一位則是印第安原住民領袖Jake Swamp，他是提出原住民如何愛護大自然的心得報告，然後由我給他們兩位作回應。

　　我在兩千年高峰會的時候，就遇過這位猶太教長，當時我曾在地球憲章組織的早餐會上，聆聽洛克菲勒先生介紹關於世界的環保運動。這個名為地球憲章的環保組織，是一個全球性的團體，本部設在哥斯達黎加首都聖荷西市。後來我曾試著跟那個組織聯絡，可能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在台灣，所以不怎麼願意接受我們；而這位猶太教長，就是地球憲章的理事之一。我在去年世界宗教理事會的籌備會議中遇到了他，他正計畫訪問台灣，並表示希望看看我們的法鼓山。

　　有此因緣，促成了這位教長在去年秋天訪問台灣，法鼓山給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他向地球憲章會議推薦我，並且由他們現任會長戈巴契夫具名發函，邀請我出席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法國里昂召開的地球憲章理事會議。由於我剛出席了世界經濟論壇，加上全台灣佛教界正在忙著到大陸西安法門寺迎請佛指舍利，還有法鼓山的僧伽大學要我主持開學，忙得無法分身，所以未能成行。同年十月，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他們又召開一個全球性的擴大年會，據說有五萬人參加，那時候我正準備前往中國大陸，做兩週的佛教古蹟巡禮之行，也無法出席。所以我主張的環保觀念，始終沒有辦法向地球憲章這個組織傳達出去；所以在這個分組討論會議上，正好是一個機會了。

　　我的發言指出，目前全世界共同所提倡的環保，都在要求大家保護自然環境，珍惜自然生態和自然資源，這雖然有用，但並不是根本的辦法。因為僅僅是呼籲大家響應環保運動，而沒有釜底抽薪地從改變每一個人的觀念、想法做起，人的價值觀如果不能改變的話，環保工作是不會做得徹底的。所以我呼籲，「心靈環保」的觀念是最重要的，是要以付出取代占有，以貢獻取代掠奪，以考慮他人的幸福、快樂、平安，來作為自己幸福、快樂、平安的保障。這不只是對人類，甚至也要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和生命，它們都有在地球上共同生存的權利。

　　我又指出，一般人都只是想到個人的利益、家族的利益、所屬團體的利益、所屬社會國家的利益，最多考慮到人類的利益。不論所考慮的範圍是大或是小，短暫或永久，都算是自私的心態；如果沒有利害衝突，才會想到接受保護自然、珍惜資源的環保觀念，一旦與私利有了矛盾和衝突之時，就很容易放棄公益的想法，而去照顧私利了。

　　所以，一般講的環保只能說是有用，而不是徹底的辦法，如果能夠採用我們法鼓山所提倡的心靈環保運動，將觀念糾正過來，以利人作為利己的原則。想要保護人類，必須先要保護環境，人的價值不在於財富、名位、權勢的擁有，而在於心量的廣大。只要盡心盡力地奉獻，使得地球世界的每一種生命都能蒙受恩惠，那我們的生命就會跟天地一體，萬古長存，不論有名、無名，這種精神的力量，便能夠普遍而永久地延伸。如果能夠建立這樣的心靈環保價值觀，才是一勞永逸，標本兼顧的做法和想法。

　　當我講完這段話之後，就受到主持人Rabbi Awraham Soetendorp不斷地讚歎，並且承認他們的地球憲章內容，雖然想得已經非常的周到，就是缺少我現在所說的心靈環保。他一方面希望我們的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能夠通過決議，接受地球憲章，同時答應二○○二年十月，在南非召開的地球憲章年會上，他會提議將心靈環保增補到地球憲章之中；也就是將法鼓山提倡的心靈環保，透過地球憲章，永久推廣到全世界去。

 

　三一、成立世界宗教理事會

　　二○○一年，在紐約洛克菲勒會議中心召開的世界宗教理事會籌備會議中，做成的決議，就是到曼谷召開世界宗教理事會的成立大會，也就是向全世界各大宗教宣布這一個機構的正式成立。本來是計畫邀請具有代表性的各大宗教領袖四十至五十位，最多不超過七十位，所以準備的紀念品也只訂製了一百份。一直到了今年（二○○二年）五月下旬，見到的名單還只有四十多位，萬料不到，進入六月上旬，希望參與此次大會的人數級級暴漲，增加到了二百位，再包括他們的隨從人員以及泰國當地的佛教界人士，已經超過了兩千人，好像又是一次世界宗教徒大會。

　　而此次出席人員的層次，卻不如兩千年在紐約聯合國出席的那麼整齊，尤其在二○○一年美國遭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關閉了許多回教國家在美國存款的戶頭，以致影響到回教領袖們捐款及出席的意願。所以在這一次的會議中，見到的回教領袖很少，甚至也沒有見到東正教的領袖以及天主教的大主教出席，倒是印度教、猶太教以及佛教的比例較多。

　　因為這次大會的目的，是公開宣布理事會的成立。至於這個理事會將來要做些什麼，則是根據此次分組所討論的四個子題為範圍，在事後的小型理事會中，再來詳細的探討。理事會的會址設在紐約，祕書長就是巴瓦．金先生，助理祕書長是由羅德泛公關公司的副總裁迪娜．梅瑞恩女士擔任，至於我們這幾位理事，則是可增可減的。從這兩位主要負責人的想法來看，的確很希望能為這個世界，提供他們的心力，結合世界各宗教的力量，改變我們這個地球世界未來不致迅速遭受毀滅的命運。

　　這項任務是非常艱鉅的。因為宗教本身都有自己的立場，甚至在同一個宗教裏，也有許多分歧的想法及做法。要希望各宗教能夠共同合作，為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努力，一定是各說各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至於如何能夠使得大家不要你爭我奪，兵戎相見，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有些宗教是主張採取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立場，只要有一方先動武，另一方面必然會有報復的行動，究竟要哪一方先讓？讓多少？讓多久？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參加這樣的一個理事會，除了抱著盡其在我，努力做要比不努力做更好的心，奉獻我的心力和佛法的智慧。如果誰都不做，這個世界可能會更加悲慘，所以我對這個理事會的成立，並不抱有太大樂觀的希望，但是也不悲觀和失望。

　此次會議的會場有兩個。會議首日六月十二日是在曼谷的佛統城大會堂（Buddhamonthon Main Hall, Nakhon Pathom），這是一個國立的佛教大廣場，除了大會議廳之外，還有面積相當廣大的公園露天廣場，其中有一尊大佛，曼谷有許多的大型聚會就在大佛前面舉行。我們大會的開幕儀式及第一天的會議是在室內，晚上的餐宴就在大佛前的露天廣場舉行，花草、樹木、園林、噴水池，非常幽雅而舒暢。十三日及十四日的會場，是在聯合國亞太地區的總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Centre），實際上就是聯合國在曼谷的會議中心。聯合國總部是在美國的紐約，另外還有兩個分部，除了曼谷的之外，還有一個設立在瑞士的日內瓦。這三個地方都有一位祕書長在負責，在體制上來說，歐、亞兩位祕書長，是屬於紐約安南祕書長的助理。

　三二、華人佛教和新佛教

　　泰國的人口有六千萬，相當於台灣的三倍，而它的土地面積卻大過台灣的十倍，首都曼谷的範圍很大，有縣有市，總人口超過一千萬，占泰國人口的六分之一，因此顯得相當擁擠。曼谷的飛機場，就成了東南亞工商貿易的集散中心，起降的飛機班次相當密集，可以說是亞洲第一，但是鄉下可說是地廣人稀。他們的人口之中，據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佛教徒，其他也有印度教、回教、基督教以及民間信仰；據說四分之一以上是純粹的華人和含有華人血統的泰國人。他們的工商業大部分是由華人來經營，過去雖然發生過排華的風潮，但現在不論是誰，凡是住在泰國的，都有泰國的姓名，也都被承認是泰國人。

　　除了工商業之外，華裔的後代如今也積極參與政治，甚至現在的執政黨泰愛泰黨的黨魁塔信，也就是現任的泰國總理，就承認他是華裔的客家人，在內閣部會的首長之中，也有不少是華裔，所以在今天的泰國，已經沒有種族衝突的問題了。在這個國度裡，無宗教信仰的人幾乎沒有，彼此和諧相處，人民樂天知命，悠遊自在，非常友善，所以我稱他們為「無憂氏之民」。雖然由於氣候炎熱，容易使得他們昏昏欲睡，好像有點懶散，但是華人非常勤勞，子女都會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泰國人雖然對華人有一些嫉妒，但也覺得嫉妒得沒有道理。

　　泰國的華人，多半集中聚居在曼谷市區，老華僑大多數來自潮州，他們非常團結，所以老華僑聚居的區域形成了華埠。早期的華人移民，帶去華人的佛教，但是早期的華人佛教僧侶，主要是靠經懺、香火維持生活，所以威儀不整齊，持戒不謹嚴，不受泰國人的尊敬。倒是有幾個華人的居士佛教團體，除了有許多優秀的人才，還經常從中國內地邀請知名的僧俗大德前往講經，譬如中華和龍華兩個佛教社，就曾扮演過這樣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一位普淨上師在曼谷以及郊外建了幾所寺院，剃度了一批優秀的華僑弟子，漸漸地整合、整頓華人寺院的僧侶制度和生活規範，終於受到泰國皇家的重視，而被現任的國王蒲美蓬策封為華宗尊長，統領管轄華人的寺院和僧眾律儀。從此之後，華僧也一律穿著黃色袈裟與黃色僧袍，沿門托缽，跟泰僧受到同樣的尊敬和優遇。

　　在大會第一天的午餐桌上，現任的華僧尊長仁得法師，也就是普淨上師的傳人，主動來跟我打招呼，他們師徒一共三人也是應邀而來與會。因為他和我相識已經超過三十年，我在台灣以及到日本期間，也曾和他見過幾次面，通過幾次信，前幾年他去台灣訪問時，也到過我們的農禪寺，所以希望我能抽空到他位於曼谷市區的報恩寺走一趟。因此我就利用六月十三日的清晨，帶著僧俗弟子共十五人，接受該寺的早餐招待。雖然旅館裏有現成免費的中西餐供應，為了感謝仁得法師的誠意，我也應該去拜訪一下。

　　報恩寺的規模相當大，現在有兩進建築物，包括大殿、藏經樓、祖師殿、寮房、齋堂等，都是鋼筋水泥建築物，據說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而且已經有些陳舊了。但是該寺不僅處處都是窗明几淨，連走廊和天井也是一塵不染，光是每天的打掃工作，就要花費許多的人力。

　　我看到寺內的老少僧眾只有十八位，其他的是若干在家居士，不過仁得法師告訴我，目前華宗的比丘就有七百多人，加上沙彌將近千人，特別是沙彌的年齡和教育程度都很年輕而整齊，也有泰人在華寺出家。他們都說泰語，雖然名為華宗，但許多的華裔僧侶已經不會華語，他們正在努力要使得華宗的比丘會說華語，而且也正在鄉下籌建一座非常宏大的寺院，做為他們的本山。

　　六月十五日，由於大會已經圓滿，我們又到郊外訪問了一所現代化的團體，它的名稱是法身基金會，並非寺院，其建築形式也和傳統的佛教寺院不同。他們修行的方法稱為「法身法門」，據說是他們現任住持的老師，一位泰國比丘自己創新的。我們農襌寺和中華佛學研究所跟這個團體有學生交流的關係，他們曾派了幾批比丘和居士到我們的研究所學習大乘佛法，而我們農禪寺也曾派了六位比丘、比丘尼前往該寺學習法身法門各一年。

　因為那種法門相當特別，方法是觀想胸口有一尊透明的佛，稱為佛的法身，所以既不是傳統的次第禪觀，也不是大乘禪宗的頓悟法門，所以傳統的泰國佛教對他們保持觀察的態度。而我的弟子們在留學期間，也以懷疑的態度來看待他們，所以沒有學成。但是這個團體威儀整齊，持戒謹嚴，充滿服務熱忱，尤其對知識青年的攝受，特具專長，所以三十多年以來，已經成為泰國一個新興的大型佛教團體，目前已經有比丘、沙彌和八戒女兩千多人。那個道場占地極其廣大，猶如一個國際機場，最大的一棟建築物上下兩層可容納三十萬人，最高處六十五公尺，中間沒有柱子，全部都是鋼架的結構，我相信這樣的寺院建築，應該是世界第一了。

　他們的副住持曾經到過台灣，和中華佛學研究所簽訂交流合約，並且幾度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大活動。最近一次是他們的實際創始人，一位被他們稱為「老奶奶」的八戒女，圓寂週年舉行荼毘大典，據說會有數十萬人參加集會。我是忙得不可開交，分身乏術，所以沒有參加，這次趁著出席會議的因緣，預先就通知他們我將前去拜訪。他們現任的住持是Most Venerable Dattajivo Bhikkhu，他不問寺務，只管指導大眾修行法身法門，所以我這次去訪問，他也沒有出來接見，而是由他的代理住持接待。因此在泰國佛教界，對這位住持有許多的傳聞，已經變成一位神祕化的人了。聽說他有神異的能力，除了他的法身法門的確能夠使人身心淨化，凡是跟他修行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會被他的禪修及神異能力所懾服，而把他當成佛陀轉世一樣的崇拜。

　　據他們告訴我，目前泰國一般寺院都會接受青年男子短期出家，但是其中的百分之九十會還俗。甚至有的已經確定了婚期，再去短期出家，以此表示受過出家生活的訓練之後，是一個誠實負責有道德的成年人了。而到法身寺短期出家的青年相當的多，卻有百分之九十因此而發願終身出家，這與傳統的泰寺狀況成了強烈的對比。特別是法身寺這個團體，非常重視大專青年的攝受，所以這個團體中的比丘，幾乎清一色是大專畢業以後，才來志願出家的，所以他們辦的青年活動，很能投合青年人的需要。目前他們從事於青年部工作的男女青年有一百多人，正在籌畫明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的佛學會考。他們所服務的對象有三百多萬青年，其中有不少學生會在畢業之後，剃度出家。而在全國其他傳統的泰國寺院，出家的人數卻越來越少，甚至有兩萬多所寺院，已經沒有出家人了。像法身寺這樣一個新興的佛教團體，雖然受到一些爭議，的確也是泰國佛教新希望之所在。

　他們接受男眾出家，也接受女眾出家，男眾可以成為比丘，女眾只能成為八戒女，剃光頭、披白色的衣，跟比丘尼的生活沒有什麼不同。目前我就看到有好多位剛從大學畢業的女青年，準備成為常住的八戒女，也有一些八戒優婆塞、優婆夷是接受薪資的服務人員，擔任著車輛駕駛及信眾的接待等工作。所謂信眾，就是每天晚上會有兩千至五千人來自各地，參加共修，聽他們住持的開示。每週日他們稱為「佛日」，原來就是六齋日，為了配合大眾週末假日的便利，故以每個月的四個星期日做為齋戒日；當天都會有數萬人分乘專用的巴士，前來寺院過一天的修行生活。像這樣的佛教團體，在泰國是找不到第二個的，所以也為泰國傳統的佛教各派，帶來了一些威脅感和危機感。

　　法身寺原先的大集會處，是用生長在水邊的蘆草覆頂，是不設牆壁的簡易敞房，現已改作大眾的齋堂及沙彌的自修讀書之用。由於我們到訪，特為我們在青年活動中心，請華人信眾備了四桌素席；他們也知道吃葷腥是造殺業，卻礙於當地的風俗，不便實施素食，一者泰國比丘不慣素食，二者托缽時不一定有純素，更嚴重的是泰國傳統僧團會把他們看作異端邪門。目前的法身寺由於僧眾人數太多，附近居民戶數有限，故僅有少數比丘晨朝出外托缽，絕大多數是用寺內自備的大廚房自炊自食，已和中國寺院無二致了。

　　他們僧俗四眾，共同生活在一起，男女之間的界限卻極其分明，不僅住宿處，男女眾不相往來，每一間辦公室，都以玻璃為門戶及屏障，雖有隔音，卻均可彼此一目瞭然，毫無隱密藏私的餘地，只要表現出曖昧的動作和表情，都會立即受到規勸。尤其女性都穿著寬鬆的白色制服，且受八戒，已將性徵的誘因減至最低了。

　　南傳佛教的出家傳戒儀式比較簡單，不像漢傳佛教的比丘戒要勞師動眾，擇定戒期，少則十八日，多則三個月。並且比丘戒登壇時，往往因為戒子人數太多，便以九人為一壇。這是不合律制的。往往所請得戒和尚、羯摩、教授以及尊證，均須上座長老，也未必就是律制。

　　我問泰國的比丘授戒法，他們說，當有人求度出家時，任何一日均可授戒，凡是比丘戒臘十年以上知律知法者，即可為得戒和尚，五年以上者得為羯摩及教授阿闍黎，凡已受了比丘戒的均得為尊證，尊證人數至少七位，多則更佳。比丘戒每壇不得超過三名，否則違律，戒師得罪，新戒不得戒。儀式只需一兩個小時，沒有什麼戒期。因此若遇有大批的新戒求受比丘戒時，泰寺便採兩種措施；一是分日逐次授，二者分壇分批授；如果短期出家的人數太多，便只授沙彌戒而不授比丘戒了，因為沙彌十戒是可以集體授的。

三三、佛教的人數最多

　　以往出席各種宗教會議，因為都是在歐美地區主辦，遇到的佛教徒總是少數。而基督教系統的三大主流：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占的人數最多，其次就是猶太教和回教，人數也不少。至於在羅馬梵蒂岡召開的宗教會議，是以天主教為主，回教的出席人數也不會多。從這一點看，今天所講的宗教，大概是以一神教為代表，在一神教之中又以天主教獨大。至於東方的佛教，僅僅是和印度教或者日本的神道教所占的份量類似，也就是屬於世界宗教邊緣地帶的教派，所以我參加那些宗教會議，總感覺佛教徒是非常孤單的。我主動跟那些大教派的主教們打招呼時，他們多半不願意睬我，也許以他們的立場，看佛教就永遠是異端吧！

　　可是，這一次世界宗教領袖理事會的成立大會，是選擇在佛教國家的曼谷召開，不僅在籌備會的九位主席中，有兩位是佛教的領袖，而此次的大會主席，也是請泰國佛教的副僧王擔任。由於這次的會議是由泰國國立朱拉隆功大學承辦，該校的師生也全部投入大會的各項服務工作，並且熱烈參與聽講和討論，所以在會場裡，不論是全體大會或者是分組會議，都會看到清一色披著黃袈裟的泰國比丘，占了三分之一或者是更多的席位，不僅如此，以這次出席會議的宗教領袖人數以及地區來分析，也是亞洲地區的佛教徒最多。現將核心的宗教領袖所屬的地區以及人數的分布說明如下：(1)佛教領袖二十四位，都是來自亞洲。(2)回教領袖十九位，其中中東有七位，亞洲和美洲各五位，歐洲二位。(3)印度教七位，其中來自亞洲六位，美洲一位。(4)猶太教共五位，其中來自美洲的三位，中東及歐洲各一位。(5)基督教總計只有四位，其中來自歐洲三位，美洲一位。(6)其他各宗教總計十二位，包括耆那教、道教、神道教、印地安原住民宗教以及幾個成立已將近有一世紀的新興宗教，例如巴哈伊教，其中來自於亞洲的八位，美洲的四位。(7)研究宗教的專家學者有三位，來自美洲的二位，亞洲的一位。

　　以上共計七十四人，佛教領袖有二十四位，占了將近全人數的三分之一，這在過去的宗教會議中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因為在泰國周邊的幾個國家，佛教都很盛興，包括斯里蘭卡、緬甸、柬埔寨等，每個地區都來了幾位佛教領袖。而大乘佛教的系統，除了日本、韓國，也有漢、藏兩系，然而達賴喇嘛相關系統的藏傳佛教則未被邀請。從台灣去的有淨心、心道、心定和我四位法師，大陸去的有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刀述仁及藏學法師，西藏的喇嘛Nagtsang Jampangwang，香港的覺光法師，新加坡的明義法師；而且每一位宗教領袖都有幾個隨從人員。從這一點看，這一次的宗教領袖會議中的佛教徒，可謂聲勢浩大，場裏場外都看到佛教徒活躍的景象，也因為如此，就有泰國佛教界的人士，要求將這個理事會的會址設在曼谷，這倒不是為了自私，而是希望佛教徒能有更多機會，來為世界提供智慧和奉獻的服務。

 

三四、參觀了幾處名勝

　　在泰國的會議期間，行程相當緊湊，尤其我是主席，在議程進行中，隨時都可能被大會祕書處找去開會，或者上台共同主持會議，特別是還要拍個人照以及兩次的全體合照，還有安排媒體的訪問，所以根本沒有時間讓我抽身出去看看曼谷的名勝。本來大會圓滿之後，會議的祕書處安排六月十五日的上午，參觀市區的幾個景點，可是我早已安排那天必須前往法身寺訪問，因此當地的華僑希望在會議期間，為我安排半天的時間，看一看曼谷的市區。剛好六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才召開會前會，於是就利用那天上午的空檔，由陳天明、高碧珠以及張隆基等幾位居士安排，分乘三輛車。我們的第一站是玉佛寺。

　　外國去的觀光客進入玉佛寺，必須買票，泰國國民就享有免費的權利，外國人和泰國人分別是由兩個閘門入寺，泰國人不一定要身分證明，只要泰語流利，就能放行。這座寺院原來屬於泰王宮內私有，不對遊客開放，據說過去一年只有三次大節日開放給民眾參拜，目前倒是任何遊客都可自由進入了。從外觀看，這座佛殿真是金碧輝煌，內內外外好像都是由金箔或者是金片貼嵌而成，殿內相當高大雄偉，可以容納四、五百人，可是那尊玉佛的佛像實在很小，連座台也只有六十六公分高，膝部寬度四十八．三公分，是於一四六四年在清萊府的佛塔中被發現，當時玉佛身上被塗上一層石灰，大家都以為是一尊泥塑像，後來泥土剝落，才知道是一尊玉佛。

　據說這尊玉佛是以整塊的翠玉雕成，遠遠高高的供在大殿後方中央的寶座上。一七八三年佛像到了現在的皇宮佛殿，一年三季泰王親自為它換三次錦衣，當天所看到的是黃金的裝飾。佛座是層層向上的須彌座，佛像頭頂是個傘蓋，除了佛像是翠綠色，其他都是黃金色。但因為很小，就是站在殿內也需要用望遠鏡才看得清楚玉佛，隱隱約約覺得法相莊嚴。雖是如此，殿內的氣氛自然而然有一種震懾人心的力量，一進佛殿就不會有人講話了，多半會坐下或跪下，默默的禮佛誦經，或者是靜坐，當然，也不准有人攝影照相，我到了門外才遠遠的照了一張玉佛的相。

　　從玉佛寺出來，會經過舊皇宮，目前也不開放，遊客只能從欄柵外經過；然後走過現在泰王生活起居的皇宮前，看到泰國傳統特有，以紅綠相間琉璃瓦覆蓋的宮殿建築物，因為那邊是禁地，不能進入，不知道裡邊究竟有些什麼景象，我們就在外面拍了幾張照相留念。泰國皇宮以及玉佛寺境內，所有的路樹也有一個特色，就是每一棵都修剪成尖頂寶塔型的傘蓋狀，這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據說那就是皇家的象徵。

　　從皇宮出來驅車轉往離玉佛寺不遠的臥佛寺，這座寺廟的大門並沒有雄偉的門樓，進門以後還不知道已經是到了寺內，而且也沒有人收門票。首先看到的是在門內的兩側，站著兩尊丈把高的石雕像，不是中國佛寺山門口的哼哈二金剛，而是中國民間所信仰的門神，相傳是出於唐朝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唐太宗害病，在他的寢宮門外，有鬼魅哭號，太宗告訴群臣有此事之時，大將秦叔寶當面奏請，他願和胡進德兩人，全副戎裝立於門外作為侍衛，夜裡居然就太平無事了。可是他們經常站在門外很累，所以太宗就命畫匠畫了二人的肖像貼於門上，一樣也有避邪的作用，後世中國民間就將此二人之像做為門神，家家戶戶普遍張貼。

　泰國的佛寺門口，怎麼會安置中國民間信仰的兩大門神？據說早期泰國與中國的貿易都是靠著船運，由泰國運到中國福建的是農產品，空船回航經不起風浪，所以就買了惠安地方出產的石雕像，做為壓艙的貨物。故在臥佛寺內，除了門神還有其他的石雕像，這與泰國的佛教信仰並無一定的關係。

　　在這座寺院內轉了一圈，並沒有看到臥佛，倒是看到一棵直徑有一尺多的熱帶樹幹，綻放出一叢一叢的鮮花。通常樹木開花是在枝端，唯有這棵怪樹是在樹幹開花，引起我們大家的好奇，最初以為是小孩把花插在樹幹上的，其實不是，而是真的在樹幹上開花。

　　我們問了幾個人，才知道臥佛的所在，它是在這座寺院左側深處的一座大殿，其雄偉不亞於玉佛寺，甚至還要大些。等我們脫鞋入殿，因為到處都是鋼構的支架，我還以為正在做維修工程，沒有發現臥佛就在那裡。事實上，那些鋼構的架子就是為了保護臥佛，而它的中央正是臥佛；整座大殿，除了鋼構外側有一條小小的通道之外，就只是這一尊臥佛了。臥佛的長度跟大殿差不多長，高度跟屋頂也差不多同樣高，兩隻腳的腳板有二層樓高，只有從前側經過中間時，往前往後看，才能看到整個佛像，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在室內有這麼大的臥佛。在臥佛的前邊可以買花供奉，背後可買大批的硬幣投到一排整齊的金屬製缽盂裏，隨時可聽到叮叮噹噹投幣的聲音，我看到泰國本地人投幣，也有西方人投，這是為了祈福求平安。

　　從臥佛寺離開，就前往靠近曼谷華埠的金佛寺，這座寺院規模不大，開放參觀的，就是供奉一尊金佛像的佛殿，現在已經成為曼谷重要觀光的景點。在進門前，有專門出售青蓮花的小攤位，還有方便遊客兌換泰國零錢的一個窗口，供遊客向佛像獻花以及在佛前捐獻。像臥佛寺一樣，不需買票，佛殿是在二樓，面積除了佛像和供桌、供品之外，只能容納十來個人。這不是供人修行之所，而是純粹供人參觀膜拜。

　　這尊佛像的全稱為「素可泰代密佛像」，是因當時素可泰省作為泰國京都時代的古藝術像，是以純黃金造成，其美麗莊嚴無可倫比。從基座到頂髻高一五．九英呎，盤著兩膝的寬度為一二．五英呎，重量為五公噸。製造迄今已有七百多年，但它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被世人遺忘，一度流落在荒廟，無人聞問，而被什麼好心的人士用厚厚的一層灰泥，將它包裹起來，甚至有人把它當成普通的石頭偶像，直到一九五五年，才發現它是純金的佛像。到目前為止，在這座金像旁邊的玻璃箱內，仍保存著幾塊覆蓋金像的灰泥碎片，因為這是現今世界最大的一座純金佛像，到曼谷的人很少會有人不去參拜的。

　　六月十一日上午，看了玉佛寺、皇宮、臥佛寺、金佛寺之後，已經很累，回到旅館已超過十二時，用過午餐未經休息，就趕去參加宗教理事會的會前會。

　　到了六月十四日上午，也是起了一個大早，去參觀泰國主要的一條河流，華人稱它為湄南河，而地圖上的名稱叫作Chaophray River。「湄南」在泰語就是河的意思，華人就將此河稱湄南，其實，泰語每條河都是湄南。這條河對泰國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它是從中國雲南的瀾滄江甚至於怒江流出，然後經過寮國，從北到南貫穿泰國，到了曼谷就入海，是條淵遠流長的河流，其重要性相當於中國的長江，既是交通的要道，也是灌溉用途的源頭，它是泰國的生命線。泰國之成為魚米之鄉，又稱為世界的穀倉，就是受到這條河流的天賜。據說當湄南河泛汛之時，也就是稻穀播種成長的季節，河水看來有一點混濁，流入稻田就是農作物的營養了，所以根本不需要肥料，就能有很好的收成。由於泰國沒有地震，也不會有颱風，雨季河水上漲時也不至於沖毀農作物，真是得天獨厚。河水中不僅有豐富的農作物所需之營養，也會帶來大量的漁產進入稻田，農家根本不需要到河裡撈捕，就可在稻田裡邊隨時撿得到。

　　由於沒有多少時間，所以未曾租船遊河，僅僅到了位於河畔的東方飯店臨河的後院，觀賞河面的景色，據說那是湄南河最寬的一段，橫跨河面也不足一千多公尺，兩岸之間能彼此相望，清清楚楚。這座飯店的服務品質，據說連續三十多年都被評為世界第一，倒不是建築物有多好、多高貴，而是服務人員的態度親切、熱誠、周到。我們當然沒有要住進這個飯店，愛喝咖啡的人各人叫了一杯，我只是喝我自備的熱開水，占他們的位子而沒有付錢，真是不好意思。可是，在我們一行十多人之中，對於湖面景象看的最多的卻是我。

　　這條河面，因為正在上班的時刻，交通非常忙碌，水上的巴士渡船，都是載著滿滿的乘客趕著去上班，也許時間太早了，遊客倒不多。東方飯店在兩岸都有他們的建築物，所以有二艘專屬的動力渡船，每五分鐘在兩岸之間對開一次，這些水上巴士和專屬渡船，都有泰國建築風格的篷頂，如果乘這種船來遊河，應該是能夠使人心曠神怡的。有當地的居士不斷向我建議，去租乘三個小時的遊船，沿著湄南河溯流而上，就可看到泰國的水上人家，以及大片大片的水稻、田野。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時間，也沒有這樣的興緻，我到泰國的目的是為了開會，而不是觀光。

　　不過，我在河邊除了看到忙碌的來往船隻，也看到了成群結隊的魚兒在我面前翻滾跳躍，因為河水不透明，只有到了浮現水面或躍出水面時，才能看到牠們，我就在那邊不斷地看著牠們玩得真快樂，小的半尺來長，大的一、二尺長。每條魚跳出水面都是驚鴻一瞥，瞬息不見，好像是在逗著我玩，要我猜猜看牠們是從何處來？又到何處去？再躍出水面的，是不是還是牠？像這種景象只有我在馬來西亞時，看過人工湖裏所畜養的才有這麼多的魚。就在我所站的那個位子附近，就會有這麼多的魚。因為牠們不是水池裏所養的，而是自然的，生長在這麼一條大河裏，如果以那樣的狀況看，湄南河的魚產密集度，是無法估計的。怪不得我在參觀法身寺時，不論僧俗，每個餐桌上都會有一盤油炸魚，也許這段河水即將入海，淡水魚到了海口必須迴游，所以魚隻顯得特別的多吧！

　　可是在我們離開河邊乘車回到聯合國的會場途中，當地的司機告訴我，他從小就生活在湄南河畔，並沒有看到有這麼多的魚，甚至很少看到魚兒會躍出河面，而且動力船隻來往得這麼頻繁，為了避免傷害，魚兒很少會浮出水面，但為什麼能夠讓我看到這麼多的魚兒在水面嬉戲？因此，就有弟子跟我講：「因為師父是高僧，所以魚兒都來親近你了。」我想不是的，魚兒的習性在早晨喜歡浮出水面呼吸新鮮空氣，而我站在河邊的附近，並無船隻干擾。不論如何，我相信湄南河中的魚是相當多的，就像春夏之間傍晚的森林中，各種各樣的動物都會出來活躍一樣。

　三五、司機口頭的泰國佛教
　　
　　六月十四日遊湄南河的當天，在車上聽到司機講起，泰國寺院的比丘們大部分持戒都很清淨，但是也有一些比丘是很糟糕的。金錢不清楚，男女關係混亂，不準時做功課，甚至晚上脫了袈裟，穿上西裝，到聲色場中去。這位司機，曾在泰寺短期出家三個月，在那期間，他的經驗是非常糟糕的，因為就有比丘帶他去喝酒、賭博、玩女人，所以他非常後悔，還想再找一所比較清淨的寺院，去過第二度的短期出家生活。
　　
　　我問他說：「這座寺院的住持是不是知道這種狀況呢？」
　　
　　他說：「不清楚。」
　　
　　我又問他：「住持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他說：「那倒不會。」
　　
　　我問：「那位住持怎麼不注意你們，管教你們呢？」
　　
　　他說：「我在猜想，住持是故意不管的，如果要求十分嚴格，會讓人畏懼而很少人會去他的寺院出家了。」
　　
　　我又問：「如果這種犯戒的行為被人知道了怎麼辦？」
　　
　　他說：「被寺院住持知道了，就得還俗。如果沒有人告到法院，還俗後就沒有事，如果有人向法院告訴，看是犯了什麼法，就該受怎麼樣的處分，通常是不會有人告的。」
　　
　　我又問：「像這樣子的短期出家有什麼意義呢？」
　　
　　他說：「是啊！一般的人是要讓社會覺得他是有道德的人，所以才會去短期出家，如果出家根本沒有持戒，這只是一種欺騙而已。」
　　
　　這位司機又另外告訴我一樣事。他說：「不像你們大乘佛教，都是能夠結婚的，不必裝個樣子出家。」
　　
　　這使我十分驚訝的問他：「誰說我們大乘佛教的和尚可以結婚的？」
　　
　　他說：「我曾經載過一位日本來的貴賓，他告訴我，在日本，和尚是可以結婚的。」
　　
　　我說：「那你弄錯了，只有日本和尚結婚，我們中國和尚是持戒的，而且嚴格遵守素食。」這使得他弄糊塗了，同樣是大乘佛教，為什麼中國和尚不結婚，日本和尚結婚呢？
　　
　　我告訴他：「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佛教僧侶也是不結婚的，在明治維新之後，變成了在家佛教，而我們中國的佛教一向是沒有改變過的。」
　　
　　所以我請他以後不要再見到人就說，漢傳佛教的和尚是結婚的。事實上，直到現在為止，上座部系統的比丘們從來沒有承認我們大乘佛教的比丘也是比丘，如果漢傳比丘要到南傳系統學法，必須重新授一次南傳的比丘戒。至於南傳的比丘們，到了漢傳的佛教寺院，我們都很容易承認他們是比丘。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他們對大乘比丘的認知有誤差，過去我看到印順法師曾經在一篇文章內說到：南傳比丘雖然不拒葷腥，但在男女方面是清淨的，在持戒上是比較嚴格的。但是，這一次我在訪問泰國期間，耳濡目及所知的泰國持戒，也不是那麼謹嚴，知見也不是那麼地純一，因為也有一些異質的成分在裡面。

 

三六、許多的第一次
　　
　　在二○○二年六月以後，我就相當的忙碌，而且有很多的活動和經驗都是生平的第一次。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之間，在紐約象岡主持了一場國際化的默照禪十，參加的禪眾來自東、西方九個國家，共一百零五人，這不僅是我在西方主持禪修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而且其中還有五位禪眾，在歐、亞、美各國已有自己的禪修中心，已經是指導禪修的老師了。
　　
　　我在七月十一日從美國回到台灣之後，除了例行的會議、會客和上課的工作之外，七月十四日在農禪寺舉行祈福皈依大典，總共有二千五百多位的菩薩，參加這一項正式進入佛門的儀式。其中有一對新婚夫婦，就穿著結婚禮服在皈依典禮上請求祝福，還有五位來自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地的國際人士，以及台北啟聰學校二十多名聾啞學生，通過口譯和手語的翻譯，接受了皈依儀式。其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位九十七歲的老阿媽，最小的是年僅六歲的小男孩，以年齡層次來說，三十歲至五十歲的人占一半，三十歲以前和五十歲以上的人又占一半。這是我歷年來主持皈依典禮之中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多元性的一次。
　　
　　七月二十五日，台灣有一個相當精美的大型月刊《新觀念》雜誌，派專人到農禪寺向我採訪心靈環保的內容，以及推上國際的狀況。結果我成了該雜誌二○○二年九月號（一七四期）的封面專訪報導人物，這也是我第一次的經驗，美國的弟子就買了回來當作紀念品收藏。
　　
　　七月二十九日的下午，在農禪寺約見了曾經擔任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的陳朝威，和我懇談的結果，他答應願為我個人做特別顧問，從此以後，他每個星期會到我們的基金會和法鼓山兩次到三次，協助我處理工程以及行政事務的規畫。有這樣的人來到我們法鼓山奉獻，為我分擔不少心力。
　　
　　七月三十日，中華航空公司的董事長李雲寧，由他夫人陪同，來到農禪寺請求我為他證明皈依三寶。他的夫人雖然是天主教徒，但是對於李董事長皈依三寶，非常的歡喜，因為勸他要有信仰半輩子，雖然是選擇了佛教，但終於有了精神的歸宿，他的太太也可以放心了。
　　
　　八月五日，因為關心高雄紫雲寺的狀況，特別抽空去了一趟，同時邀宴地方首長和佛教界的長老法師，向他們請教如何配合高雄當地的需要，而由我們法鼓山提供綿薄的奉獻。當天午宴席上的貴賓，有高雄市長謝長廷、高雄縣長楊秋興、前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心長老、高雄縣佛教會理事長心茂法師、鳳山市選出的立法委員林岱樺、高雄地區檢察長朱楠、高雄地方法院院長蔡文貴、高雄市政府參事陳雨鑫，以及民政局余局長、許科長，還有一位魏律師、洪平森夫婦、廖得雄校長等，這也是我第一次為了紫雲寺，而跟當地這麼多的首長見面。當天下午，又在洪平森夫婦提供的法鼓山高雄市三民區道場，接見了紫雲寺所在的鳥松鄉鄉長張美瑤女士，這也是我第一次和她見面，她跟她的父親，都是高雄縣觀音山慈靄法師的弟子，慈靄法師已圓寂，他也是我早年的朋友。
　　
　　七月和八月之間，我們法鼓山第一次借用嘉義縣竹崎鄉三寶山靈嚴禪寺，舉辦了五個梯次的大專及教師禪修營，共有一千三百一十七人參加。八月八日我特別前往關懷，這個道場的住持圓本法師跟我們並沒有淵源，是第一次全力免費支持我們。當天下午我也到法鼓山嘉義辦事處，接見了嘉義市長陳麗貞、嘉義市民政局長吳嘉信、嘉義縣民政局長林琴容，他們都是跟我初次相見，也都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讚歎我們法鼓山對地方的貢獻，並且願意與法鼓山共同推動淨化人心的工作。
　　
　　八月十四日上午，梵蒂岡天主教台灣區樞機主教單國璽，由馬天賜及吳終源兩位神父陪同，到法鼓山基金會辦公室訪見我，並做了一場「尊重生命和人權」的對談。它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共同來對於中華民國立法院的墮胎合法化一案，提出反對的建言，據說台灣從民國七十三年起，每年有三十至五十萬的墮胎人數，也就是說墮胎率甚至超過了出生率，實在是相當的可怕。我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一向也倡導珍惜生命，反對墮胎，不過也要有配套的措施，希望政府和民間共同努力。像樞機主教這樣高地位的天主教士，能夠屈駕到佛教團體來，拜訪一個和尚，這是相當難得的。至少對我來講，這還是第一次，單樞機主教雖然過去也曾經到過我們農禪寺，那時候他還是總主教的身分。由於這一次他來我們法鼓山訪問，就促成了九月二十一及二十二兩日，他都出席了我們在台大體育館舉行的「心靈環保全民博覽會」，這也是他第一次公開參加佛教團體的大型活動。　　

　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我在法鼓山上，為一百一十二位可以成為弘講師資的僧俗四眾，上了八堂課，主題是「教觀綱宗貫註」。是為了振興漢傳佛教而推廣漢傳佛教，本來希望用兩天半的時間講完綱要，結果只上了一半；我多年來上像這樣大型的學術性課程，還是生平第一次。
　　
　　九月十六日，也是生平第一次到國防醫學院，為全體二千多位師生演講「心靈環保」。這也是由於二月二十五日在總統府演講之後衍生出來的一次演講，最初我是婉謝了，經過該院一再的要求，為了他們都是救助人的身病和心病的醫護人員，所以很重要，對我的話如果能夠接受一兩句，就能夠幫助很多的病人。
　　
　　九月間法鼓山舉辦年會。計畫中分成北、中、南三區來舉行，目的是希望使得各地區的菩薩們，都能夠從辦活動中學習成長。結果高雄地區因為紫雲寺的場地還在工程中，所以延至明年春天；台中是在九月八日；台北則於九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北、中兩個地區的年會，本來是屬於法鼓山內部的成長活動，為了接引更多的人認識法鼓山、參與法鼓山，所以採取兩個段落進行，一半是對內部信眾的關懷成長，另一半則是對外來群眾的結緣開放。
　　
　　台中的活動是假台中港綜合體育館舉行，包括五個項目：(1)趣味聯誼賽，(2)名人對談，(3)皈依關懷，(4)授證發願，(5)環保嘉年會。是由朱惠斌擔任總指揮，楊世仁擔任副總指揮，陳玉妍為總幹事，陳玉華負責環保嘉年會，林千翔負責室內布置，陳麗馨負責名人對談，陳國華負責功德分享，鍾政羽負責行政支援中心，蔡春香負責服務中心，他們多數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準備了三個多月，可是天氣預報說九月七日、八日將有大颱風辛樂克登陸台灣，而且連續幾天各大報紙都是以第一版的新聞發布，使得政府宣布全台灣各機關、學校、公司均放假兩日。大家問我這場活動要不要改期，我說既然已經準備好了，就當風雨無阻，照計畫推出，也可鍛鍊我們這個團體有臨機應變的能力；結果颱風轉向，那兩天風平浪靜，天氣特別的好。
　　
　　這場活動有一千位義工參加，七千八百人是我們法鼓山體系內的信眾，三千多人則是外來的群眾。我的一場名人對談也非常成功，與談人有心理學教授張怡筠博士及亞都麗緻飯店嚴長壽總裁，由名節目主持人葉樹姍主持。本來還打算邀請台中市長胡志強，結果他在訪問美國途中，突然小中風，所以未能出席，但在會後，他還特別跟他太太一起到飯店來向我致歉。這一天到會場的貴賓，有台中縣長黃仲生、前任台中市長張溫鷹、台中市議會議長張寶年以及好多位地方和中央各政黨的官員，雖然我在台中市曾經辦過很多次活動，而這一次的許多特色則是過去不曾有過的。　　

　至於在台北借台大體育館舉辦的二○○二年「心靈環保全民博覽會」，適逢是九二一大地震三週年紀念，又是中秋節，許多政府及民團體都在辦大活動，但是我們的這項活動，還是辦得相當成功。除了請到台北市各大電視台的主官及主播，來繼續響應我們去年所推出的「大好月」活動，同時也請到總統陳水扁、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樞機主教單國璽、總統府祕書長陳哲男、行政院勞委會主委陳菊、台北市長馬英九等人，共同簽署了一份心靈環保的宣言。那是由連智富醫師起草，我補充修正的，在大會上先由我唸出前一半，然後再請陳總統接著唸出後一半，讓大家感覺到陳總統也在提倡心靈環保，事實上是因為我在總統府曾經講過這個題目，所以陳總統在這一次的大會中，特別提到心靈環保的重要性。茲將這項宣言照錄如下：我願從自身做起從內心出發在行為上時時刻刻用感恩、感謝、感化、感動的心認知天地萬物給我們的恩澤在生活上隨時隨地以知福、惜福、培福、種福的行動感念天地萬物給我們的包容在生命學習的過程中用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的方法來建設人間的淨土遇到問題時用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的決心承擔負責、累積經驗給自己、給他人永遠留一條生路正需要人做而沒人做的事就由我來學習著做吧盡心盡力第一不爭你我多少我願以利益他人作為利益自己的方法以止惡、行善來關懷大地的環境我相信心靈環保的推廣是給自己的大好機會是給後代子孫的大好希望願人人的品質提昇願淨土在人間實現
　　
　　這場活動是由宜蘭、花蓮、台東地區的轄區召委林素珠擔任總指揮，法行會會長蔡清彥以及連智富、謝培鳳、廖彬良則負責大方向的策畫，基金會做行政支援。執行方面，有負責餐飲區的廖美櫻、造福區的楊紀梅、教育區的黃炳陽、心樂園區的許麗玲，特別是體育館樓下的心靈環保主題館很有特色，具有專業水準的創意，而且能夠讓人身歷其境，體驗什麼叫作終身相關的心靈環保。本來台大體育館是不會有自然人潮的，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最初大家還擔心選在那樣的地方辦這麼大的活動，是否有些冒險，結果館內館外都非常的熱絡，人潮川流不息。
　　
　　第二天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原地舉辦了一場心靈環保對話，它的主題是「培養尊重生命的價值觀」。與談人除我之外，還有樞機主教單國璽、名散文作家吳若權、青年偶像歌星陶喆，由台視的資深主播劉麗惠為主持人。這幾位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與他們公開座談，特別是談到自殺、殺人、墮胎，由我和單主教兩個宗教界的老人與年輕人對話，也是生平第一次的經驗。當天座談會的內容，由台灣電視公司全程轉播，九月二十一日的博覽會，各家電視台和報紙，都以顯著的版面和重要的時段，刊出和播出。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我們法鼓山還有一次大活動，也是借用台大體育館，那是「大願力、大家庭」榮董感恩晚會。這是為了籌募法鼓大學的建設經費，需要更多的菩薩來參與護持，由榮董聯誼會會長陳盛沺，執行長劉偉剛等策畫、推動，再由榮譽董事來感恩大家，並且呼籲更多的人來參與建設法鼓大學的捐助，他們規畫了將近半年，陸陸續續地在《法鼓》雜誌上，接連三個月推出梯次性的文宣，目的是希望由原來的一千多位榮譽董事，成長為兩千，而邁向三千。所謂榮譽董事，就是能夠捐助百萬元新台幣以上的人士，給他們一項榮譽的名目，叫作榮譽董事，結果反應很好。雖然也有人批評我，過去是不要錢的，只是弘法的，現在怎麼也要錢了；但是不要錢，不募款，我怎麼能辦教育事業呢？我並沒有說人家給了錢我就不給佛法，而是說他們捐了錢會關心我們，我們就給他們佛法。其實我一向都是這個樣子的，勸募就是募人的心，但是如果沒有叫人家捐錢，那些募來的人心，也是不會持久親近法鼓山的。
　　
　　這一天的晚會到了八千多人，也真增加了數百位榮譽董事，總共超過了兩千位。節目多半是榮譽董事們，自己策畫，自己表演，還有幾位請來的專業藝人，他們雖然不是榮譽董事，但是唱的、演的、說的，都和我們法鼓山理念相應，或者根本就是在宣揚法鼓山的理念，所以此次活動，與其說是晚會，不如說是一次理念的成長活動。有很多人因為參與了這次活動，很受法鼓山理念的感動，所以劉偉剛居士要說：「不論是演藝界、藝文界、傳播界的朋友，只要一聽到法鼓山的事，二話不說立刻答應邀請，看到菩薩們放下手邊的工作，全心投入的身影，總是讓我既感動又備受激勵。」
　　
　　接下來還有幾項第一次。那就是十月三日至十六日之間，我們法鼓山有五百人的大陸佛教古蹟巡禮團，進入大陸的東南六個省，廣東、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福建，到達江西南昌時，曾被當地人稱作「五百菩薩走江湖」。這對大陸來講，是第一次接待這麼大一個宗教性質的旅行團，我們法鼓山當然也是第一次籌組如此浩大的巡禮團。
　　
　　十月十七日從大陸出來，便至香港理工大學演講「如何因應嶄新的二十一世紀」，它是由香港陳天明居士、理工大學校長潘宗光博士、香港法鼓山分會會長陳柏楠居士等共同策畫的。我到香港弘法，已經前後八次，這是第一回在大學學府，為該校師生以及香港上層社會人士做了這場演講，參加聽講的有二千多人，會後有一百五十位參加了皈依典禮。

　　接著十月十八日，我從香港飛到美國西岸的西雅圖，十月十九日晚上到華盛頓大學做了一場題為「禪之心-現代人如何調整身心適應環境」的公開演講。聽講的有一千多人，演講結束後有二百多人請求證明皈依三寶，這是我第一次到該校，也是第一次到西雅圖所做的演講。十二月二日，我到美國東岸的紐澤西州羅特格斯大學，演講「心淨國土淨」，這是我到該校做的第十五次演講，該校是我在東方、西方各大學學府中，演講次數最多的一個大學了。

　三七、《天台心鑰》得到中山學術著作獎
　　
　　由於近百年來漢傳佛教所出第一流的人才不多，再加上有些佛教學者，抨擊漢傳佛教不是印度佛教的本來面目，含有很多中國習俗、民間信仰的成分在內，所以被指為不純的傳說和迷信；也就是說，漢傳佛教之中的各大學派，都是中國人自己創的，或者是漢化了的佛教。因而讓許多淺識之士和一般的信眾，不再重視漢傳佛教，幾乎一窩蜂的去崇拜藏傳佛教或南傳佛教。我個人對於印度佛教的源頭非常重視，但是對漢傳佛教的適應性、消融性、開創性、自主性，則更加重視。所以在修行方面採用禪宗及念佛法門，在義理方面採用天台學，在生活的規約方面，則主張大小乘戒律的基本精神。對於禪宗、念佛及戒律，我已經寫了不少書和文章，對天台則寫得不多，因此，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心力，探討研究天台學的最後一部名著，那就是明末蕅益智旭的《教觀綱宗》。
　　
　　那是從西元二○○○年夏天開始，到二○○一年七月，完成了一部《教觀綱宗貫註》，法鼓文化給了它另外一個書名《天台心鑰》，在二○○二年四月出版問世。今年（二○○二年）夏天，我也特地為這本書給法鼓山體系內的講師群撰寫講義，上了八堂課，還只是講了一半，準備次年春天再繼續講下半部。
　　
　　但是，我沒有想到法鼓大學的校長曾濟群博士，把這本書送到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經過初審和複審，都是以高分數通過，而獲得本年度的學術著作獎。這是我繼一九九三年以《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書，獲得該基金會的文藝創作傳記文學獎之後，第二度又得到該基金會的學術著作獎；這雖然是一個民間組織，但是由政府支持。我個人雖然覺得意外，但是也相當歡喜，十一月十一日在台北市國家圖書館舉行頒獎典禮，我正在美國弘法，就委請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李志夫教授代表領獎。我是透過傳真，以書面發表了感言，茲錄如下：
　　
　　能在晚年到來時，還有一部著作獲得學術獎肯定，不僅是個人的光榮，也有賴於漢傳佛教的內涵，本身就富有博大精深的學術價值。
　　
　　我的得獎，也讓我的學生和弟子們感到欣慰，甚至於興奮；至於對佛教界和學術界，究竟能夠產生多大的影響，尚未得知，我相信即使有影響，也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真是感到慚愧，我的這一點努力也能夠獲得國家級的學術著作獎，到目前為止，我所獲得各種重要的榮譽獎，已經是第十一項了。我應該感謝我們這個時代社會，讓我有機會奉獻，也讓我有機會被人發現，所以受到如此多的關心和鼓勵，這些榮譽應該屬於我們整個社會，至少是屬於和我相關的許多善知識們。

 

　三八、大陸古佛頭的因緣

　　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為了迎請中國大陸西安扶風縣法門寺的佛指舍利，到台灣巡迴展示，為佛教界造成了三十多天的熱潮，從台北、台中到高雄，帶動了全台灣三百多萬人，爭先恐後去禮拜供養。

　　就在這個期間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一位鹿野苑藝術之友會的負責人吳文成菩薩，和他的朋友林文山菩薩，給我帶來了一個訊息。說有一尊古石雕佛頭像，願意捐給我們法鼓山未來的歷史博物館收藏，問我要不要？如果要的話，會有幾位居士共同出資做這項功德，我說：「這倒是一樁好事。」

　　過了幾天，吳菩薩就把幾張佛頭像的照片拿給我看，我問他知道它的出處嗎？是大陸哪個地方？什麼朝代的佛像呢？他說不清楚，不過從造像的風格以及面部的痕跡來看，應該是隋、唐或者是更早的造像藝術。

　　我還是有興趣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但是吳居士說要查這種古董來源是很難的，於是我就想到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中國藝術史專家林保堯教授，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看法而找到它的線索。林教授去看了那尊佛像之後，就判斷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可能是一九九七年山東四門塔失竊的那個頭像。因為他是研究山東青州以及四門塔的一位專家，最近數年內曾去過兩次四門塔，都因為出事而封閉了，沒有看到四門塔的四尊佛像。但是他從日本學者關野貞當年田調刊載的山東地區圖照裡，經過一一的對比，讓他突然猛醒地發現：「那不就是山東地區神通寺四門塔的風味嗎？」因此就拍了幾張佛頭像的照片，寄給他在山東大學的朋友劉鳳君教授。劉教授是該校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經過多次信件和資料的往返，他願意應邀到台灣走一趟。

　　到了七月十八日，劉教授和他的學生，也是現任神通寺四門塔文物管理所所長劉繼文，應法鼓山文教基金會的邀請，到了台北。七月十九日，他們兩位在我們法鼓山位於台北市民權東路的中山精舍，與林保堯教授、吳文成菩薩以及我們基金會的胡正中主任，共同細心鑑定了兩個多小時，確定就是四門塔失蹤了五年的阿閦佛頭像。共有五項理由：(1)尺寸牟合：兩位劉所長帶來，測量四門塔上那尊殘像斷裂處的尺寸大小細麻繩，擺到佛頭的頸項處一繞，完全相同。(2)石材相同：劉教授取出一小塊攜自四門塔當地特有的白色花崗石材，一經對比，其色澤和頭像斷裂處完全一樣。(3)側形相符：根據劉教授帶來側面頭像描繪的檔案，和這個頭像對比，相當一致。(4)斑痕相同：據說四門塔在一九七二年大修之前，塔頂長年漏水，造成石雕像表面石皮，產生特有的褚紅色斑痕。特別是這尊阿閦佛像，從頭部的顏面右側而下，頸部、肩部以及佛身，都有相同的斑痕。(5)裂口對合：佛首在被盜走之前三個月，曾經已被鋸子在頸上留下了一道鋸痕，當時也拍了照片；連同第二次被盜走之時的鋸痕，以切斷面對比，也是完全一致。

　因此，劉鳳君教授就為這尊頭像開立了一紙鑑定證明書。既然確定了這尊佛頭的來歷，我就宣布與其讓它身首異處，留在我們台灣法鼓山的博物館，不如讓它身首合一的好。一則是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二○○二年定為「文化遺產年」（United Nations Year for Cultural Heritage）；再則響應中華民國行政院文建會曾將二○○一年定為「文化資產年」；三則也是因為我們法鼓山正在提倡四種環保，推動三大教育，而佛頭像是來自於山東的四門塔，信眾捐給了法鼓山，法鼓山就把它轉贈回四門塔原處吧！

　三九、「流轉．聚首」的展覽會
　　
　　既然已經做了決定，要把這尊佛頭捐回山東四門塔，我們又召開了一次籌備會議，議決分成兩個方向進行：(1)向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有關單位請示，我們的計畫是否可行。所得到的回應，以行政院為首，包括教育部、陸委會、文建會、海基會，都說樂觀其成，全力配合，而由海基會主導其事，連續召開了幾次跨部會的協調會。到了九月十九日，就由行政院新聞局發布消息說：政府已經同意法鼓山將所獲捐贈的古石雕佛像頭，贈還山東神通寺四門塔。我對於政府這樣的善意非常感動，因此積極向大陸方面的對口單位，山東大學劉鳳君教授取得聯絡。結果由於這尊佛頭所屬機關、層級的問題，在大陸政府方面也開了好多次的協調會，最後決定由濟南市文物保護協會，以民間團體的名義來跟我們接洽迎送佛頭的事宜。其實，他們的文物保護協會，就是文物局和文化局，只是在名分上是代表民間團體。(2)籌畫在台北公開展出這一尊古石雕佛頭像，首先考慮的場地是在法鼓山上，又考慮在中正紀念堂的展示館，最後經過評估，確定租用國父紀念館。我們也特別請到中國時報系時藝多媒體總經理李梅齡女士來指導我們，因為她是中國時報系統專門辦理各種大型展覽會的專家，每次都能夠吸引幾萬人乃至幾十萬人。可是我們只有一尊佛頭，展出時會顯得相當單調，因此有人建議，向各收藏家借更多的古石雕像或者銅鑄像，來作為陪襯展出，我則切切以為不可：(1)會引伸社會大眾的聯想，誤以為所有展出的佛像，都要回贈給中國大陸；(2)會沖淡了這尊石雕佛頭像展出的意義和特色，因此我堅持只展示這尊佛頭像。至於如何營造展覽會場的氣氛以及具有教育功能的吸引力，這才是思考的大方向。
　　
　　我的建議是，派專業的攝影師到這尊佛頭像的所在地，拍攝照片和影帶，把神通寺四門塔的環境，用虛擬的方式搬到國父紀念館的展示會場，讓人到了會場就有身歷其境之感；似乎看到了四門塔，乃至進入了四門塔，向內看，向外看，都能產生已經到了現場的臨場感。這是相當高難度的一種構想，因此我們請到了一位有名的攝影師方伏生菩薩，以及我們公關文宣室胡嵐陵導演，再到當地請專業的錄影人員，到神通寺取材，同時也請到一位室內設計師龔書章來設計展示的會場，以及三省堂工作室負責人曾逢景，再加上幾位藝術家擔任顧問，就把我的構想真的完成了。
　　
　　而籌備小組也有一個創意，那就是「祈福牆」。製作了可以容納十萬個祈福小木管，將每個人所寫的祈福條，捲成小卷，塞進小木管內，然後把小木管安上祈福牆的小孔中，這對會場的氣氛和引發參觀者參與感，有很大的功能。因此，這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展示，也是有高度藝術文化水準的展示，不僅讓人有進入神通寺四門塔的感受，也製作了一幅神通寺四周的地貌、山勢和各種建築物的模型，甚至讓神通寺派來的人看了也說：「很像。」

　這場從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半個月之間的展示會，參觀的人潮絡繹不絕，據說超過了兩萬人，這正好是李梅齡女士經驗中估計的人數。雖然沒有像佛指舍利到台灣那樣造成轟動，但是其教育的效果和目的已經達成，各報紙、雜誌、電台、電視等媒體，都有連續的大篇幅報導，在台灣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有這樣一個活動了。
　　
　　因此在我們的《法鼓》雜誌第一五六期，對此有個專題報導，在標題「走進歷史現場，感悟古佛像的遺憾」下，有這樣的一段話：
　　
　　由法鼓山基金會主辦的「流轉．聚首-祈願山東四門塔阿閦佛重生」展覽，十二月一日起於國父紀念館展出。此次展覽，融入法鼓山心靈環保及人文精神兩大理念，以虛擬實境手法，使每位參訪者猶如置身古今交疊的歷史時空，藉由阿閦佛千年慧命的生命軌跡，讓台灣民眾也有機會，共同為人類歷史、宗教文化的延續傳承盡心力。

　四○、佛頭的送迎
　　
　　為了贈送佛頭，我先後寫了三篇短文：(1)〈佛頭回到佛身〉。說明我為什麼要把佛頭贈回四門塔的原因，沒有別的，只是一向不忍心古代的佛教文物身首分離，這就像我們自己的心，如果跟我們的身體分離，那豈不成了遊魂。(2)〈感動與歡喜〉。是由於一見到佛頭，我就情不自禁地拜了下去，俯伏在地，好像多生以前就已經見過或是拜過的一樣，終於能夠找到了它的身體所在，所以非常歡喜。(3)是在捐贈儀式中宣讀的一篇〈感動、感傷和兩個願望〉。感動是當我於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代之間，在國外看到博物館和收藏家所陳列的中國古代佛教石雕藝術，感覺到欣慰，也感謝外國人保存了中國的古文物，否則很可能已經被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全部摧毀了；感傷是今天的文明世界，都知道要保護宗教，保護文物，竟然還有人由於愚昧無知，而把古代的宗教文物破壞出售。願望有兩點，一個是希望引起兩岸人民對古文物的重視和保護；第二則是希望兩岸重視宗教信仰的推廣，有了正確的宗教信仰，信有三世因果，就不致於為了貪取眼前的財物誘惑，便鋌而走險了。
　　
　　我們原來準備組織一個一百五十人的佛頭雕像護送團，辦法定好了，也向我們的護法體系發出了通知，並且已有許多人熱絡的報了名，結果由於兩種原因，這個計畫被取消了：第一，在預定的大陸行程中，我無法帶著整個護送團一起行動，如果沒有我陪同大家，這個團就沒有精神的重心，很可能變相而成了一般的旅遊團，除了觀光，就不容易得到修行佛法的利益，這對於法鼓山和信眾們而言，都是犯不著的事。第二，由於中國大陸一再提醒我們，四門塔是在一個山坡上，四周的場地很窄，能夠容納的人數有限，只希望我們去二十位。結果我們取消了一百五十人的大團體，而縮減成為二十多人的小團體，其中只有十五人是被他們邀請的貴賓，另外算是隨行的工作人員。被他們邀請的人員，在大陸的食宿交通是由他們負責，其他的人員則由我們自理。不過將近三十人的團體，也是一個旅行團，還是由亞星旅行社的薛一萍、薛一致、薛一誠負責安排，也由施建昌、廖雲蓮、王崇忠等人負責資料、禮品、行李運送的工作。這是我每次組團到大陸的重要工作人員班底，有他們跟亞星合作，我就可以高枕無憂，遇到臨時發生的狀況，也不會麻煩到我，甚至我的安全衛護也由他們派人照顧。
　　
　　我們在國父紀念館展出之時，以及到大陸旅行，日程的安排都由基金會的祕書長果肇師代勞。而我自己從十月三日就離開台灣，去大陸訪問了十四天，然後到香港、經美國西雅圖、回到美國東岸弘講以及主持禪七。雖然這期間我也不斷地跟台灣用傳真和電話聯絡，瞭解情況，隨時指導，但是實際的工作者並不是我，而是他們這一個非常優秀的工作小組。
　　
　　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我才從紐約趕回台北，接待來自山東濟南市的七人迎請團。他們是以濟南市文物局局長鄒衛平帶團，此外還有副局長崔大庸博士等，包括市政府、山東大學以及神通寺等各單位的主官和副主官。他們也跟我一樣，是十二月十四日抵達台北，然後安排他們參觀了十五日最後一天的佛頭展示會場。這讓他們感到非常驚訝，僅僅一個佛頭像，竟然有如此豐盛的內容和高品質的呈現，甚至於商量著在大陸也應該學習類似的展示法。當天又到了法鼓山參觀佛學研究所、僧伽大學以及圖書資訊館，對於我們山上現代化的設施及自然環境，也是讚不絕口。最初他們以為法鼓山是一座寺廟，參觀以後才知道那是一座從事教育工作的學府，接著又帶他們參觀了王俠軍的水晶藝術博物館「琉園」。第二天十六日上午就是捐贈儀式，下午他們參觀了故宮博物院以及讓他們看了一趟台北市的市容。十七日就把佛頭護送到了山東的濟南市。
　　
　　十六日上午的捐贈儀式非常隆重，雖然是星期一，農禪寺還是來了七、八百人參與典禮，各家媒體的記者幾乎到齊。我在典禮中和鄒衛平先生共同簽下捐贈書，現場播放了兩支錄影帶，一支是關於佛頭的歷史和它的環境；另一支則是在台灣展出的過程。接著由我和鄒衛平分別上台致詞，我除了宣讀前面所說的兩點感想和兩個願望，並且告訴大家，這一次的因緣非常不可思議，雖然很多人都說我不自私，很慷慨，其實我只有個念頭和想法，其他的功德都不是我的。我要感恩鹿野苑藝術之友會的吳文成、林文山，以及出資布施這尊佛頭給我們法鼓山的幾位信眾；我要感恩中華民國政府以及行政院的相關單位，明明法律上不許可古文物出口，但是卻對我們這個案子破例通融，而且全力協助；我要感恩兩岸的相關工作人員，前後幾乎忙了將近十個月，終於順利完成了這樁兩岸之間的好事。
　　
　　在捐贈儀式中，我也告訴了大家一個訊息：曾經有一位從事於古董拍賣的信眾，來試探我的意向，問說：「師父，你知道這尊有名的古佛頭像值多少錢嗎？」我說：「我不知道，對我來講應該是無價的。」他接著說：「依據市場的估價，應該值一百五十萬美元，你怎麼捨得呢？」我說：「因為這是古文物，又是自古信仰的象徵物，對於收藏家來說可能當作是商品，對於佛教徒來說，它是佛教徒的信心所寄，就像是佛的舍利，不能買賣的。如果對於一般不是古董商也不是佛教徒而言，則僅是一塊頑石，所以我還是決定捐贈回原處。」由於我透露了這個價位的訊息，第二天的媒體就報導出來了。

 

　　四一、佛頭回到四門塔
　　
　　本來我以為把一尊大陸遺失的佛頭像，捐贈回去四門塔是很簡單的事，後來竟然會勞師動眾，除了兩岸互動過程，運作了將近十個月，連最後上飛機的問題也不簡單。因為航空公司認定它是貨品，只能進入貨艙，不能隨著我們迎送團的人員進入客艙，同時登機、轉機、下機。可是這一項貨品被兩岸界定為國寶，而且我們是把這尊佛頭像當作佛陀的舍利同等看待，所以希望能跟我們一起上下飛機，並且計畫給它買一張頭等艙的座位。由於工作人員經驗不足，一直到了十月下旬，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我們必須要從香港轉機進入中國大陸，而保險公司只保飛行途中的安全，不保陸地運送的安全，這在轉機期間是一個空檔，如果有個閃失，遺失或被掉包，這項功德就成了遺憾。
　　
　　後來我想到華航的董事長李雲寧先生，他是我們法鼓山的皈依弟子，應該能夠幫得上忙，如果限於法令，則可拜託交通部長林陵三先生設法協助。事實上，今年年初大陸的佛指舍利來到台灣，也是坐客艙。結果在華航董事長的協助下，這問題就解決了，在機上特別拆除了兩個商務客艙的座位，將裝佛頭的鐵箱，用鎖鍊綑綁在原來是座位的軌道上，而且華航公司只收我們一個商務客艙機位的費用。到達香港之時，又以同樣的方式，隨著我們的人員運送上了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一直飛到濟南，一路上我都陪伴裝著這尊佛頭的鐵箱。抵達濟南國際機場，在步下飛機之前，我看到已有大批的媒體記者，冒著凌厲的寒風在那邊枯等，當佛頭到達地面，記者們就一湧而上，我也被他們團團的包圍起來，問的幾乎都是同樣的問題：「佛頭回歸大陸，代表著什麼意義？」又問：「有什麼願望？今後還有什麼文物和宗教交流的計畫？」有的記者還緊迫問起「和平統一」等敏感的政治問題，我的回答很簡單：「現在我只想到要讓佛頭跟它的身體復合。」

　　我一直把佛頭像送入海關，同時被禮遇成為貴賓，我們所有的團員和行李，都以免檢通關的方式，僅僅在證照上蓋了一個印戳，就出了機場。濟南市政府為我準備了一輛小轎車，可是我堅持要坐上運載佛頭的那輛廂型車，一同前往四門塔，雖然座位和車輛的條件比小轎車差些。經過一個小時的車程，抵達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柳埠鎮的神通寺，那是在一個山谷的出口處，興建了才只有幾年的一座寺院。在中軸線上的三門、天王殿、大殿、後殿，一共三進，我們是在後殿的一座臨時建築物中，舉行了佛頭像的交接儀式。經過開箱、讓媒體拍照，我和崔大庸博士分別講了幾句捐贈緣起的話，就由四門塔風景管理委員會主任張立平，送我一份接受捐贈的證書，先後只用了二十分鐘。正當大群的媒體記者還在那邊爭先恐後的拍照，我已悄悄的離開了現場，護送的工作到此已經圓滿，感覺滿輕鬆的。
　　
　　接著他們就將佛頭運到四門塔，然後緊鑼密鼓，連夜趕工，在佛頭和佛身的結合處，加上一支銅管，把佛頭固定在佛身，然後用和這座佛像相同的石材磨成的石粉，加上一種特殊的膠質，把佛頭和佛身接合起來，聽說因為天冷，接合的部位很不容易乾燥，所以要有人不斷地在那邊修補磨光。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在揭幕典禮上所看到的佛頭，已經身首復合，頸部的切斷面已看不出來，就好像是原來的佛像沒有受過任何損壞一樣。那位工匠的技巧真是令我佩服，據說萬一有人再來盜取這尊佛頭，最堅固的部位就是頸部，除非打碎佛頭，否則是無法把佛頭取走的了。所以在典禮之後，我和那位工匠以及幾位策畫、監工的人員，在這座佛像前合影，以表示對他們的謝意和敬意。
　　
　　這次大陸的對口單位是文物局，原來只準備舉行佛像復原之後的揭幕儀式，並沒有宗教信仰的開光儀式。但是由於我的堅持，而有了這項安排。因為以我的立場來看，這尊佛頭像是文物的，也是宗教的，所以他們願意照著我的意思，允許在揭幕儀式之後，舉行開光儀式。我們也主動向北京的國家宗教局以及中國佛教協會致函建議，派遣兩位長老法師，來和我共同主持這項開光儀式。於是他們安排了山東省青島市湛山寺的方丈，現年七十六歲的明哲長老，他是中國佛協的常務理事；另一位則是濟南市長清縣萬德鎮方山腳下靈巖寺的方丈明學長老，他是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也是蘇州靈巖山寺的方丈，現年七十九歲。開光儀式的準備工作和場地布置，則是由靈巖寺監院覺印法師全權負責，他只有三十四歲，是北京大學外語學院法語系畢業，出家之後，就很受濟南各界的重視，現在他是濟南市佛教協會的會長，也是靈巖寺實際的負責人，因為明學法師一年只來一兩次，每次最多一個星期，最少則是一兩天。
　　
　　像這樣的開光儀式，他們的政府官員照例是不會參加的，所以和我共同揭幕的濟南市副市長陳國棟先生，在揭幕儀式結束之後就離開了現場。可是濟南文物局以及神通寺相關的幾位負責人，從頭至尾都在現場照顧，甚至在我們灑淨繞塔的儀式中，他們也多伸出手來，希望我們用樹枝在他們的掌上灑水祝福，可見那些學者和公務員，並不介意內心有宗教的信仰。
　　
　　當天出席這場開光儀式的僧俗四眾有三百多人，因為場地太小，神通寺特別在阿閦佛正面的前方，用木板搭了一個平台，全部舖上紅地毯，也擺了幾百張折疊式的鐵椅。現場也有不少的警衛和安全人員，管制得非常嚴格，只要胸前沒有掛牌的人員，或者是沒有別花的貴賓，就不得進入。因此使得附近聞風而來的數百位居民，只能遠遠地站在山坡上觀禮，有的是看熱鬧，有的也會合掌行禮，可見得佛教的信仰已能深入民心。我知道濟南市的寺院不多，可是當天來參加揭幕和開光儀式的比丘、比丘尼也有二十來位，所以他們形容這是濟南市佛教界，從解放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盛會了。
　　
　　我在揭幕儀式中，聽到崔大庸博士報告有關這尊佛頭從失竊、流落到海外，再轉到台灣，又回贈四門塔的過程，對於法鼓山的讚歎，對我個人的欽佩，以及對於台灣二千三百萬同胞為大陸的祝福，講的都很誠懇和中肯。我也在副市長致詞之後，講了一段話，我指出兩點重要性：(1)對於古代文化的看法，我不僅是看作四門塔的，也是全中國的古文物，也是全體佛教徒的，甚至於是全世界共同的祖先遺產，所以我不以為捐贈給四門塔後，就不屬於我們法鼓山的了；大陸和台灣，乃至於全世界，對我來講，並沒有隔閡，也沒有距離。(2)我們法鼓山正在推行四種環保的觀念和做法，特別重視心靈環保，也就是觀念的改善和精神的提昇。

　我說，我是個佛教徒，但是我不會在這個場合傳教，我所說的心靈環保，是指保護我們每一個人心理狀態的健康，不要受到環境的污染和誘惑，而去做為非作歹、自害害人的事。所以這幾年來，我在國內及國際間，都不斷在提倡心靈環保。因為物質生活的貧窮，需要救濟和改善，心靈的貧窮，則更需要救濟和改善。物質貧窮的人不一定就會犯法、造惡、做壞事；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一定就不做壞事，甚至可能做大壞事。因此，希望社會大眾，能夠遵守道德規範，而宗教信仰對於人類的道德修養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教育固然重要，宗教的信仰更加重要，所以希望世人都能夠重視健康的宗教信仰，提倡正確的宗教信仰，對社會大眾的價值觀，一定會有幫助。

四二、兩場演講
　　
　　今年七月中旬，當劉鳳君教授在台北鑑定阿閦佛的石雕佛頭像時，知道我們法鼓山願意將佛頭捐贈回歸四門塔，他就給了我一個承諾和邀請，說山東大學要給我一份最高的榮譽，以表示感謝，那就是到他們的大學做一場學術演講，當時我就答應了。因為山東大學在大陸全國的大學之中，是相當有名的，能夠被該校邀請做公開的學術演講，一定是一位頂尖的學者。當時我只是答應，不曉得要講什麼題目，到美國過了一個月之後，已經是十一月下旬，還不知道要講些什麼？請教了林保堯教授，他說要我講山東和青州的造像研究；其實那是他的專長領域，我怎麼會講。
　　
　　結果我擬出了一個題目：「漢傳佛教文化及其古文物」，內容是從漢傳佛教文化的涵融性、創發性、適應性等層面切入，並對漢傳佛教古文物的保存價值作一申述。經與山東大學接洽之後，講題被接受了，於是我積極翻閱相關的著作和資料，花了十天時間，寫了一萬六千多字的論文，一共分為七個段落，茲錄如下：(1)佛教有三大傳統(2)漢傳佛教的文化(3)漢傳佛教的思想適應及其開創(4)漢傳佛教是經過漢文化薰陶之後的中國佛教(5)佛經的翻譯及其影響(6)漢傳佛教的古文物是世界輝煌的文化資產(7)結語
　　
　　對我來說，在這麼緊湊繁忙的日程中，還能趕出這麼長一篇論文，算是意外的收穫，如果沒有山東大學的邀約在先，像這樣的論文我是不會寫的，也沒有時間寫。這篇論文讓我複習了魏、晉、南北朝的中國思想史，隋、唐乃至於宋、明的佛教文化史，以及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等問題，這雖只是一篇概論，內容還是相當可觀的。因為我到山東大學不能夠帶有宣揚宗教信仰的色彩，只能從文化、文物的層面介紹佛教，好讓現代的大陸青年能夠認識漢傳佛教的精神，以及所具的適應性、包容性、開創性，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而漢傳佛教是有中國特色的宗教，跟印度佛教是有所不同的；佛教一開始傳入中國，就逐漸適應了中國文化的背景，然後融入於中國社會的生活環境，同時為中國的儒、道兩家開創了新的契機，這就是我們現代的人要學習的。吸收外來的文化，消化之後，變成自己的文化，然後開創出能夠奉獻給世界人類共同分享的新時代文化。　　

十二月十八日，也就是我們到達濟南之後的第二天下午，一行人被山東大學派來的劉永波教授，迎接到了位於濟南市區的山東大學校本部。聽說該校有四個校區，三萬多名正科生，四萬多名非正科生，共有七萬多名學生。現任校長展濤是位數學博士，相當年輕，還不到四十歲，已經當了兩任校長；他首先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茶會，向我們報告山東大學的校況，我在這個場合，也把我們法鼓山這個團體向他們做了簡報。我說法鼓山也在從事教育工作，一共有三大教育，含蓋著：大學院教育、大普化教育、大關懷教育；同時也在國內外提倡四種環保：心靈環保、生活環保、禮儀環保和自然環保。這對於熟習法鼓山的人而言，已經非常清楚指的是什麼內容，對大陸來講還是初次聽到，所以我約略將內容介紹幾句。然後接著就是一場小型的學術交流座談會，由該校文學院藝術系的教授和台灣去的林保堯教授等，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座談。
　　
　　因為我覺得那個會場的房間太小，人太多，空氣品質太差，聽了二十分鐘，就到隔壁的校長會客室休息，沒有多久，展校長也進入這間會客室，跟我繼續交談彼此交流合作的可行性和可能性。接著尹衍樑博士和陳維雄醫師也來到了會客室，他們兩位也是我們護送團團員，尹博士在台灣經營一個規模很大的潤泰營造公司，我們法鼓山第一、第三兩個工區的工程，都是由他們的公司承包。他在大陸設立的公司叫作大潤發，經營大型超級市場，據說全大陸共有三十四家，在濟南就有四家。這一次成為我們團員的原因，就是他在山東跟各界的關係都很熟悉，也可以說由於他的人脈，我們才找到了適當的對口單位，所以他雖然多年未到山東大學，展校長還是把他當成老朋友看，我建議由尹衍樑出資複製一尊四門塔阿閦佛頭像，或者是胸像，捐贈給該校陳列，來紀念這次海峽兩岸的盛事，他們兩人都同意了。
　　
　　預定要我演講的時間，是在下午四時至六時，可是天氣很冷，而且霧氣又重，下午四時已經就像是快入黃昏的樣子，而且我也相當勞累疲倦，所以大家建議我只講一個小時，至五時結束。這場演講是由他們文學院的王院長主持，到的聽眾有一百二十多位，除了我們的團員，都是該校跟哲學、文學、史學、藝術相關的學生和研究生，教室不大，擠得水洩不通。聽講的氣氛很好，大家都聽得很用心，有的還做筆記，並沒有人進進出出或打瞌睡的狀況。幸虧我預先準備好了論文的講綱，用投影片逐項放映給大家看，並沒有宣讀那篇論文，所以不會枯燥，也可以說講得相當生動，而且還告訴他們，如果想知道我所引用的資料，請他們參考論文。在一個小時之後，我只把講綱講到了第五點，有關佛教文物的部分已經沒有時間講了。接著由兩位學生發問，問得都很中肯，而且有水準，可見山東大學的學生素質相當優秀。
　　
　　第二場演講是在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我們在北京訪問了位於法源寺的中國佛學院，本來沒有計畫要演講，只是想去看一看中國佛學院近幾年來的設備、師資、課程的狀況，結果他們一定要我對學僧們做一場開示。從一九八八年以來，這是我第三次訪問該院，每次也都會給學僧們講一堂開示。這一次去得不太湊巧，該院院長傳印法師率領了一部分學僧，護送北京西山靈光塔的佛牙舍利，到泰國展出，所以由他們的副院長姚長壽居士接待，並向我做了簡報說，該院自開創以來，已經有了八百多位學僧畢業，現在全國各地負責寺院的中堅僧材，多半是出身於該院，而且有正科班及研究班兩個部分。正科班畢業的相當於學士，研究班畢業的則相當於碩士，雖然還沒有納入教育部的學制體系，在佛教教內和宗教界，他們的學歷已經獲得共同的承認。目前的教師除了少數是外聘，多數是由本院畢業的學僧擔任。他們正、副兩位院長，都是畢業於日本佛教大學，所以我說他們跟我一樣，是屬於留日派的佛教學者。由於該院畢業生的學歷，能夠獲得斯里蘭卡佛教大學的承認，因此前往彼國留學深造的人數就比較多了。　　

　至於我要講些什麼，因為沒有預先準備，所以就順便採用在山東大學的講稿。該院雖然已經開設電腦教學的課，但還沒有投影機，為了我向他們演講時的需要，就由我們護送團的團員黃楚琪居士，交待他在北京分公司的經理，連夜買了一台，讓我們攜帶前往。由於我的演講讓他們多了一台投影機器和一塊小螢幕，使得同學們都非常高興。這次的講題，因為我已經講過一次，所以更加活潑生動，讓學院的師生從頭到尾聽得津津有味，而且台上台下不斷地有互動的問答。
　　
　　結束時，我請中國佛教協會的宏度法師做講評，他向學生問了三個問題：法師的演講幽默嗎？法師的學問淵博嗎？法師的開示內容充實嗎？每一問，下面就是一陣掌聲，似乎他還想要問下去，結果被我打斷了，台下又是一陣掌聲，這讓我感覺到他們對我並不陌生，我跟他們也沒有隔閡。事實上，傳印法師為他們所講的戒律學課本，就是用我寫的《戒律學綱要》，可是該院並沒有我的《法鼓全集》，所以我又許了一個願，請佛協的副祕書長蘧俊忠居士調查，全國佛學院還有哪幾家需要我寄贈《法鼓全集》，我願全部供養。

四三、訪問北京
　　
　　這次大陸之行的另一個重點是在北京。因為佛指舍利到台灣，北京國家宗教局累次三番的希望我能夠親自到大陸一趟，雖然沒有去迎接，總還希望能去恭送。後來由於主辦的是佛光山，展出時再加上中台山，我們法鼓山只是發起人之一，加上我的工作太忙，所以沒有辦法應命。到了今年（二○○二年）十月，北京宗教局經過相當時間的溝通協調，各部門才一致同意讓我們法鼓山五百人的大陸佛教古蹟巡禮團成行，為了感謝宗教局及中國佛教協會的大力協助，使我們非常順利完成全部的行程，所以趁這個機會，於十二月十九、二十兩日，去了北京一趟。從濟南到北京，單程行車就需要五至六小時，是相當辛苦的，雖然這期間宗教局葉小文局長也護送佛牙舍利到了泰國，言明無法親自接待我們；但為了盡禮貌，表示謝意，我們還是決定到北京走一趟；見不到局長，能夠見副局長也好。
　　
　　萬想不到，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們的領隊施建昌菩薩告訴我，葉小文局長確定於十二月十八日的夜間，由曼谷兼程趕回北京，第二天親自接待我們，並且堅持要設宴款待我們。本來我們是要去向他致謝，結果反而由他來為我們接風。原本我們預定十九日的晚上，宴請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天則是請宗教局幾位協助我們順利辦理大陸巡禮團的官員吃飯。這樣一來，只好把宴請佛教協會的時間，延至第二天的中午。
　　
　　十二月十九日，我們一早從濟南出發，由於遇到大霧，高速公路管制站暫時關閉，要等霧散之後才能夠讓我們上路，我們就被擋在交流道的入口處，動彈不得。經過半個多小時的交涉，還是不得要領，向各處打電話請求支援，也因為還沒有到上班時間而求援無門。最後是由施建昌菩薩向管制站的主管請求說，我們是台灣來的四門塔佛頭護送團，現在要趕往北京，接受國務院宗教局的宴請，請通融讓我們上路，我們在霧中必定會小心行駛。這項請求非常有用，管制站馬上就派人將堵在路口的車輛，一一疏導讓開，我們的車子就順利上了高速公路。預定是中午十二時以前，要到達北京住宿處王府井大街的皇冠大飯店，由於山東霧大而北京又在下雪路滑，所以一再的耽擱，住進飯店已是下午一時多了。用了午餐，趕往設於廣濟寺的中國佛教協會，已是下午四時三十分。
　　
　　雖然下著大雪，天氣又很寒冷，在我們抵達之時，已有國際組的宏度法師以及二十多位比丘眾，都穿了黃海青、搭了七衣，在大門口迎接，另外還有一、二百位居士信眾，列隊歡迎我們，在大雄寶殿前也懸掛著一幅紅底白字的歡迎長布條。先至大殿禮佛，然後進入會客室，現任的會長一誠長老，已經站在會客室前等著我們，由兩位副祕書長蘧俊忠及叢銘隨坐陪同。因為祕書長學誠法師和常務副會長聖輝法師都去了泰國，而會長是特別從江西的寶峰寺趕到北京歡迎我的。因為我們才在今年十月十日到江西靖安的寶峰寺拜訪過他，此次再度見面，感到相當親切。本來我是來向佛教協會的諸位法師居士致謝，結果反而讓他們又勞師動眾了一番。想來人與人之間互動的關係，非常微妙，太多了會嫌麻煩，太少了又會隔閡。本來我們要在第二天請他們吃飯，結果他們卻把我們在餐館預訂的飯錢提前付了。
　　
　　這次到北京還有一個心願，就是想見一下兩位已故長者的夫人，那就是中國佛教協會前任會長趙樸初長者的夫人，以及《弘一大師年譜》的編作者林子青長者的夫人。因為趙樸老不僅對現代中國佛教的復興有大貢獻，而且我每次到北京訪問，他都予以親切的接待，早年我在上海時，他雖不是我們學院的正式老師，我卻曾經聽過他的演講，以及他為到上海訪問的國際佛教界人士英翻中的口譯開示；林子老則是我當年佛學院的老師。可惜他們兩位往生的時候，我都沒有親自前往致祭，所以我請佛協的宏度法師安排，跟兩位老夫人見一面；這項心願結果沒有達成，據說是兩位老夫人不方便來到佛教協會，只好拜託宏度法師轉交每位一份供養，也算是表達了我對兩位老夫人的慰問之意。
　　
　　離開中國佛教協會，天色已近黃昏，我們抵達宗教局的大門口時，葉局長已親自在門口等待。現在的宗教局，原來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統溥儀之父的親王府，看起來很像是一座寺廟，有大門，也有大殿，不過皇帝的大殿叫做金鑾殿，親王的大殿稱為銀安殿。現在這座大殿是國家宗教局的會議廳，可以容納二、三百個座位，我們先到葉局長的會客室，由他致歡迎詞，介紹宗教局的幾位官員；他說本來十二月十九日，泰國的皇太子預定接見他，他為了接待我到北京訪問，所以放棄了去見泰國皇太子的機會；他對我們這一次把山東四門塔古雕佛頭像捐贈回去，一再的讚歎和致謝，並且告訴我說，就在那天，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文物會議中，也特別提起我們把佛頭捐贈回去的事，表示相當重視。他沒有說是哪一位提出來的，但是在二十日的晚上，山東省副省長蔡秋芳教授告訴我說，是他們國務院的第一副總理李嵐清在會議上當眾說的。當我們告別之時，我希望用一下洗手間，葉局長就把我帶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參觀，並且讓我用了他自己房間的衛浴設備。我真覺得不好意思，把我如此看待，反而使我有點不太自在，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身分僅是一個和尚，而且對大陸也沒有什麼貢獻。

　　接著他就陪我一同上車，前往釣魚台賓館經營的一個餐廳，以素宴款待我們護送團的全體團員。在席間，我也為山東神通寺四門塔的管理部門，反應了一項意見，那就是我們曾經以書面請求宗教局能派人到神通寺照顧宗教事務，也就是希望當地從文物管理部門，轉讓給宗教部門來經營，而成為宗教活動的場所，可是久久沒有回應。葉局長就說：「是真的，還是假的？站在宗教局的立場，絕對是樂觀其成。至於山東省的文物部門，究竟有些什麼打算，必須協調溝通清楚以後，才能做決定。」他當場就指定涉外司的薛樹琪，第二天隨著我們到山東濟南走一趟瞭解實情。其實我也曾經跟山東省副省長蔡秋芳和濟南市長謝玉堂，提起過這樁事，他們也都說樂觀其成。因為我相信由於四門塔佛頭事件，已經成為國際性的新聞，今後凡是到濟南訪問的佛教徒們，都會希望到四門塔參拜，它既是古文物保護單位，更是宗教活動場所，可以作為觀光的重點，也可以成為佛教的名勝，應該是兩得其利的事。不管是對國家、對社會、對宗教，都是有益而無害的。至於我自己的任務，就是把佛頭護送到四門塔；我是局外人，今後我也不會再去過問四門塔的事，大陸的事，應該是由大陸自己的人來解決和運作。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上午訪問了中國佛學院，演講兩小時之後，已是上午十一時，就被他們請到北京朝陽區柳芳南里十二號的「荷塘月色」素食館午餐。中國佛教協會到的只有會長、兩位副祕書長、中國佛學院副院長、以及包括宏度在內的兩位法師，而我們倒是有二十多人，所以席開三桌。據說中國佛教協會並沒有固定收入，只是靠政府的一些補助，另外要靠會長去募款，過去是趙樸老去找錢，現在就由一誠法師負責了。本來是我們要請客，結果反主為賓，被他們請了，真是有些過意不去。
　　
　　午餐之後，我們就登車趕回濟南。又花了六個半小時的車程，晚上就在住宿的索菲特飯店，會見山東省副省長蔡秋芳教授，接著接受山東省宗教局局長于洪文的晚宴招待，回到房間時，已經是晚上十時，忙了一整天，已感到相當疲累。

　　四四、大靈巖寺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我們被安排去訪問長清縣萬德鎮的靈巖寺，這是濟南境內的三大佛教古剎之一；另外兩處則是神通寺及千佛寺。這座寺院可能跟神通寺同時創建，那是在東晉時代西元四世紀，有一位高僧竺僧朗開山的。
　　
　　靈巖寺雖然累建累廢，在中國佛教史上卻曾經有過相當輝煌的時段。例如隋文帝楊堅於開皇十五年（西元五九五年），曾經專門巡幸靈巖寺。到了唐太宗貞觀年間（西元六二七-六四九年），在此寺建造千佛殿和御書閣，把太宗皇帝的手敕供奉於御書殿內，然後又建造了般舟殿及辟支塔，如今般舟殿已成一片廢墟，而高聳入雲的辟支塔尚存於寺內。唐高宗麟德二年（西元六六五年）十二月，皇帝和皇后武則天到泰山封禪，曾經率領兵馬幾千人駐蹕靈巖寺十天。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西元八○六-八二○年），宰相李吉甫編纂的《十道圖》中，將濟南的靈巖寺、江蘇南京的棲霞寺、浙江天台的國清寺、湖北江陵的玉泉寺，合稱四絕，可見這座古寺在隋、唐時代的盛況。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八四五年），靈巖寺又遭到一次空前的劫難，全寺皆毀。至唐玄宗大中五年（西元八五一年），朝廷准予修復。到北宋景德年間（西元一○○四-一○○七年），皇帝敕名為景德靈巖禪寺。在宋嘉祐年間（西元一○三四-一○六三年）重建千佛殿、五花閣（目前尚存殘垣頹壁）、辟支塔，塑造毗盧遮那佛像和羅漢像。到了北宋熙寧三年（西元一○七一年），宋神宗皇帝敕賜該寺名為十方靈巖禪寺。
　　
　　在北宋大觀及政和年間（西元一一○七-一一一八年）先後有兩位住持，又增建了許多殿堂和亭塔，形成了今天的規模；從史料中得知，當時住有僧侶五百餘眾，在金人南侵之後，該寺還有二百餘眾。到元朝至元十九年（西元一二八二年），該寺僧眾多達二千餘人，那是該寺最盛的時代。到了明朝的成化四年（西元一四六八年），朝廷敕賜為崇善禪寺；至嘉靖年間（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又名為靈巖寺。在清朝時曾一度荒蕪，但是到了乾隆四十年（西元一七七五年）又有殿閣三十六處，亭榭十八座，還是具有不小的規模。
　　
　　這座寺院歷代出現過很多高僧和名僧，所以該寺有一處塔林，非常壯觀，也極具古文物價值，因為那都是歷代住持的祖塔，有不少是住持的壽塔，而且有各種各樣的雕刻，據說是中國三大塔林之一。從北魏到明代，曾留下祖塔一百六十七座，碑銘八十一通，至清朝就沒有了。明末達觀真可紫柏大師，也曾擔任過該寺住持，目前還可從御書閣大門的兩側，看到紫柏大師的語錄，被刻在石碑上。
　　
　　我們這一次去訪問，看到文物部門派人在那邊發售參觀的門票，不但沒有要我們買票，還送了我們每人一冊圖文並茂、印刷精美的畫冊《靈巖寺》。它的封面就是採用了辟支塔，內容包括該寺的沿革、歷代住持、古建築、古雕塑、古樹、佚文與碑記等，非常豐富。它的古建築包括天王殿、鐘樓、大雄寶殿、五花閣、千佛殿、御書閣等，都是唐、宋、元、明、清時代的重建和修建，所以可以看到唐朝的風格，也可看到宋、明的風格。至於塔的建築，除了辟支塔和墓塔林，最古的有北魏的祖師塔，唐代的惠崇塔，這兩座塔都有點像四門塔的四方形，但是只有三向三個門，一向未開門，同時它的塔基、塔身造型，也跟四門塔不甚相同。寺旁的般舟殿雖然已經成了廢墟，還可以從它殘存的台基、石柱、柱礎等，看到當年的建築，相當用心而精美；該遺址中，還曾經挖掘出唐代的石雕菩薩頭像和宋代石雕佛頭像各一尊，相當莊嚴，另有一座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建造的石雕佛塔，也是文化財寶。

　　該寺的千佛殿，是目前最主要的一座古佛殿，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後來經過宋、明兩代的修建和重建，還是保持著唐宋時代部分形式的布置和結構，它和山西五台山現存的佛光寺大殿結構相似，建於高大的石砌台基上，面寬七間，進深四間，丹檐扶殿頂是綠色的琉璃瓦，檐下置疏朗碩大的斗拱，外出三跳三昂，裡轉七踩三翹，補間鋪作一朵。減掉前區的四根金柱，為塑造高大的佛像提供了場地和空間，這就是宋代營造佛殿的模式。柱下均為唐宋時期的石質柱礎，風格頗古，從建築的形制來看，平緩的屋頂，斗拱的布置，柱間的擺布，在結構上承襲了唐宋時期的部分做法。

千佛殿內的雕塑，也是靈巖寺文物的精華所在。殿內有三尊大佛，位於正中一．二三公尺高的石雕須彌座上：中間毗盧遮那佛，通高五．四六公尺，是藤胎髹漆，通體貼金；東側盧舍那佛，通高三．八七公尺，是銅鑄的，通體貼金；西側釋迦牟尼佛，通高三．六七公尺，也是銅鑄的，通體深褐色。這三尊佛像年代各不相同，毗盧遮那佛，造於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一○六五年），盧舍那佛，造於明憲宗成化十三年（西元一四七七年），釋迦牟尼佛，造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西元一五四三年）。另外在千佛殿內的四周，還有四十尊彩繪泥塑的羅漢像，都是坐於八十公分高的磚砌束腰的座台上，每尊從頭頂至座面的高度，在一○五至一一○公分之間，比真人略大一些，表情姿態各異，栩栩如生，都像是活人坐在那裡。
　　
　　我們在其他寺院看到的都是五百羅漢像或者是十八羅漢像，該寺則是四十羅漢，頗具特色，每尊像側牆壁上，均標著他們的名字，其中包括天台智顗大師、破山和尚、該寺的開山洪定和尚等，這些羅漢之中的三十二尊是塑於北宋治平三年（西元一○六六年），到了明朝的萬歷年間（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又補塑了八尊。在一九八一年，國家文物部門對這四十尊羅漢像，進行了為期兩年多的修復工程，在維修過程中，從殘存羅漢像的體腔內，發現了一些古文物，例如宋代銅鏡十一面，從隋代至宋朝嘉佑年間的銅幣八十七枚，還在一尊羅漢的體腔內，剝離出一尊比較完整的鐵質羅漢像，那也是北宋熙寧三年所留下來的文物，這真是不簡單。所以當我們在參訪時，這座千佛殿的後半部是不開放的，更不准攝影，但是我們很有運氣，在這前一天他們卻開放了。
　　
　　至於該寺的古樹，我們看到了一棵老松，又叫作摩頂松，另外還有幾棵非常特別的古樹，例如鴛鴦檀、龍鳳檀、漢柏、雲檀等。
　　
　　我在進入該寺之後，就有文物部門的管理人員，準備了筆墨紙硯，要我留下墨寶，那支毛筆的筆鋒很長也很軟，寫了兩幅大字都未成功，結果寫了一幅中楷的「古剎重輝」留作紀念。進到客堂，又有準備好的筆墨宣紙，該寺監院覺印法師說，在大門內寫的字是屬於文物部門，現在寫的字才是屬於寺內的；我只好再寫一幅字「正法久住」，留給該寺。由於四門塔文物部門的人也在場，他們希望我將來會為神通寺的大雄寶殿題字，事實上我沒有時間練毛筆字，寫出來只能算是獻醜而已。

四五、神通寺和四門塔

　　這一次去大陸的目的，就是把一尊古佛頭捐回給神通寺的四門塔，可是我們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才有時間，真正參觀古神通寺的遺址，以及四門塔的內景和外觀。因為十二月十七日，把石雕佛頭像護送到新建的神通寺後的附屬建築物內，並沒有時間參觀寺院，也沒有時間去看四門塔。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雖然到了四門塔朝東的一面舉行揭幕及開光儀式，也繞塔灑淨，轉了三匝，由於參加典禮以及觀禮的人數太多，特別是媒體記者群緊盯著我拍照、錄影，我被大群的人包圍著擁上了山坡，又被擁下了山坡，我只知道是到了四門塔，四門塔究竟長成什麼樣？以及塔內的狀況怎麼樣？都無暇觀覽和瞻仰，所以，我要求下午再去細細的參訪一次。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的儀式之後，我們就被當地的官員帶著上車，去位於附近山坡上的「四門塔賓館」，接受歷城區區長譚延偉的午宴款待。這個賓館又名「四季村」，是由濟南市現任市長謝玉堂題字，實際上它是濟南市政府的第四接待處，可見四門塔在濟南市來講，是屬於相當有名的郊外度假風景區。當柬埔寨的國王施亞奴居住在北京期間，也曾經來到神通寺四門塔觀覽，因為他是一位佛教國家的國王，所以到現在為止，當地人還津津樂道這樁事。
　　
　　在當天的午宴席上，見到一位貴夫人常書簡女士，他們都說她是虔誠的佛教徒，對我非常敬仰，也希望跟我學佛，她是十二月二十日晚上連夜從外省趕回濟南，來參加這一天四門塔的盛會，目的是希望見我一面。因為她的先生看了我的書，邊看邊做筆記，對我非常讚歎，並且會把他的筆記寄給我看。到底她的先生是誰呢？就是十二月十七日我們初到濟南的那個晚上，在旅館拜訪我，並且設宴招待我們的濟南市市長謝玉堂。由於區長作東宴客，市長就不便參加，她就是代表市長來的，當天她也跟著我們參觀了神通寺四門塔，晚上又陪著我出席了濟南市文物局局長鄒偉平招待我們的晚宴。
　　
　　四門塔既然是屬於神通寺，我們就先說神通寺吧。根據《高僧傳》卷五〈竺僧朗傳〉的記載，他在前秦苻堅皇始元年（西元三五一年）移錫泰山，和當時的隱士張忠，結為林下的契友，後來張忠為苻堅徵招，行至華陰山而卒，朗公就在「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泰山西北之一巖也，峰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百有餘人。」後來就稱這個山谷為朗公谷，後人就說現在的神通寺是朗公創建，而靈巖寺也是朗公所建，朗公谷和金輿谷究竟是同一個地方？還是兩個地方？不太清楚。到了隋文帝開皇十四年（西元五九四年），由曇先向朝廷奏請，隋文帝敕命河南王為檀越，再興寺門，又改名為神通寺。到了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年），義淨三藏（西元六三五-七一三年）七歲的時候，就到該寺親近善遇及慧智兩位善知識，後來有關該寺的沿革就不清楚了。

　目前的神通寺遺址，是在一個山谷裡邊，由於文物單位主張保存它的原狀，不准在原處重建，目的是為了考古，認為在遺址的底下可能還埋藏有什麼古代的文物。現任的謝玉堂市長就在山谷下的入口處，興建了目前的神通寺以及四門塔賓館，而現在神通寺的四周可以看到的幾項古建築，就只有四門塔、朗公塔（又稱龍虎塔）以及歷任住持的墓塔。現在神通寺的廢墟中，還留有元朝大德十年（西元一三○六年），至治二年（西元一三二二年）以及明朝成化十年（西元一四七四年）所留的石碑銘文，以此可知，在元、明兩代的神通寺，還是被重建過的。至於遺址後側山壁上的摩崖石刻，雖稱為千佛崖，實際僅有兩百多尊石雕像，是魏、晉到隋、唐時代的雕像。
　　
　　其中的四門塔，本來不知道它是建於何時，學者們推測屬於唐代的建築，不過由於幾年前相關單位對它做了一次非常徹底的修繕。在塔頂上面，發現一塊大方石的右下角刻有「大業七年」（西元六一一年）四個字，這才確定這座塔的創建年代，因此也推測裡面塔心柱四周的四尊石雕佛像，大概也是這個年代完成的。
　　
　　可是近年又有一個新發現，在雕像的底部刻有東魏武定二年（西元五四四年）字樣，因此推測先有石雕的佛像，後有四門塔，佛像的雕造，比四門塔的建築更早了六十七年。那麼一九九七年被人盜取而流轉到國外的這尊石雕頭像，是屬於南北朝時代的文物了。在北方的東魏定武二年，就是南方梁武帝大同十年，當時雖然南北分治，對佛教的護持和弘揚倒是沒有二致。
　　
　　四門塔可說是大陸目前現存最古老的石塔之一，也是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石塔，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被大陸國務院公布為中國的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所以它是國寶級的文化財產。四門塔建築在神通寺右前側的一個山坡上，由塔基、塔身、塔頂組成，是一座單層石砌的四面方塔，塔身上方，是用石塊疊砌，挑出五層，作為塔簷，塔頂屋面有一點像是金字塔型。頂端又有一個七層小塔形的寶蓋，塔基座也是四方四角，每角有一個蓮花瓣狀的石雕，中央便是一座圓形輪狀的小塔。
　　
　　四門塔的塔身，四面各開一個高二．一○公尺、寬一．四○公尺的半圓形栱門，所以從宋朝以後都被稱為四門塔。從塔基到塔頂通高一五．○四公尺，每邊寬七．四公尺，塔壁厚度○．八公尺，全部採用當地出產的大塊青石砌成。塔柱中央直徑五．八公尺，一共四面。每面各有一座寬約三公尺的佛壇，壇上原來每面各有一尊佛像及兩尊菩薩像或弟子像，也就是它的主尊，共有四尊，脇侍共有八尊，四尊主尊，便是北面微妙聲佛，西面無量壽佛，南面寶生佛，東面阿閦佛，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有四尊主尊，每面主尊兩旁的脇侍都不見了。現存的四尊佛像，都是用整塊當地的白色石材雕刻而成，硬度在六度以下。佛像皆螺髮肉髻，顏面豐圓，額廣平整，細眉慈眼，隆鼻長耳，嘴角上揚，安詳恬靜的神情，似在向人娓娓說法。這些佛像雕刻細膩傳神，刀法流暢，紋飾清晰，特別是面部及頭部的螺髮肉髻，工夫很深，是珍貴的佛教藝術極品；流轉至台灣的佛頭像，就是來自其中東面的阿閦佛。
　　
　　在阿佛的頭像於一九九七年失竊之後，他們比照其他三尊佛像的頭像複製了一個，但是可以明顯看出來不是原來的佛頭，所以把四尊佛像的頸部都圍上了一圈黃布，做為掩飾，現在這尊頭像已經回到了它的身體，其他三尊像也一起解除了黃布的裝飾。近代中國人只知道東方有一尊琉璃世界的藥師佛，其實古代流傳的東方世界是阿閦佛，它的信仰更早於藥師佛，在東漢時代就有支婁迦讖譯出了《阿閦佛國經》二卷，在唐朝的不空三藏也譯出了《阿閦如來念誦供養法》一卷，所以在隋唐時代講到東方淨土就是阿比羅提世界的阿閦佛。那個世界，跟我們這個人間相當接近，有人民，有欲界的諸天，有女人，不過沒有三惡道，不需要生產和販賣，那邊的人民沒有愛欲及婬妷之事。此讓我相信，正由於我們法鼓山在提倡人間淨土的建設，所以阿閦佛的頭像會流轉到了法鼓山。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們在大陸完成了所有的活動之後，便歡喜地離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四時三十分起床，五時用早餐，因為太早，旅館準備不及，大家等了三十分鐘只喝到一碗稀飯，吃了一根油條，就趕著搬行李上車，趕搭八時起飛的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從濟南市區到國際機場，需要一個小時的車程，加上出境的證照查驗和行李託運，時間相當緊迫，好在我們還是享受了禮遇的通關，總算準時登機。經過香港轉機到台北，再和兩位出家弟子轉機到西雅圖，再登機飛往紐約，抵達東初禪寺，全程已經用了三十個小時，但是還算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的十一時三十分，忙過了這般長的一天，這也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經驗。　

　　

　這一次把四門塔的佛頭像捐贈回四門塔，我們花了不少的錢，也費了不少的心血，它的效果如何？我是不太清楚，對我來講，只是了了一樁心願。不過，基金會公關文宣室熊淑華主任非常用心將文宣資料及新聞訊息，做了很詳細而全面的傳布。
　　
　　據說中國大陸非常重視，他們的各大媒體連續幾天都做了大幅的報導，在報紙方面不論是地方的或是全國的，都在頭版刊出圖片及文字，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的電子媒體，都做了專題的報導。新華社發行的刊物《參考消息》，也做了整版的圖文報導，它的文字內容，都是採用我講的話以及我所發表的文稿；他們都將它界定為文物的、文化的以及兩岸的交流。
　　
　　台灣的各大媒體，也用顯著的篇幅和時段，做了比較深入的報導，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美國、泰國、歐洲，所有的華人媒體，也都把它當成重要的新聞報導，甚至於英文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都刊出了這項消息，美國的電視台也播出了這段消息。至於歐洲語文的新聞報導如何？還沒有去調查，所以不大清楚。由於這一項活動，把法鼓山的理念很快而普遍的傳播出去，相信對整個人類世界都是很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