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略論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作者:道初法師
13/05/2010 11:26 (GM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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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從傳人中國到現在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這一千多 年的歷史時期,佛教與中國社會相輔相成,呈現了曲折的變化和發展,特別是到了現在,中國佛教必須而且能夠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是時代的要求。從歷史上看,在中國社會發展之最鼎盛時期的唐朝,佛教 也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各大宗派相繼形成,許多大德高僧都被當時的帝王請到京城進行弘法利生事業。其中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玄奘和鑑真兩位大和尚,他們還不 遠萬里到國外取經和弘法。同時,當時的京城,也是外國僧侶聚集之地,許多外國僧 人來到長安、洛陽學法,這對唐朝與當時外國的友好關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唐以後的幾個朝代,佛教也都與其當時的社會相適應,對 當時的社會發展起有一定的作用。

佛教徒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愛國力量,無數佛教先輩在抗 日戰爭的年代裡,他們紛紛組織了抗日救護隊,救護傷員和難民。例如愛國高僧圓瑛大師,當“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軍 佔領東北三省後,他義憤填膺,以中國佛教會的名義,通告全國佛教徒,建立護國道場。同時代表中國佛教會致書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的 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國人民一道,本著佛陀的大無畏精神,共同製止日本的軍國主義。 1937年,盧溝橋事變,國難當頭,圓瑛大師號召全國 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組織僧侶救護隊,辦理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收容無辜難民和抗戰受傷的戰士。圓瑛大師要求僧侶救護隊隊員們要發揚“大無畏”、“大 無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搶救傷員和難民。當時在上海的僧侶救護隊,共救軍民萬餘人,時人稱為 “戰神之敵”。他不僅教誨別人,而且自己一直身體力行。為籌集款項支援抗戰,他帶領弟子明暢法師前往南洋籌集 經費,倡導“一元錢救國運動”。他在南洋華僑中募得了大量款項寄回國內,以充佛教醫療 和收容所的經費,支援抗戰。他還曾贈言與北京中國佛教學院師生:“國家興亡,匹夫 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鮮明地號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國興教”的兩副重擔。 1939年,他和明暢法師一起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受到 嚴刑拷打,他們大義凜然,威武不屈。因此,他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愛國老人”。這樣的高僧愛國事例還有很多。

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與國家的宗教政策有直接關 係。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 過的《共同綱領》第五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建國初期,國家經濟還很困難,各級政府就撥出巨款維修佛教的名剎古寺,給信教群眾以宗教 活動的自由,保護佛教徒的合法權益,幫助有困難的教徒解決生活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量的寺廟得到恢復,各地都創辦 了培養青年僧侶的佛學院。所有這些,都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創造了前提。

正是在國家宗教政策的光輝照耀下,佛教僧侶除了加強自 身建設外,還廣作資生福利事業,積極向社會福利事業進行捐贈。如在上海,我們的院長真禪法師從1985年起,即向上 海市兒童福利院捐款,1988年在上海市兒童福利院設立“真禪法師殘疾兒童福利基金”,每年捐贈二次,目前基金已達人民幣100萬元。 1991年夏季,上海佛教界支援災區人民人民幣100 萬元,嶄新棉被1000條。 1993年又創辦了 “真禪學校”。今年夏季,我們上海佛學院尼眾班的每一個同學也把自己 的毛衣褲捐獻給廣西省的廣大災民。此外,上海佛教界在對外交往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貢獻。明暢大和尚和真禪大和尚多次出國弘法,使許多外國信徒 和華僑信徒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華僑信徒中的許多人都到國內投資建廠,對社會福 利事業進行捐贈,促進了中外人民和中外佛教徒之間的友好關係。

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輝照耀下,維護社會穩定,促進 民族團結,使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更相適應,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貢獻心力,這是我們每一個佛教徒的神聖職責。江澤民主席最近指出:“民族、宗教無小事”。這說明維護民族團結和億萬佛教徒的團結,是關係全局的 大事。我們身為佛教徒,應當遵循佛陀的教導,以“六和”精 神,同體大悲、普度眾生的坦蕩胸懷,為兩個文明建設貢獻力量,以促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更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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